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商股困境

19世纪末的中国，如同风雨中飘摇的孤舟，正处于历史转折的动荡前夜。自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国门，《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沉重枷锁，不仅让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更打开了列强倾销商品的通道。长江沿岸的通商口岸里，悬挂米字旗、星条旗的商船昼夜穿梭，船舱里堆积如山的洋纱洋布，裹挟着工业革命的廉价优势，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市场。

传统纺织业首当其冲，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江南水乡曾是“家家机杼声”的纺织盛地，此时却一片萧索：苏州、杭州的织机锈迹斑斑，扬州的染坊门可罗雀。海关统计数据如泣血的控诉——光绪年间，洋纱进口量从 1870年的 10万担激增至 1893年的 180万担，平均每年以 17%的速度狂飙。白银如同决堤之水，源源不断流向海外，仅 1892年就外流超过 2300万两。无数依靠纺织为生的家庭作坊主，捧着典当织机的碎银老泪纵横；乡间农妇对着堆在墙角卖不出去的土布长吁短叹，被迫拆毁祖传的纺车。

在这样的时代困局中，张謇，这位出身南通书香门第的状元郎，毅然弃官从商。他目睹通州棉农守着优质棉花却卖不上价，看见妇女儿童因失业在街头乞讨，深感“实业不振，则国本不立”。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张謇奔走于南通、上海、江宁之间，试图以创办大生纱厂为突破口，打破洋货垄断，走出一条民族工业的自强之路。

当时的中国企业形态，以官督商办为主流模式。这一模式脱胎于晚清“求富”的洋务运动，看似是官府与民间资本的携手共进，实则暗藏权力与资本的畸形博弈。自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起，官督商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张之洞主导的汉阳铁厂更是集大成者。这些企业表面上挂着“官商合作”的金字招牌，实则如同被官府套上枷锁的骏马——官府凭借行政权力深度介入企业运营，从采购设备到产品定价，商人不过是被架空的提线木偶。

翻开尘封的档案，可见触目惊心的权力掠夺：官府将企业视为“提款机”，挪用资金填补财政窟窿已成惯例，摊派勒索的名目更是花样百出。商人虽倾家荡产投入真金白银，却连最基本的经营决策权都被剥夺，利润在官府、衙门胥吏与买办的层层盘剥下所剩无几。1883年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堪称典型，官方先是以“助饷”为名强征苛捐杂税，后又强行提高纺织品厘金，致使产品成本飙升，最终在洋布倾销与官府压榨的双重打击下走向亏损；1893年的湖北织布局更显荒诞，官府为填补甲午战败后的财政缺口，强行抽调企业流动资金，导致工厂因原料短缺被迫停工，机器蒙尘生锈，数千工人流离失所。

这些血淋淋的教训，在沪上商人的茶余饭后口口相传，渐渐化作刻在心底的恐惧。当张謇带着大生纱厂的招股书叩响沪上富商的门扉时，迎接他的不仅是狐疑的目光，更是官督商办阴影下挥之不去的信任危机。那些曾在官商合办企业中折戟沉沙的商人们，早已将“与官共商”视为畏途，这无疑为大生纱厂的商股招募，埋下了随时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张謇出身南通书香门第，自幼熟读经史子集，在青灯黄卷中浸染出深厚的儒学功底。他的科举之路布满荆棘：从 16岁踏上考场，历经 26载沉浮，五入江南贡院，直至 1894年，41岁的张謇才在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特开的恩科中高中状元。然而朝堂之上，甲午战败的屈辱尚未消散，张謇站在紫禁城金銮殿的丹陛之下，望着斑驳的宫墙，心中翻腾的却是家乡南通江边堆积如山的棉包。

这座长江北岸的古城，素有“棉都”美誉，每到秋收时节，洁白的棉朵铺满阡陌，却因本地纺织业凋敝，只得低价销往上海口岸。百姓们望着商船载走自家种植的棉花，转身又用微薄的收入购买价格数倍于成本的洋布，这种荒诞的经济怪圈刺痛着张謇的良知。更令他难以释怀的是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气若游丝却字字千钧：“读书不为做官，当为万民谋生计。”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桎梏下，张謇的选择无异于惊世骇俗。当他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实业救国”主张时，翰林院同僚嗤笑他“有辱斯文”，地方士绅联名弹劾他“弃本逐末”。但张謇顶着“士林败类”的骂名，毅然变卖祖产，奔走于南通、上海之间，在狼山脚下竖起“大生纱厂”的木牌。暮色中，他抚摸着“枢机之发动乎天地”的厂训匾额，耳畔回响的不仅是扬子江的涛声，更是一个传统士大夫向时代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呐喊。

光绪二十三年深秋的南通，寒意裹挟着长江的湿冷气息，如无形的巨网笼罩着狼山脚下的唐家闸。暮色中的狼山轮廓模糊，恰似一尊沉默的巨人，冷眼旁观着江边码头上堆积如山的生丝。那些泛着象牙光泽的蚕丝，在潮湿的空气中渐渐蒙上灰影，每一根丝线都缠绕着张謇与商股纠葛的困局——自去年招股以来，承诺的银钱半数未到账，而英国怡和洋行的商船已在吴淞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低价掠走这批滞销货物。

街边的茶棚里，老人们围坐在竹椅上，捧着粗陶大碗，啜饮着碧青的狼山云雾茶，用吴语聊着家长里短。“听说状元公的纱厂又要停工？”“上海那帮爷叔精得很，投了钱却要按洋人的规矩管账……”茶碗碰撞声中，议论如江潮时起时伏。远处的街巷中，卖麦芽糖小贩清脆的铜锣声，引得孩童们追着跑，糖丝在空中拉出的银线，转瞬便被寒风吹散。吊脚楼的木梁在江风中发出吱呀的呻吟，与岸边渔船上飘来的渔歌小调交织在一起，却难掩曲调里藏着的忧虑，渔民们知道，纱厂若倒，来年渔网的麻线怕是要涨三倍价钱。

张謇裹紧狐皮大氅，站在码头上，脚下的青石板沁着刺骨的寒意，仿佛将他的血液都要冻住。他凝视着远处烟囱里冒出的寥寥青烟，在灰蒙蒙的天空中很快消散不见，那是大生纱厂仅存的生机。街边店铺的幌子随风飘动，蓝印花布、竹编器具等南通特产琳琅满目，却难掩市井间的几分萧条。布庄老板正将褪色的价签撕下重贴，当铺门口排着长队，几个农人抱着织机零件当掉换米，这一幕幕如同利刃，剜着张謇的心。他握紧腰间的算盘珠，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心中反复盘算着如何说服那些观望的股东——这不仅是挽救纱厂，更是守住南通实业救国的火种。

“张先生，上海发来的急电。”随从举着油灯凑近，潮湿的空气裹着霉味扑面而来，灯芯在黄铜灯盏里发出细微的噼啪声。昏黄的光晕里，张謇看见羊皮纸上的字迹在跳动的光影里忽明忽暗——那是大生纱厂沪董潘华茂的蝇头小楷，力透纸背却难掩焦灼：“商股认缴不足三成，沪商观望日甚，速来面议。”话音未落，油灯突然爆出个灯花，滚烫的火星精准地溅在“观望”二字上，瞬间烫出焦黑的小洞，仿佛将沪商们讳莫如深的顾虑灼穿了纸面。

这已经是本月第三封催命符般的电报。窗外的濠河泛着冷光，倒映着南通城零星的灯火，而张謇案头的算盘珠子已被拨得发烫。两江总督刘坤一允诺将搁置在上海的 40，800锭“官机”作价 50万两入股大生纱厂，看似解了燃眉之急，实则像把双刃剑悬在头顶。沪上茶楼里，茶碗碰撞声中流传着这样的议论：“官股占比过半，日后盈亏还不是朝廷一句话？”“那批锈迹斑斑的旧机器，分明是朝廷甩包袱的烂摊子！”这些疑虑如梅雨时节的雾气，在十里洋场的商号间弥漫不散。

张謇攥着《厂约》《章程》跑遍沪上钱庄，在八仙桌前掰开揉碎地解释“绅领商办”的新意，甚至将账本摊开，指着密密麻麻的收支明细逐条说明。可那些精明的商人只是摇着折扇，用吴侬软语打着太极：“张大人的抱负我们敬佩，只是这世道……”话未说完，便端起茶盏，用茶盖拨弄着浮沫，将未尽之言都隐入了袅袅茶香。

次日清晨，张謇裹紧藏青缎面夹袄登上客轮。船舱内煤油灯摇曳不定，霉味混着廉价烟草的辛辣直冲鼻腔，几名穿阴丹士林长衫的商人正围坐在油腻的木桌旁推牌九，银元相撞的脆响在狭窄空间里格外刺耳。他贴着舷窗坐下，江风裹挟着黄浦江特有的腥气扑面而来——浑浊江面上漂浮着菜皮、破布，满载生丝的帆船与喷吐黑烟的火轮交错而行，汽笛轰鸣中，岸边租界的哥特式钟楼正将时针拨向八点。

甲板震颤着靠岸时，外滩海关大楼的铜钟恰好敲响。张謇踩着跳板踏上湿漉漉的码头，瞬间被裹挟进人流的漩涡。南京路两侧，巴洛克风格的洋行与中式茶楼比肩而立，橱窗里瑞士怀表折射着五彩灯光，法国香水的芬芳与生煎包的焦香纠缠不散。报童们攥着油墨未干的报纸，尖细的嗓音穿透喧闹：“快看快看！江南制造局又闹工潮嘞！“人力车夫们赤着胳膊在石板路上疾跑，车轮碾过积水溅起细碎水花，他们口中的吴侬软语与街边留声机里飘出的西洋爵士乐，在晨雾中编织成独特的市井交响。转角处，汇丰银行门前的铜狮冷眼注视着一切，印度巡捕的红头巾在林立的广告牌间时隐时现，与西装革履的买办、挎着竹篮的小贩共同勾勒出这座城市光怪陆离的轮廓。

上海外滩，三马路大生沪局的议事厅里，气氛比南通的秋风更冷。雕花铜胎座钟滴答作响，时针刚过巳时三刻，红木八仙桌上的盖碗茶却早已凉透。窗外，铁轮马车碾过碎石路面的轱辘声、黄包车夫的吆喝声，裹挟着留声机里飘出的西洋小调，透过嵌着彩色玻璃的花窗钻进来。街边百货公司的橱窗内，英国曼彻斯特的细洋布、日本大阪的印花绸，在煤气灯的映照下泛着冷光，像无声嘲笑的眼睛。

潘华茂将一叠账本推到张謇面前，蓝布封面上“大生沪局商股募集明细“的烫金字已被摩挲得发暗。摊开的宣纸账簿上，墨迹未干的数字刺得张謇眼睛生疼：原定 50万两商股，目前仅募得 15万两，其中半数还是他自掏腰包和向亲友筹措。潘华茂点燃水烟袋，青铜烟锅吞吐间，氤氲的烟雾在狭小的房间里织就灰色罗网，“季直兄，“他磕了磕烟锅里的灰烬，“沪上商人现在是惊弓之鸟。江南制造总局作价二十万两的旧官机，搁市面上连零头都卖不到。这好比拿古董行的赝品当官窑卖，谁肯把真金白银往火坑里扔？“

张謇猛地站起身，案头的《农工商学报》被带得簌簌作响，最新一期头版“设厂自救论“的铅字在颤抖中模糊。他骨节分明的手指重重叩击桌面：“诸位难道没看见？去年海关册上白纸黑字——洋纱每年进口三千万两白银！咱们南通的棉花运到上海，织成布再卖回来，中间差价全便宜了洋人！办纱厂不仅是生意，更是救国！“

话音未落，角落里传来冷笑。戴着金丝眼镜的浙江商人慢条斯理转动着翡翠扳指：“张先生的家国情怀令人钦佩，可我们商人只认真金白银。官股占了六成，将来利润分配如何保证？万一衙门伸手要报效，咱们这些小股东岂不是竹篮打水？“窗外突然下起了细雨，雨丝拍打着玻璃，将外滩的繁华景象晕染得模糊不清。黄浦江面雾气升腾，远处英商怡和洋行的钟楼在雨幕中若隐若现，街道上的行人撑起油纸伞，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却掩不住空气中愈发凝重的火药味。

争论声此起彼伏时，张謇瞥见窗外黄包车夫拉着个戴瓜皮帽的身影匆匆而过——是盛宣怀的亲信。他心里“咯噔”一下：莫非盛宣怀在暗中使绊？盛宣怀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掌控着诸多官督商办企业，在上海纺织业更是独占鳌头。去年他主导的上海纺织局因官商矛盾濒临破产，如今大生纱厂若成，势必威胁其在江南纺织业的地位。此时，街道上的路灯次第亮起，昏黄的灯光下，行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在潮湿的石板路上摇曳，路边的小吃摊上，飘出小笼包、生煎包的香气，与雨水的味道混在一起。

当晚，张謇辗转难眠。月光透过旅馆雕花窗棂，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楼下的弄堂里，传来卖夜宵小贩的吆喝声，吴侬软语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桂花赤豆汤——白糖莲心粥——”弄堂口，几个妇人围坐在一起，一边纳鞋底，一边用沪语聊着家长里短。他披衣起身，铺开宣纸，提笔写下：“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墨迹未干，窗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南通本地士绅沈敬夫，浑身湿透，发梢还滴着水，衣服上沾着南通特有的泥土气息，显然是日夜兼程赶来。

“季直兄，不好了！”沈敬夫喘着粗气，“通州商会那帮人听了上海的风言风语，原本答应的认股全变卦了！”张謇手中的毛笔“啪嗒”掉在宣纸上，墨汁在“坚劲”二字上晕染开来，宛如一片乌云。此时，窗外的雨越下越大，雨点打在屋檐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仿佛也在为他的困境而叹息，弄堂里的积水倒映着路灯的微光，泛起细碎的涟漪。

次日，张謇决定破釜沉舟。他召集沪局董事，提出一个惊人方案：将官机与商股分开，官股由官府派员监督，商股单独核算，盈亏自负。“我张謇以个人名义担保，若商股亏损，先从我薪水中扣除！”此言一出，议事厅鸦雀无声。潘华茂捻着胡须沉吟良久：“季直兄气魄过人，但如此一来，风险全压在你一人身上......”这时，窗外的雨渐渐停歇，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洒在上海的街道上，却照不进这间充满凝重气氛的议事厅，街道上的行人又多了起来，小贩们的叫卖声再次热闹起来。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喧闹声。账房先生满头大汗冲进来：“张先生，苏州商务局来人了！说愿意认购 10万两商股，但......”“但什么？”张謇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但他们要求纱厂盈利后，优先供应苏州织造局布料，价格要比市价低两成。”空气瞬间凝固。这条件无异于饮鸩止渴，可眼下若拒绝，纱厂恐怕连开工都成问题。张謇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眼前浮现出南通棉农们期待的眼神，还有唐家闸那片已经平整好的厂房地基。“答应他们。”他的声音低沉却坚定，“但要写明，三年后价格按市场行情调整。”此时，街道上重新热闹起来，车水马龙的喧嚣声透过窗户传进来，与议事厅内压抑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街边的茶馆里，又响起了评弹艺人悠扬的琵琶声和软糯的唱腔。

黄浦江畔的汽笛声裹着梅雨时节的湿气，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回荡。当张謇四处奔走招股的消息顺着苏州河传到宁波会馆时，宁波帮巨擘严信厚正用青瓷茶盏轻叩红木茶案，沉吟半晌后，命管家修书一封：“告知南通张公，三日后辰时，我欲亲往唐闸查看纱厂地基。“与此同时，南通狼山脚下的盐商宅邸里，青铜灯盏在青砖地上投下摇晃的影子，几个头戴瓜皮帽的老者围坐在八仙桌旁，将算盘拨得噼啪作响，“听说张季直允诺官股六厘保息？““不知纱锭每日能出多少布？“私语声混着蟋蟀鸣叫，在雕花窗棂间时隐时现。

然而，当张謇在大生纱厂地基上竖起第一根立柱，工人们夯土的号子声里突然传来噩耗。盛宣怀的亲信带着总督衙门的公文，乘着绿呢大轿直抵工地。来人抖开黄绢文书，声调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张大人，南洋大臣钧谕，官机作价需增至五十万两。机器自沪运通三年，每日养护银钱均未核算，这十万两，不过是最底限的补价！“文书上朱红大印在烈日下刺得人睁不开眼，张謇攥着文书的手微微发颤，远处运沙的木船正逆着潮水艰难前行，桅杆上的风帆被江风撕扯得猎猎作响。

张謇连夜赶往南京，在总督衙门求见刘坤一。寒风中，他在仪门外等了整整三个时辰，靴底都结了冰。南京城古老的城墙在夜色中显得阴森而厚重，城楼上的灯笼在风中摇晃，投下诡异的光影。终于见到刘坤一时，这位封疆大吏正在批阅奏折，头也不抬地说：“杏荪（盛宣怀）的意思，本官也不好驳回。张謇啊，办厂不易，你要懂得变通。”

张謇扑通一声跪在青砖地上：“大帅！官机作价关乎纱厂生死。盛宣怀此举，分明是要卡死大生！”刘坤一放下朱笔，目光在张謇身上停留片刻：“这样吧，作价之事容后再议。你先回去，好好安抚股东。”从南京返回南通的路上，张謇病倒了。高烧不退的夜里，他时而看见父亲慈祥的面容，时而听见纱锭飞转的轰鸣声。恍惚间，他抓住守在床边的沈敬夫的手：“敬夫，就算倾家荡产，这纱厂也要办起来......”

寒风裹着药香在病榻前萦绕，张謇咳着血沫仍紧攥商会往来信函。待高热稍退，他即刻支起病体，命人将南通、上海、苏州三地商会代表的名单铺展案头。泛黄信笺上，他以颤抖的笔触写就千字长函，历数纱厂兴衰与地方经济命脉相连，又援引《申报》刊载的洋纱倾销数据，字字泣血：“诸君请看海关年报，沪上洋纱输入量三年激增七倍，若不速起自强实业，吾辈商民将永为西人鱼肉！“

与此同时，他在病榻边架起文房，用镇纸压着布满药渍的稿纸，逐字推敲《厂约》修订版。油灯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随着笔尖沙沙作响，新条款在宣纸上渐渐浮现：“官股只按年取息，不得干预厂务；商股代表可列席董事会议，共商经营大计“——这些条款，是他与官派督办数十次舌战的心血结晶。

最艰难的是筹措流动资金。隆冬深夜，张謇站在祖宅天井里，望着飞檐下悬着的冰凌，突然想起幼年在此诵读《盐铁论》的场景。他轻抚青砖墙上斑驳的家训，转身对管家说：“把地契和房契都取来。“当典当行掌柜将五锭大银拍在桌上时，老管家望着东家单薄的棉袍，偷偷抹起了眼泪。

光绪二十四年春寒料峭，张謇倚在纱厂筹建处的雕花窗前，指尖反复摩挲着认购账簿。当最后一笔来自宁波帮的两万两白银入账，他终于长舒一口气，50万两的数字在晨雾中微微发亮，窗外的梧桐树正吐出嫩绿的新芽，却不知这看似圆满的结局，暗藏着更深的危机。

开工那日，唐家闸锣鼓喧天。南通的天空格外晴朗，阳光洒在崭新的厂房上，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远处的狼山在阳光下轮廓清晰，仿佛在为这座新生的纱厂祝福。街道上，人们穿着蓝印花布制成的新衣，舞龙舞狮队在鞭炮声中穿梭，锣鼓声、喝彩声震天响。张謇站在厂房前，看着工人们忙碌的身影，眼眶不禁湿润了。这一路走来，历经千难万险，无数次濒临绝境，却凭着一股韧劲儿挺了过来。他知道，这只是开始，前方还有更多挑战等着大生纱厂，等着中国的民族工业。

然而，商股困境留下的隐患并未消除。账房先生刚刚呈上的流水簿里，股东撤资的批注密密麻麻，像极了梅雨季节里霉变的棉絮。官场上，两江总督衙门新换的文案师爷，正拿着纱厂章程逐字推敲，那些打着“振兴实业”旗号的文书，字里行间藏着随时收紧的绳索。上海洋行的纱价一日三变，日本商船载着质优价廉的洋纱，正沿着长江水道逆流而上，蚕食着南通本地的市场份额。

张謇立在唐家闸纱厂的栈桥上，铁铸般的拳头深深陷进掌心的纹路里。暮色中的长江翻涌着碎金般的浪沫，万吨巨轮鸣着汽笛从下游驶来，搅碎了江面倒映的张謇佝偻身影。他忽然想起十年前在翰林院当差时，同僚们围炉夜话，谈论的都是《海国图志》里的奇谈；如今站在实业救国的滩头，却要独自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洋商与暗流涌动的官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的声音被江风撕成碎片，混着远处狼山传来的暮鼓声。几个渔夫正收着撒在芦苇荡里的渔网，他们的木船在漩涡中摇晃，渔歌里“咿呀”的尾音，和着纱厂蒸汽机的轰鸣，在潮湿的江面上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对岸纱锭转动的声响穿透薄雾，与江水的呜咽交织，仿佛在诉说着民族工业的艰难与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