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
——在北大求学的时光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路国权

我2008年9月考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2010年9月通过硕博连读选拔，转入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习，2014年7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离开了美丽的燕园。后来在2019年9月至12月，我获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学的机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北大短暂停留，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学生，时过境迁，感受和以前不太一样。回想起来，最初在北大求学的六年时光，也许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怀、最值得怀念、永远值得珍藏的一段记忆。

偶尔做梦回到其中的某个片段，醒来之后又觉得不真实：曾经那么美好。我知道我所怀念的不仅仅是自己逝去的青春，在那最美好的青春岁月里能够从容悠闲地度过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物质虽然不够丰富，但是精神极其富裕，内心十分充盈，每一点每一滴的努力和付出都能够得到回报和满足。在这段珍藏着我自己青春的岁月里，也满载着对曾经年轻的老师、师兄、师姐和同学们的美好记忆。

圆梦北大

可能每个中国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北大梦。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给我灌输一个信念：你一定能考上北大。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父亲怎么做到慧眼如炬，料事如神，成功预言了二十年后的事情。只记得父亲在亲朋好友们面前说得次数多了，仿佛人人都知道我是要考上北大的，考不上就要丢人了，我就只能刻苦用功，奋发图强了。大概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学习成绩可以说一直名列前茅。在高三全市的摸底考试中，也能够甩开第二名几十分。可惜在高考前夕，因为家里的一些变化，影响到心神，高考发挥失常。成绩出来之后，一心想离家远一些，对着一本报考指南看来看去，最后选择了西北大学的历史学基地班，一来离家远，而且学费减半；二来高中教我们历史的王学真老师很喜欢我，要我做历史课代表，经常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开小灶，借给我很多书看，潜移默化地增加了我对历史的兴趣。到西安之后，心里虽然有种种不甘，但是终究没有复读的决心，就那么随大流过了一年多大学新生没有太明确意识的漫无目的的生活。每到周末就步行出北门，穿过漫长的环城公园和城墙，到书院街和城里游玩。慢慢地也开始觉得这样的生活没什么意思，也不是我想要的。课堂上老师们讲的那些内容，很多都是中学阶段我已经学过的，没有能够特别吸引到我。基地班的不少同学孜孜于评奖、评优、评干和保研竞争，关系和气氛比较紧张，让我感觉到不是特别舒服。倒是隔壁考古班的同学，关系比较简单融洽，吸引我经常到他们宿舍玩。然后我发现考古班的同学学习的内容是我之前不曾接触过的，很吸引人。我开始跑去旁听考古专业的课，还在课间休息时问了钱耀鹏老师几个现在想起来很幼稚的问题，钱老师很有耐心地解答。慢慢的我就动了转专业的念头。我当时和考古班的牛玉龙同学接触比较多（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同学，现在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工作），和他谈了我的这个念头。牛玉龙听了之后很赞同，帮我写了一份申请书递到学院。因为历史基地班保研率高（可能在三分之二），远在考古班之上，很少有人从基地班转出去，所以很多人听说之后感到很诧异，辅导员找到我再三确认。我打定了主意想学考古。后来申请书得到当时的考古系系主任王建新老师同意，我就转到同一级的考古班学习了。

当时西北大学新石器考古方向的老师师资力量强，张宏彦老师五十多岁，钱耀鹏、陈洪海老师当时还很年轻，都给我们本科生讲课，知识渊博、经验丰富，而且都很善于讲课，很吸引我们，我和不少同学都对新石器感兴趣。后来学习夏商周考古，接触到邹衡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我被他的著作和故事完全吸引住。邹先生成为我心里崇拜的偶像，我想成为一个像他那样在学问上有所贡献的人。北宋张载《横渠语录》中有三句话很有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我自忖前两件事肯定干不成，后一件事努努力大概还能干成。于是就立下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志向。

这个志向立下之后，生活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整日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资料室、图书馆的书被扫一空，一些专业书找不到，还托尹达同学从她家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资料室借来看……西安的藏书条件慢慢地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望。很巧的是大概在这个时候，徐天进老师到西大参加西大考古专业建立50周年庆典，我和张坤在北门负责接待，张坤知道的事情比较多，跟我讲徐老师的各种传奇故事；后来北大2004级本科生结束在甘肃天水礼县大堡子山的考古实习，返回北京的路上在西安停留，和西大考古专业的师生举行了一次联谊座谈活动，我结识了北大的几位同学和赵化成老师的研究生耿庆刚学长，听他们讲北大考古的各种好。我萌发了报考北大读研究生的念头。

稻盛和夫好像说过一句话，人只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就会不断的有人来帮助你。西大历史专业比我高一级的谢明光学长、考古专业比我高两级的邵晶学长、比我高一级的刘永亮学长、雷少学长把他们的考研资料转送给我。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的刘静师姐把她在北大读本科时期的课堂笔记复制了一份寄给我，耿庆刚学长将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送给我。靠这些资料和从未名BBS、博雅论坛、知网等网站上收集到的材料，经过一番认真准备，我顺利通过了研究生考试和复试。

我的北大梦，虽然有一些波折，幸运的是，最后实现了。

拾忆周公庙实习

2008年7月初，从西大毕业之后，刚好赶上北大第一届全国中学生考古夏令营在西安举行，徐天进老师从北京飞来，我赶去见他，随后作为带队辅导老师带领一组营员参加集体学习和实地参观考察，看了很多博物馆和遗址发掘现场。后来我连续参加了在山西、河南、浙江、四川等地举办的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中学生考古夏令营，极大地开拓了眼界。全国中学生考古夏令营在当时是一件新生事物，是一项很伟大的创举和重要的公众考古活动，不仅宣传了考古学科，在中学生和中学教师群体中普及了考古知识，埋下了许多考古的种子，而且也极大地锻炼了当时参与带队的研究生的能力，其中不少人现在已经成长为骨干和栋梁。

短暂的夏令营结束后，我跟随雷兴山老师来到周公庙考古队，参加室内资料整理。张钊和赵昊当时或者后来好像也来到周公庙。考古队在赵家台发掘一批资料，需要整理，雷兴山老师问我想整理陶器还是小件。我想了想，决定从整理陶器入手开始学习。因为本科实习室内整理的时间很短，没有完全掌握方法。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我和刘绪老师的一位研究生白文亮学长，一起整理了这批陶器。刘绪老师从北京来到工地，手把手地教我们两人观察和认识每一类陶器，讲解它们的演变特征。当时还不像现在这样懂得刘老师的学识和地位，只是觉得这位老师真认真，给我们两个初学的学生做这样耐心细致的讲解。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细致、认真、耐心、脾气好的老师，后来竟然再也没有遇见过。

大概在8月底9月初，参加实习的本科生来到了工地。后来到研究生开学报到的日子，我和赵昊、张钊从工地返回学校，办好入学手续之后，又回到工地，和本科生一起参加田野发掘实习。

据说北大考古系商周组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从外校考来的研究生都要再参加一次北大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实习。原因是什么，没有人明确地告诉过我，但我想大概能够推测出来。从我个人的经验回头来看，在我参加过的三所大学四次本科生田野考古实习中，2008年参加的北大商周组的田野考古实习是师资力量最强、教学最规范、训练最完整、终生受益最深的一次实习经历。

当时北大派出的指导老师有徐天进老师、雷兴山老师、董珊老师，在发掘后期和整理阶段刘绪老师也来到工地常住，孙庆伟老师当时在美国，也时时关注着实习进展；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占奎研究员和种建荣副研究员也参与协助教学指导。每位老师的脾气性格、学术专长各有不同，互有补益，在与他们长达五个多月的朝夕相处、论学、问道中，每位同学都从每位老师身上学习到很多知识和为人处世之道。

按照田野考古实习教学计划，田野发掘、调查、室内整理、编写报告等每个环节都要完整地经历一遍。田野发掘还专门分为居址发掘和墓地发掘，每位同学都能独立发掘不少于一个探方和一座墓葬，历时约70天；随后是分组进行的周边遗址调查，历时7-10天；最后进行室内整理和编写报告，历时约30天。没有出现其他学校任意裁撤或缩减环节，实习“缺斤短两”的现象。田野发掘阶段，针对发掘中遇到的问题，老师们还会经常利用晚上时间给大家补课。我的甲骨文知识就是董珊老师那时教授的。雷兴山老师还经常给研究生们额外“加餐”，以壮筋骨。经过这样完整流程的培训之后，学生田野考古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此期间学会的方法和技术，成为我终生受益的宝贵财富。

在田野实习中，老师们从喧哗热闹的北京，带领学生们长期驻扎在偏僻的小山村，朝夕相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同吃同住同劳动，很少离开工地，真正让我见识了北大考古老师们的精神和境界。

后来我又两次领略到这种精神和境界，受到一次次洗礼。一次是2013年，北大考古新石器组带学生在陕西岐山双庵遗址实习，我陪同日本学者西江清高老师去访问，到工地那天看到赵辉老师一个人在一座墓坑里绘图，其他人都已经休息了。另一次是2017年，北大考古商周组带学生在周原遗址实习，同时还有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学员，学生和学员加起来近100人的考古队伍，年近七旬的刘绪老师和年届六旬的徐天进老师长期驻守在工地，手把手教本科生处理各种遗迹现象。这是一群真正的师者，值得从心底里尊敬和仰视的师者。相比一些学校让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老师带田野实习，真有如云泥之别。

未名湖是一片海洋

如果说在西大的学习使我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储备，在北大周公庙的实习使我经受了田野考古系统的淬炼和洗礼，那么2019年到北大校园后，我真正进入了一片知识的海洋。

初到北大校园，除了自然景观美不胜收之外，最令人陶醉的是，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吮吸知识的气息。每个人都在努力学习，每个人都在为努力学习的人提供便利和便捷的服务。与地方院校很不同，在北大我几乎感觉不到无处不在的“管理者”的存在，感觉不到我处处被管理着，相反，我感觉处处都被服务着，我只需要努力学习就可以，院系教师、教务、资料室、图书馆、食堂、宿舍、体育馆……都在为努力学习的我服务。这一点令我感到十分惊奇，惊诧不已。北大真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北大考古资料室的藏书特别多，而且分类做得特别好，查阅资料、收集文献、借阅书刊特别方便。资料室的几位老师都特别能干（资料室被收拾得很有条理而且很温馨，而且十分友善，见到喜爱在资料室看书和爱借阅书的同学们特别开心）。我可是见识过一些可鄙的图书看管员见到爱借阅书的同学流露出不耐烦甚至憎恶的表情，仿佛额外增加了她的工作量或者损害了她自己家的藏书一样。这样的情况我在北大一次也没有遇到过。

北大选课十分自由，考古文博学院只规定每个方向基本的专业必修课，其他的课程每个同学都可以根据个人兴趣自由选择。这又是让我感觉到北大十分自由，完全是以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成才为中心、为本位、为宗旨，而不是以管理者自身方便为出发点的学校。在本院系的课程之外，我还选修了历史系朱凤瀚老师、辛德勇老师，中文系李零老师、胡敕瑞老师，城市与环境学院韩茂莉老师、唐晓峰老师的课程，还旁听了大量课程。在课程设置和选择上，北大真正做到了学校和教师无限供给，任凭学生自主选择，实现每个学生自由发展和成才。这恐怕是自蔡元培校长以来奠定的自由传统，实现了中国传统道家“无为而无不为”“垂拱而天下治”的理想。这是北大远比一般地方院校高超的地方。

北大能够任凭学生自由选课，其中一点我觉得是因为北大汇聚了大量优秀的师资力量，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优质课程供学生选择。当时在考古文博学院就汇聚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老师，开设很多专业选修课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09年，我就选修了赵辉老师开设的考古文献研读、张弛老师开设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刘绪老师讲授的商周考古、高崇文老师讲授的楚文化、赵化成老师讲授的秦文化、徐天进老师讲授的西周墓地研究、张海老师的GIS与景观考古等课程。常常感到苦恼的是因为时间冲突，有一些老师，例如李水城老师、林梅村老师、杨哲峰老师、罗志田老师等知名学者的课程，往往只能听有限的几次。至今想起来，我仍感觉十分遗憾。

北大考古系商周组每年9月份往往会组织一次大聚会。商周组的所有研究生聚在一起，刘绪、徐天进、孙庆伟、雷兴山、董珊老师都来参加，新生和老生相互认识，交流信息。之后往往每个月读书会后，或者学术讲座、外地学人来访，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们会张罗在北大西门外的小餐馆聚会，席间畅谈学术，臧否人物，激扬文字。从师兄师姐们那飞扬的青春和激昂的文字里，我获得很多启蒙和启发。

所以，在未名湖畔，不仅仅有良师，还有很多益友，大家聚在一起，珍惜韶华、奋发读书，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身边充满“同心奋进的深沉力量”。

刘老师

刘老师是刘绪老师。他现在已经离开我们了。我常常会想起他，想起他在周公庙手把手教我和白文亮认识西周陶器的情景，循循善诱，极有耐心。还有几件事情印象很深刻，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2009年春天，刘老师给研究生开设商周考古课程，坐在讲台上讲授过去几年中全国商周考古的重要发现，对每一项重要发现的内容、学术价值、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一一进行讲解。一学期课听下来，记了一大本笔记，整个商周考古的框架由这些重要考古发现以及它们关联着的以往的重要发现、研究历史和现状建立起来。刘老师讲课一如其人，语言很平实，却很精彩，有时不经意间抖几个包袱，很吸引人。我想他的风格就像诗里说的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也像“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学期末学生需要提交一篇论文作为课程作业，刘老师并不限定题目，只要和商周时期有关就可以。我写了一篇讨论高领袋足鬲年代下限的小文章，大概在5月中旬就写好了初稿，先交给导师徐天进老师批改，徐老师做了不少批注，修改后同时交给了刘老师和《文博》编辑部。当时的题目是《张家坡M89年代为西周说——论西周高领袋足鬲》。过了约一个月，编辑部说要用这篇稿子，而且很快就要登出来。这是我要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心里十分激动，课后把这个消息告诉刘老师，刘老师也很高兴，还专门交代我说：“把副标题放在前面，题目就叫《论西周高领袋足鬲》。吓一吓他们。”说完哈哈一笑。那样似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又略带调皮的笑容，大概是刘老师特有的可爱表情。我赶紧联系编辑部想修改一下题目，可是文章已经被送到印刷厂来不及修改了。文章发表之后，我和常怀颖师兄在贝公楼后面偶然相遇，常师兄提起这篇文章，对我说：“你胆子可真够大的。”我想常师兄可能担心我招来批评文章。当时这个想法其他先生可能也有，但可能有各种顾虑，最后被我这么一个初生牛犊先捅了出来。后来宝鸡石鼓山三号墓出土一件高领袋足陶鬲，和大量周初风格的青铜器共存，更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观点，再也没有人会怀疑。不少人希望我再写一篇文章，但这时我的日本老师西江清高先生已经写了一篇很精彩的文章《宝鸡石鼓山西周墓的发现和高领袋足鬲的年代》，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就把它翻译过来发表在《西部考古》（第10辑）上。

刘老师是商周组的定海神针。他对商周组的每一位研究生都照顾得很好，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我在北大求学期间参加过很多次研究生开题、预答辩和答辩，能够听到师兄师姐研究的情况和老师们精彩且不同的点评和提问，是特别好的学习机会。商周组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这种时候总是请从校外聘请的专家先发言，然后校内年轻的老师先说，年长的老师最后说。所以刘老师几乎总是最后一位发言。前面的五六位老师往往把问题提得差不多了，刘老师要在这些已经提出的问题之外提出新的问题。这时就能看出刘老师的学识和特点了。刘老师的发言往往会对前面老师提出的问题给予很委婉的总结，在这很委婉的总结中把已经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很巧妙的归纳和梳理，而且把这些问题的答案以非常适当的方式不显山不露水地蕴含在里面，最后刘老师不孚众望又提出两个新的小问题，并再次巧妙地不着痕迹地留下解答的提示。到这里，一场精彩绝伦的学术点评才接近尾声。因为术业有专攻，对一个特定的题目，不同的老师会有不同的意见和观点，甚或有些张力，但是刘老师在最后发言时总能够把已经表达出来的各种意见圆起来，团在一起，大家都收获满满，乐在其中，其乐融融。

刘老师很热爱教学。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刘老师退休之后，仍然几乎每天都到办公室，做自己的事情，同时等待解答到访的同学们的各种问题。有一次一位外地学者来北大访问，中午徐天进老师在西门外的畅春新园餐厅设宴招待，刘老师也在。宴会结束之后，一行人从西门返回校园。刘老师和我走在后面，边走边聊，走着走着刘老师跟我说今天是他退休的第XX天，我当时感到十分震撼。大概是因为太热爱这份职业，从退休的那天起，他是一天天数着过来的。

刘老师有很强的敬业精神。2019年8月底，刘老师到滕州参加苏鲁豫皖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学术研讨会，会后他返回北京，我到文研院报到，我们乘坐同一趟晚上的高铁和地铁，聊了一路。刘老师告诉我他把北大西门对面以前租出去的房子收回来了，住在那，距离学校近，方便去学校整理报告。在海淀黄庄地铁站下车，换乘公交车之前，他把随身带的几个月饼送给我。后来不久，9月底前后，我随徐天进老师在福建考察，一天中午徐老师收到一条消息，告诉我们刘老师不幸确诊罹患肺癌，我们沉默很久。回到北京后，刘老师已经开始化疗，不方便去探望。后来11月中下旬，刘老师出院回到家中，天气好的时候能够到校园走一走。约好了日期，一天中午过后，在静园二院外面的草坪上，我终于又见到了刘老师，还是那样消瘦，也还像以前一样乐观。所以我一直相信刘老师应该能够平安度过。那次在草坪上，刘老师找了块石头，垫上随身携带的软垫，坐着与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又一次解答了我提出的许多问题，没有想到竟然成了最后一次见面。在那以后我又遇到过很多新问题，都不再容易找到像他那样能够提供答案的人了。哲人其萎，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赵老师

赵老师是赵化成老师。2009年春夏学期，我选修过赵老师给研究生开设的秦文化专业选修课。赵老师讲课非常有激情，讲学术史时会娓娓道来，但讲到个人的考古经历和研究经验时，往往激情澎湃，感染力和穿透力非常强。当时传说赵老师前些年罹患鼻癌，刚刚治愈康复。后来熟悉了之后，赵老师也与我讲过，说是遗传，活过60岁之后就是赚的。我想他骨子里还是一位旷达和洒脱的人。

在这门课的最后，我提交了一篇论文《西周时期泾河流域的腰坑墓与秦族起源》，得到赵老师的赞赏，给了我很高的评价和我整个研究生阶段最高的分数。这篇文章我写好之后投递给几个刊物，可能因为想法太大胆，观点太新，并不被认可，还有杂志的编辑专门给我回信，商榷我提出的“秦族”概念似嫌不妥。后来转投到《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王子今老师主持的秦汉文史研究专栏，总编辑还专门打来电话向我求证是否是我本人所写，说审稿专家觉得这篇文章水平很高，不像是学生能写得出来的，恐涉嫌抄袭，给刊物带来纠纷。我说明我是北大徐天进老师的学生，这篇文章是赵化成老师秦文化研究课程的作业，编辑和审稿专家总算放心下来。很多年以后，一次搬家整理一年来的课程笔记，我看到笔记上记载刘老师商周考古课上讲商人墓葬流行腰坑、殉人、殉狗，姬姓周人贵族墓葬流行南北向，不流行腰坑、殉人、殉狗；赵老师秦文化研究课上介绍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葬都是东西向、有腰坑、殉人、殉狗。大概是他们讲授的这些内容，在我当时的脑袋里汇聚在一起相互碰撞，加上我受到在西北大学念本科时听黄留珠先生讲过早年发表的论文《秦文化二源说》和当时努力攻读的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层统治集团人物构成分析方法的影响，缀合考古材料，写出了这篇迄今为止仍觉最为满意的文章。当时远在美国的孙庆伟老师在博雅论坛上对这篇文章大加赞扬，给我很多鼓励。

大概也是因为这篇文章，赵老师把我视为对早期秦文化特别感兴趣的一员，常常带我参加他主持的早期秦文化研究课题组的学术活动，包括课题组的几次工作年会和甘肃清水李崖遗址的考古发掘。后来在2011年7月8日至28日，赵老师又带我参加了主题为“戎狄之旅”的学术考察活动，当时还很年轻的陈建立老师亲自开车，载着赵老师、张寅、张晓磊和我从北大出发，在八达岭附近与国家博物馆载着信立祥、戴向明、梁云、游富祥的车汇合，一路向西，穿过内蒙古，在呼和浩特与从甘肃来的王辉所长、侯红伟等人汇合，后来在陕西榆林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光冀先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焦南峰、王占奎老师汇合，一行人在陕北、宁夏、甘肃继续考察。这一路6000多公里下来，参观了几十处博物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我现在能记住名字的就有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工作站、凉城工作站、内蒙古博物馆、伊金霍洛旗博物馆、朱开沟遗址、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鄂尔多斯秦直道遗址、东胜区文物库房、陕西榆林市文管所标本室、榆林汉画馆、子洲县文管所、靖边县博物馆、吴起县文管所、神木大保当汉墓墓地、清涧县辛庄遗址、富县秦直道遗址、洛川寨头河考古工地、宁夏自治区考古所库房、自治区博物馆、水洞沟遗址博物馆、西夏王陵遗址博物馆、同心县博物馆、固原市博物馆、隆德县博物馆、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清水县博物馆、李崖遗址。沿途壮阔的自然风光、悠久的历史遗址、琳琅满目的文物古迹、热情好客的考古同行，原来书本上看到的一个个遗址名称、一件件精美文物照片、一个个学者名字，活灵活现出现在眼前，给我们几个学生极大的震撼。每到一处遗址或者库房，赵老师都会给我们几个学生详细讲解，不时还会征询我们的看法和意见。行程最后，在清水县，赵老师又组织大家晚饭后到他房间开会做最后总结。当时大家都很累，也都害怕耽误赵老师休息，有不少人（包括我和同房间的同学）没有去，后来赵老师面有微愠，抱怨大家都不去找他聊天。我原本想去，但和身边的同学一样担心影响他休息才没有去。现在想想，还会懊恼不已。当时真应该去，以赵老师的热情和酷爱学术聊天的性格，应该更希望我们去陪他畅谈一路来的收获，一如他陪伴着我们已经读过了万卷书，行过了万里路。

在研究生开题、预答辩、答辩报告会上，赵老师也常常是能够提出真知灼见和建设性意见的老师。在我们毕业离校之前，赵老师就退休了，不常来学校。后来我毕业离开北大之后，有几次去北京想去看他，因为时间紧张都没有成行。有时在电话中会聊起他新写的文章，往往很长时间。2017年底在甘肃兰州开早期秦文化课题组年度工作会议，陈国科、侯红伟把我叫去，我又见到赵老师，我们在库房角落里见到了20世纪80年代赵老师读研究生时在甘谷毛家坪遗址挖掘出土的大陶鬲。像与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偶然重逢一样，赵老师激动地蹲在地上，眼睛紧紧地注视着它，手里不停地摩挲着，缓缓开口，和我们讲起在毛家坪发掘的故事……

徐老师

徐老师是徐天进老师，是我的恩师。除了聊学术之外，徐老师在我们面前话不多，但会在每一个关键时刻点醒我们。我很想学习他这一点，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学会。有一次王占奎老师对我说他这是天生的，从念小学时就这样。

在周公庙遗址实习期间，一开始我和本科生一起发掘出土很多西周甲骨文的那条大灰沟，后来我被派去发掘折树棱墓地。徐老师也来到这，拿起铁锹和工人一同干活，挖掉耕土后用铁锹铲平平面，划出一座座墓口。我在旁边看，然后比划着学，心里想徐老师真厉害。后来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他很神。在清水县博物馆我看到一批很像商式的陶鬲，当时已经有文章将它们的年代定在殷墟三四期，这和我们当时学的邹先生讲殷墟二期以后商文化退出关中西部，关中西部以西不见有商文化矛盾了。我感觉到很困惑，就用相机拍了照片通过邮件发给徐老师，回到北京后又向徐老师当面求教。他说应该还是西周的，我追问为什么，徐老师说：“味道不对。”我一脸茫然。一般讲陶器都讲陶质、陶色、纹饰、制法、工艺，我第一次听说陶器还有“味道”。追问下去，徐老师又细细地讲起那些陶鬲裆底的纹饰和制法与商代晚期陶鬲的差异。后来的发掘果然证实那些陶鬲的年代是西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后来我才慢慢琢磨过来什么是器物的“味道”。可能是看得多了之后，建立起来的类似语感的某种直觉。徐老师年轻时候在耀县北村遗址发掘一批商文化陶器，自己整理、绘图，在天马—曲村发掘、整理、绘制曲村邦墓地出土的数量众多的西周青铜器和陶器的线图，对细节之处观察入微，熟悉了它们的“味道”。一般人能够看到形似，他却能看到神不似，应该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因为我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发表过几篇研究论文，功课成绩也还不错，所以通过学院硕博连读程序，转为博士研究生继续学习。我发表的几篇文章都是集中在晚商和西周时期，积累了一些材料，所以我想博士论文也以这时期为主来选题。但是徐老师不同意，建议我以东周青铜器谱系研究为选题。在此之前我对东周和青铜器没有涉猎过，几乎完全陌生，所以没有接话。后来过了不久，我尝试着又谈起选题，徐老师还是建议我选择东周青铜器谱系。我说我觉得这个题目太大，没有积累，怕写不出来。当时我心里还有另一丝担忧没有讲出来，当时赵化成老师研究秦，高崇文老师研究楚，刘绪老师研究晋，我要写东周恐怕很难超越他们。遇到不想做的事情时，我常常默然以应，徐老师好像也是这样。他应该看出了我的畏难情绪，但是他既不让步也不多说。后来又过了不久，徐老师主动找到我，要我还是以东周青铜器谱系研究为题，大概向我讲述了当时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可以有所突破的方向。徐老师讲得很细，但以我当时的学力，理解得肯定不能完全到位。当时我只是想：徐老师已经讲了三次了，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从这里不难看出，徐老师看准的事情会一直坚持，就是那种宁静平和的坚持。如果没有他宁静平和的坚持，我的博士论文应该是另外的题目了。所以在后来出版的书的“后记”里，我坦诚道：“本书的选题、构思和篇章结构都是由我的导师徐天进先生亲自手定的。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徐老师始终关注着研究进展情况，时刻给出十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本书能够完成，全系徐老师的卓识、支持和鼓励。”

我很爱找徐老师聊天。我在北大读书的那几年，徐老师主持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事务特别繁忙，经常出差或在办公室接见来访的校外学者。往往在这些活动结束之后，徐老师会和我们聊一聊，聊的内容几乎都与学问和学术相关，而且每次只要没有新的公务安排或来访客人打断，聊的时间都很长，我们每次都能满载而归。那时候徐老师经常对我们说的一句话是：“抓紧读书。工作以后很难像现在这样有大把的读书的时间。”当时我还不能理解，直到参加工作以后对此才有了深刻的领悟。

赵化成老师曾经对我说过：徐老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和完美主义者。徐老师说的不多，但是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我研究生阶段写的论文打印出来交给他，往往能得到很多隽永的小字批注。有时错误的字、词、标点，应该怎么改，都标记得清清楚楚。他每次都叮嘱我要学习邹先生，文章写好后放一放，沉一沉，不要着急发表。

徐老师是一位非常温润如玉的老师，有人评价他是一位君子教授，大家都很认同。有人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有很多知识，但是没有多少文化。徐老师既有很丰富的专业知识，又有很高深的文化造诣。与徐老师相处的时间越长，越觉得他有意思，为人处世，举止之间皆有古君子之风，给人的感觉始终是温润如玉，沁人心脾，光而不耀，难以忘怀。现在回想起来，让我感到既羞赧又有一点好玩的是，我和徐老师竟有一次“气氛紧张”的经历。那是在博士论文预答辩前夕，在高强度连续写作后，精神已经高度紧张疲惫，我把修改了几稿的论文交给徐老师，徐老师翻了翻，指出不少地方还要再打磨。我当时应该是昏了头，回复道：“老师也不能太吹毛求疵。”徐老师回复说：“哪是吹毛求疵，明明是吹疵求毛。”我静默不语，气氛一度凝固，师生俩静坐了几分钟。徐老师用他特有的缓缓的语气跟我讲道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既然做了，还是要认认真真地做好，一个人一辈子，做不了几件事，认认真真地做好一件事，就很不容易了。现在回想起来，徐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都是金玉良言。也是他的人生感悟。

答辩之后，距离办完毕业手续离校还有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徐老师几乎天天请我们几个毕业生吃饭，一遍又一遍地叮咛、嘱咐：“要坚持读书。”“要对学生好一些，经常请学生吃饭。”后来我自己也做了研究生导师，等到学生要毕业离校的时候，我也体会到了徐老师那时的心情，应该也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临行前徐老师送我们每人一幅他亲手书写并装裱好的字，给我的是“读书有福”。同年毕业的侯卫东同学笑称徐老师是要我“奉旨读书”。后来有一年徐老师又送我一幅字，“还是读书”。我心里知道徐老师很担心我被流俗所蔽，丢下读书的理想和信念。说到底，他还是满心希望学生们能够好好读书，坚持读书。这，不正是一个教书人的初心和使命吗？

我刚到北大时，听说他们被称为刘姥姥、赵妈妈、徐阿姨，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们对学生好，爱学生，发自内心的那种好、那种爱，愿意陪伴学生，将时间和精力花在学生身上，而且一直都很谦逊、和蔼、细致，这一点我确认是真的。

从我个人的角度而言，我是幸运的，在我最好的年纪遇上了北大考古那一群老师们最好的年纪。

这也是北大考古让我无比怀念的一点：一群有志于学术和育人事业、精致但不仅仅利己的理想主义者，聚在一起，像一团火，点亮了我求学时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