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在世界中

天地万物，人居其间。人类生生不息，世代更替，创造了无数的人间奇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确证着自己不同于其他万物的本质特征；作为众多个体，展现着无数精彩的人生。每个人的人生有成功，有失败；有喜怒哀乐，有酸甜苦辣；或大气磅礴，或静谧陶然；或万众瞩目，或桃李无言，都是不可复制的风景。但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一个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前提，那就是我们首先得活着。“死去原知万事空”，活着，一切才有可能。正如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所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哲学家海德格尔一语中的：人必须“在世界之中存在”（In der Welt sein），即在世。在中国人看来，活着就是在世，所谓人生在世。从时间上说，所谓在世就是出世（出生）与去世（死亡）之间的状态；从空间上说，所谓在世就是“在世界中”。其实，“世界”是既指涉时间又指涉空间的概念。汉语中的“世界”本是从印度而来的佛教用语，过去、现在、未来曰“世”，天上、地下、人间曰“界”。因此，“在世”也就可以理解为“在世界中”了。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空间中，人也不例外。“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4]现实的人须臾也不能离开他所在的世界。也就是说，“在世”或“在世界中”是人最基本的状态。

我们所说的世界有着十分复杂的含义，在比较普遍地被接受的含义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就是指整个宇宙。中国古人认为：“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淮南子·齐俗训》）。这与来源于印度佛教的“世界”的含义基本一致，都是一个时空概念。狭义的世界一般指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尤其是生物圈。人所在的现实世界（人直接交往的世界）又可以分为三部分：自然、社会和人——当然，这只是一个作为起步的简单说法，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将会发现，哲学家们对“世界”的理解有多么复杂和玄妙。一般而言，人们所说的自然界是特指人类所直接依赖的地球，它包括无机物、有机物、植物和动物，它们都是以自发的、无目的的方式存在着的。现代科学证明，我们所在地球起源于大约46亿年前，此后，随着物质的运动、变化和发展，逐渐从无机界中产生出生命，生命经过漫长的演化，直到三四百万年前才诞生了人类。有了人就有了人类社会，社会是人类活动的共同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不能离开社会。所以，当我们说“人在世界中”的时候，也就是指“人在自然中”“人在社会中”“人在人中”三者的统一。

人和人所在的世界都是存在着的，但他们存在的方式是不同的。人和所有的动物、植物都是以生命的方式存在，所以他们的存在可以称为生存，而非生物却仅仅是存在。人的生存又不同于一般生物的生存，他是以生活的方式生存的。生存与生活的本质区别在于：生存是一种本能地适应环境的生命活动，生活则是一种自觉的生存——不仅是自己意识到的生命活动，而且是创造生存意义的生命活动。马克思曾经形象地比较了灵巧的蜜蜂和蹩脚的人类建筑师。他说，蜜蜂建筑的精美蜂巢，使得人类的建筑师都感到惭愧。但是，即使是最拙劣的建筑师一开始就优越于最灵巧的蜜蜂。因为，人类的建筑师在建筑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筑成了，而蜜蜂却不行。马克思还总结道：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为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5]

比之于其他万物的存在，人的存在是被自己意识到的存在，这种意识就意味着人对自己在世状态的感悟与思考。由于包括人在内的世界是一个时空性的存在，人对于世界的感悟首先总是或者归根结底总是时间和空间方面的。一当人们作这种感悟与思考时，就会发现自己在空间上的渺小和时间上的短暂。当然，这种渺小和短暂是相对于宇宙、世界的伟大与不朽[6]而言的。

整个宇宙在空间上是无边无际的，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的。即使就人类目前能观测到的宇宙而言，空间上它的半径有200亿光年（光年是光在一年内走过的距离）之巨，时间上它已经存在了130多亿年之久。地球存在了46亿年，其空间体积相对于宇宙来说已然渺小；人类只存在三四百万年，不过是地球上物质演化这条长藤末梢的果实；每个个体的人则只能存在100年左右，相对于整个人类而言可谓微不足道，更遑论比之于地球和宇宙。可见，人相对于地球，尤其是整个宇宙来说，在空间上十分渺小，在时间上十分短暂。难怪中国古人感慨：“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天下》），又若“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前赤壁赋》），所谓“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旅夜书怀》）。即使是对于人所身处的社会，个人也经常有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力感；一种“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的无意义感。确实，和我们所处的世界比较起来，人，尤其是个体的人显得有如九牛一毛，似乎无足轻重。

渺小和短暂是人在思考自己在世状态时最为直接的感受，这其实就是领悟到了世界的无限（伟大与不朽）与自己的有限（渺小与短暂）之间的矛盾。这种领悟必然使人产生敬畏和焦虑：敬畏于世界的无限，焦虑于自己的有限。于是就有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感叹；有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沁园春·长沙》）的疑问。但是，人类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短暂之后并没有从总体上走向一种消极与自卑。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相比较，人没有足够强健的体魄和技能，例如，人的眼睛不如鹰锐利，人奔跑不如狮虎迅猛，人攀援不及猿猴敏捷，人的嗅觉不如犬类灵敏……甚至可以说，人是生物界最脆弱的一种。但是，能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短暂恰恰是人的高明之处，因为只有人才能获得这种认识。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于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能思想的苇草——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7]

确如帕斯卡尔所启示的，是因为思想，人才可以脱离当下，骛及八方而思接千载，可以包举宇内而自豪地宣称“天地在我心”“万物皆备于我”。当人们用自己的思维来认识和反思自己在世界中的状态时，就试图超越自身的渺小和短暂——有限性，以达到伟大和不朽——无限性。“身无分文，心忧天下”是有限之人试图把握无限世界在空间上的写照；“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则是有限之人试图把握无限世界在时间上的表现。中国古代著名学者刘勰（467—538）曾说：“生也有涯，无涯惟智”；“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文心雕龙》）。可见，思想和知识是人超越自己有限性的重要途径。不过，思想的尊严还不止于对世界的认识和反思，还在于以认识、反思来指导生命活动，即通过人们的生命实践活动创造出一个意义的世界。世界不会自动地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造世界。“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8]这一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

在整个世界中，正是因为人的能动活动，才改变了“自然”原来的模样。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前322）有云：我们当尽力以求不朽！人们通过自己的生命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空间上的伟大和时间上的不朽并不是自然意义上的，而是社会价值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人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可能并不能使个体的力量变得无限伟大，也不能使个体的生命无限地延伸。但是，人能借助实践的力量结合起来，使整个人类的力量增强，使整个人类获得不断的发展。当每一个个体为人类的进步做出杰出的（物质或精神）贡献时，我们就说他达到了伟大和不朽。或者说，人们是通过自己的生命实践活动创造价值，以超越有限而达到无限的。对于人的伟大与不朽的表现，古今中外的说法很多，中国古人叔孙豹的说法十分精彩，在中国的影响极大。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可见，对于每个个人而言，自然生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价值生命的终结。相反，自然生命终结之时，有可能价值生命才刚刚开始。

从自然的存在方面看，人类及其个体注定是渺小和短暂的，而从价值存在的角度看，人又可以是伟大和不朽的。正如法国哲学家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说过的：说人是一种力量和软弱、光明和盲目、渺小和伟大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1813—1855）认为，人生在世，“就是无限与有限、永恒与瞬间所孕育的孩子，因此它是持续不断地斗争着的”[9]。软弱与力量、盲目与光明、渺小和伟大、永恒与瞬间，进而是有限与无限，其辩证转换的中介、桥梁就是创造价值、赋予意义的人类实践活动。可见，人所在的世界，既不是莱布尼茨（Gottf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认为的是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也不是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认为的是可能世界中最坏的世界，人以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着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