两个选择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罗汝鹏

作为北大考古人，我清楚在学术能力方面，自己和众多优秀的师友相比差距仍是很大的，但是通过多年与考古事业之间的感情磨合，我也知道自己还是可以算作一名坚定的考古工作者，为此我很自豪，非常庆幸最终选择了考古事业。

正如总书记所说，考古工作“既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是一门有趣的学科，有着很多机会去改写历史，现在又遇上了好时代，即使像我一般不太聪明的人，也可以做一些对历史、对社会有价值的工作，这对于平凡且短暂的人生而言，无疑非常幸运。本文我想分享一下，一个世俗的学生如何选择了考古之路，希望对大部分事业迷茫中的年轻同学有所借鉴。

事业选择

自2003年进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来，我便开启了与考古相爱相杀的斗争时光，十一年在同一个学院读书，虽然顺利完成本、硕、博三个阶段的求学，但这十一年的时光，对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是否选择考古事业？

我出生于西南山区的一个小城镇，家境不错，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是家人坚定拥护的核心教育观，由此也看得出，考古显然不是家人心目中理想的专业。而且进入学院不久，老师们已经反反复复地将升官梦和发财梦，成功的扼杀在学生对后半生幻想开始的地方。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入学不久，在新生见面会上，当我幻想着古建筑可能和建筑设计等“高大尚”的“钱途”相关，大胆且伪装地表露出对学习古建筑的向往时，一向谦逊和蔼的李伯谦先生用犀利的眼神瞪了我一眼，嘴里说出那句老话“想发财的同学就不要选择考古专业了”，这噩梦般的一幕堪称我大学历程中的至暗时刻，以至于毕业后向李先生提起，惹得他哈哈大笑。

之所以会进入考古系，倒不是调剂而来，我是主动填写的专业，虽然也有高中老师的忽悠，“考古就可以到处游山玩水”之类的大饼，但主要还是因为那一年北大第一次在四川有了提前批录取名额，考古专业是唯一的选择，当然，按照高中成绩算来，我也是有能力直接考入北大的，之所以选择提前批，那和我父亲坚决反对复读一事相关，我也算是勇敢地欺骗了父亲，偷偷地回来复读，然后成功逆袭考上最牛大学的励志榜样，但怎么也没想到等在前方的是一个极度陌生的考古专业。总之，各种巧合、一切的偶然将我与考古联系在一起。

本科一年级，另一个诱惑很快来到，那时候双学位很流行，尤其是林毅夫先生创办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为很多学生改投热门的捷径，师兄师姐中总有几位很热情，同时又很时髦、很务实的，他们用“成熟”的语言向新生耐心分享着“白领之路”，这在当时是极具诱惑的，也的确是一条比较快捷的融入大城市的事业之路。我也很自然地报读了经济学，学得很认真，也顺利毕业，但最终却没有坚持走向那条路，主要的原因是，通过学习多种数学，我非常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数学能力与其他优秀同学之间的明显差距，同样的一页数据，优秀的同学总能很轻松地看出规律，而我却总是一头雾水；另外一个关键原因，是大三时的田野实习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快乐。

周公庙遗址的实习时光是那种刻在心底最美好的记忆之一，那半年很幸福，凤凰楼很宽阔，硬件即使放到现在也不算差，后勤很给力，吃得好睡得香，同学们学得认真、玩得开心，团结、搞笑、拼搏、爱情，一样都不少，老师是天团级，徐老师的魅力、雷公的组织、孙老师的协调、董老师和董师兄的自由切换，还有“看似老实”的大志师兄，他们的影响细雨无声地灌输在我们单纯的大脑之中。周公庙的每一天都是充实的，从未经历过的“充实”，这种“以全身心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方式”对于我这种小地方出来的学生而言当然是彻底而全新的体验，因此也强烈地冲击着我平凡的人生观，在结束实习的时候，我更加明确地放弃了经济学的路，那一刻也告诉自己“要坚定地从事考古专业”。

我很幸运遇到一位好导师，凭着半年实习的表现，徐天进老师愿意接纳我成为他的学生，不过他认为我心性不定，需要磨砺。由此，继2005年半年实习以来，一直到2013年，博士毕业前的最后一年，几乎每年都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我是泡在田野里的。应该说，与同学们在一起生活的田野实习相比，一个人加入到现实版的考古队去学习、去工作，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即使由于我是北大学生，考古队会对我另眼相看、额外照顾，也无法改变独处乡野的孤独以及远离城市繁华的落寞，期间若是再遇到或看到一些利益纠葛的乡村版斗争戏，心中不免更是感叹有辱斯文，想想未来可能就是沉浸在这般鸡毛蒜皮的小事之中时，那简直让我好像落入了漆黑的深海里，找不清方向、看不到希望。放弃考古，这样的念头又开始不断萦绕在我世俗的脑海之中。

虽然坚守与放弃，反复争夺阵地一直伴随着我的整个大学生涯，但来到博士阶段，不断地成长总归对于质变还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的，总的来说，博士阶段的时光是选择考古占据优势的时期，虽然心里好像也一直有所不甘。

为什么如此纠结呢？朋友们曾打趣地说过，也许有时间与付出的原因，一件事做得久了，其他的事可能也不一定会做了。但细细想来，在考古工作与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的快乐、突破认识的成就感、精神自由的舒适，这种研究生活带来的不一样的感受，是很多职业无法获得的。回想博四的最后半年，我和室友闭关在宿舍里写论文，每天睡觉大约四个多小时，书桌边永远摆着两箱红牛，每一天思想高度的集中，是那种你能真切感觉到，脑海中有几个小人在拼尽全力地辩驳、在脸红耳赤地争论，而其他的一切都无法插足进来。我的博士论文是重新谱写东南地区一个区域的文化谱系，是在织就一张更加精密、逻辑更完整的文化发展脉络网，算是一篇颇有难度的论文，但就是这种挑战，从粗疏到严谨，从点滴的器物细节，到文化谱系网络的逻辑闭环，每一个奇思妙想得到证实的时刻，我站在畅春园64楼的阳台上，抽上一根烟，呼吸一下窗外的新鲜空气，兴奋地忍不住得意地笑起来，那一刻感觉自己简直就是天纵奇才，不禁感叹人生短暂，夫复何求？大约是博士论文截止交稿的最后一天，我才把论文送到了商周考古室，还记得刘绪老师拿着我那本挺厚的论文，笑着说了一句：“还以为你写不完呢，应该是一生中最认真的一次了吧？”

我是个务实的人，不得不说，选择考古作为后来的职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读书阶段与浙江考古的相遇。2009年北大中学生考古夏令营，是我第一次接触浙江考古圈，后来博士阶段随着研究方向转向南方，更是频繁地奔走于东南地区。相对于北方地区而言，在浙江做考古是相对轻松的，这里良好的契约精神，保证了大部分田野工作没有过于复杂的人际纠葛；其次，相对发达的经济环境与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也为考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好的硬件条件和更专注的研究空间；另外，交通条件的便利也是一个大大的利好，家庭中的抱怨之声可以少不少。除了这些重要的外在条件，若是自己的研究方向能与东南地区的课题相契合，那自然就更加完美了。本科到硕士阶段，我研究的内容紧跟着考古文博学院在大周原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展，集中于先周、西周王朝的腹心之地，进入博士阶段，导师第一时间根据我个人的情况，积极推荐了南方先秦考古的内容，并亲自带着我从参观、整理开始，直接触摸实物，参与整理一些南方地区的重要资料，很显然，这样的优越待遇让我很快建立起对几个陌生区域文物特征与文化谱系的直观认识，对于后来自己可以更深入、更广泛地探索更大范围的研究有着关键的意义。同时，相对于中原、关中这样商周考古的热门主题，南方地区先秦时代的课题显得冷清很多，关注的学者少，材料零散、细碎，但这些年的考古发现也越发明显的反映出，自龙山时代以来，南方先秦文化的发展与北方中原地区关系极为密切，并且整个“百越地区”的文明共性也越发紧密地联动起来，有南北文化的交流，有自身共性的融合，已有研究的深度又明显不如北方的热点课题，显然这样的更偏重基础研究的题目对于学术基础一般的我而言，正是一条捷径，扬长避短。

当成绩不断积累的时候，一些幸运的事情也随之而来。首先，作为家里少有的大学生，全家对我向来是全力支持的，在表姐大力的经济支持下，2011年至2012年，我几乎走遍了苏浙沪皖赣闽各个县市的博物馆和不少文物库房，考古研究还是必须依赖于亲手触摸，这为我后来选择具体的研究内容以及预判研究成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次，一路走来，遇到很多神奇的老师，看见了不少地方坚守的文物干部，他们的指导都是充满正能量的精神支持。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博二上学期，学院组织了对知名学者口述史的采访活动，我正好在杭州，有幸陪同来浙江的师妹一起采访了牟永抗先生，他是公认的浙江考古第一人，一整天的采访，牟先生大气磅礴地讲述了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考古历程，每一个历史画面仿佛就在眼前，许多鲜活的人物一下子更加立体形象，在那些艰苦卓绝，在夹缝中求发展的岁月里，像牟先生这样的一代人奠定了浙江考古学术发展的核心框架，也奠定了浙江考古最根本的学术传统与治学精神。短短一天的采访，脑海中嗡嗡作响，心绪难以平静，好几天后才冷静下来，除了感叹前辈大家的伟大，也不知不觉地对未来继续探索南方先秦考古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期待与使命。

了解了浙江考古的环境，也有了清晰的拼搏目标，又有着如牟先生这般的前辈榜样，博士阶段我便早早地下定决心，只要做考古，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不去。最终，博士阶段，越往后思想波动越少，研究工作也越发的得心应手，顺利拿下优秀博士论文后，我就考入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使命选择

北大学生的头衔在地方当然是星光熠熠的，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领导们给予我很大的信任和期待。2014年8月入职后，我被派到了湖州毘山遗址，一直以来这是浙江商周考古最为看重的大型遗址，并且当年正式获批了主动性考古发掘执照，正是一个充满机遇，并且考古条件颇为成熟的工作机会。考古领队刘建安，陕西汉中人，年龄只大我几岁，建安兄性格直爽、心胸豁达，凡事都会找我一并商量，共同决策，这对于一个刚入职的新人而言，真是格外轻松、舒坦的开端。一方面，建安兄在工作思路和田野安排上充分尊重我的想法；另一方面，在队伍组织、关系处理、制度管理等方面又毫无保留地向我传授经验。不过三个月，除了兼顾毘山遗址的发掘外，我已经从所里领到了基建考古的任务，10月底，湖州市和孚镇后村遗址成为了我独立带队开展的第一个发掘项目。

顺利的开端，领导和队友的支持，当然，我也从来不挑食，只怕没有项目可做，从后村遗址开始，从一个接一个的基建考古项目，到两三个项目同时管理，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我已经成为了单位中承担考古项目的主力队员之一。有了实实在在的考古资料，可以研究的内容就丰富了，我不是一个老实的考古工作者，看着手里不断积累的材料，总是想着法儿的期望加强研究成果，那时候我经常往文保室跑，希望能在科技考古、文物保护上有所合作，去外省出差，也总是推销着自己的考古材料，看看有没有哪些老师愿意和我合作，做一些深入的研究。虽然每年我承担的项目挺多，可用的经费也不算少，但总想着搞点“新花样”，还是需要所里更多的支持，每次到财务科总是一副“跪舔”的姿态，各种卖惨讨好，以至于一向严肃的何科长也拿我开玩笑：“罗博士，又来讨饭了？”最初的几年时光，真是一帆风顺、激情燃烧的岁月。

有一点特别需要感谢北大对我们的教育，那就是学术规划与课题意识。博士阶段从百越考古视角出发，自交趾至会稽，千八百里的南中国地区，整个夏商周时期的考古资料大多都经过了梳理与考虑，这为我到浙江工作奠定了很好基础，我算是带着自己的课题设计进所工作的。2015年我所商周考古室成立，黄昊德任主任，昊德是个略带腼腆的谦谦君子，我关于浙江商周考古五个方向的课题设计与他不谋而合，从此我们商周考古室围绕着西苕溪、东苕溪、越国都城与王陵、浙西金衢盆地、浙东沿海与海岛五个方向不断推进，应该看到，仅仅几年的时间，浙江商周考古在这几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突破，这正是方向明确、组织有序的课题规划带来的成果红利，我们对越文化与越国考古史的重谱充满希望。回到我自己的发展，也是2015年，11月的时候，所里派给我一个任务，希望我能到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遗址做一次调查，这项任务正是东苕溪流域商周考古课题下，一次带有主动性质的任务，也是商周考古室成立以来，第一次有计划的项目推进。当然由于一切都刚开始，领导态度也很明确，最多给我两三个月的时间。来到小古城遗址，仍然屹立在地表的城墙一下子就勾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毕竟这时浙江地区商周时期的城址考古还是很少的，而且对于城址的年代也颇有争议，已知的点多数年代上限也在春战时期，小古城遗址的遗存多数都是商时期的，城墙会不会也是商的呢？如此好的机会，又关系到东苕溪流域商周时期考古课题的推进，我既可以一边在同时代的毘山遗址工作，一边又能独立操作另一个很可能是商代的城址，不能轻易放手。怎么样才能长时期地留下来，怎么样才能做好一个先秦城址的考古工作，显然一开始就需要一个惊喜，通过全面的调查，我决定先在南城墙的一个断崖面上，大胆地试掘一下，一条1.5米×12米的探沟，一段中部、北部完整的城墙剖面以及上下叠压关系清晰的地层证据，地层中的遗物还颇为丰富，文化面貌单纯，浙江地区第一段可以明确确定的商时期城墙就出现了。正是依靠着这段商时期的城墙，可能还有一点我的“忽悠”能力，小古城遗址系统考古的工作自此得到了所里的大力支持，一步一步持续地展开了，这也是我从单纯的基本建设考古正式向主动性考古出击的开始。

人生总不能一帆丰顺，挫折更能使人成长，2017年，这样的经历伴随着巨大的机遇来到了。2016年底，我带队进入绍兴平水盆地，这里是越国高等级贵族墓葬聚集的地区，黄昊德就明确判断这里正是越国王陵所在地，因此能争取到这里工作，也算是我预谋已久的阳谋，想办法更长时间留在平水，当然是除基建考古以外，可以推进越国都城与王陵考古大课题发展的关键。但是没有料到，一座同样重要的宋代墓园出现在面前——兰若寺宋代大墓发现了。地方单位的考古工作，虽然在推进主动性项目和专题研究上，和中央研究院所、高校相比，的确缺乏足够的专注力，但很显然我们在开启新发现，贯穿中华历史的层面上，有着更大的优势。兰若寺宋代墓园的价值与意义不必多言，但作为基本建设考古项目，特别是涉及一个可能关系到一个乡镇近几年最大投资项目的基建考古任务，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无可避免。回想兰若寺发掘的过程，有过诱惑与威胁，也有过不理解与阻碍，但更多的是同事们和工人们齐心协力的共同面对与坦诚相待，即使是开发商与地方政府，面对这样的难题，也的确是苦不堪言，最终的结果虽然差强人意，但始终也守住了底线，保护了重要的遗址。而对我而言，一年的跌宕起伏，收获的不仅仅是重要的研究资料，更多的是面对文物保护工作的理解，面对自己未来使命的选择。

在总书记“5·28”讲话之后，党中央、各级政府明显加强了对文物考古事业的重视，2019年也成为浙江考古事业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全省考古前置工作开始正式推动起来，如何破冰，如何顺利推动考古前置工作的开展，考古研究所成为前沿尖兵。面对着翻倍增长的考古项目，所里当机立断成立了项目管理部，我出任第一届主任，开始管理所有考古项目的推进与人员安排。从自己的发展规划出发，我心里自然是不希望接手这烦琐艰巨的项目管理部，但几年的工作经历，也让我清晰地明白，基层的考古工作必须要有人愿意付出，愿意对外推动考古前置工作的开展，要为所有的一线同志们创造尽可能宽松的工作平台，更要让各地不了解考古工作的领导们，能够真正地接受与支持考古工作的有序推进。我们需要创造一套程序简单但制度严明的工作流程，既能合法合规地执行考古前置的任务，又能够高效有序地配合基本建设工作的开展。出任项目管理部主任的这两年，我想自己还是对得起本心与初衷的，我所每年从承担60—80项基建考古任务，发展到顺利承担300多项任务，项目管理部获得省文旅厅“双建争先先进集体”，我个人获得“2021年‘最美浙江人·最美文旅人’提名奖”，这些奖项也是浙江地区考古前置工作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通过这两年的工作，我们实实在在地保护了大批的古代遗存，也完成了配合国家基建项目顺利开展的工作职责。有时候想想，考古前置工作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责任，更是一个态度，除了可以让我们在经济发展前直接保护老祖宗数千年、数万年留下的珍贵文物，更是一个文明社会尊重历史、尊重祖先的精神体现，一个对自己祖先都没有尊重感的社会，一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又怎么会尊重自己？又怎么会有未来呢？

很幸运，奇妙的缘分让我选择了考古事业，让我选择了文物保护这一冷门的工作使命，我们的国家正在不断的富强，仓廪实而知礼节，为了自己，为了未来，我们需要考古事业的发展，需要保留这一份对历史、对未来的尊重，需要保留这一笔潜力无限的财富，回想近二十年的考古生涯，作为一名基层的考古工作者，有幸处在新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很幸运，也很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