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史学的旨趣在于求既往社会“特殊的真”[1]。选择特定的时空及其特定群体而求其真，常常是体现这种特殊性的基本之法，但就我们的论题来说，仅仅着眼于江南显然不够，如果将江南与近代、乡民、日常诸要素同时考虑，则可以使我们的考察与既有的江南史研究区别开来。进行这样的选择，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史脉络中厘定思路：从小切口入手寻求对“大主题”的意义解读；在制度与社会、日常与非常的互动中展示日常图景；在底层民众中探寻历史动因；以当时、当地、当事人的立场体悟乡民生活。总之，在风土与时运的交集中展示江南乡民的日常世界。

求真方式的探求也是史学旨趣的应有之义。在我们看来，构建江南乡村日常生活图景，不仅仅因为既往的研究存在明显的明清—精英—“大事”的倾斜现象，而我们则致力于纠偏，提供另外的例证，更重要的考虑是，以此例证体现日常史独特的问题意识、提问方式以及书写风格，通过富有特色的史料处理手段，沉思日常意义，揭示日常生活维度与社会史的内在关联，在在表明我们的整体史视野，即立足于地域社会，从实证和理论两个层面达到预设的目标。研究涉及文化人类学、文艺和教育等多门学科，相信这对于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沟通当有所助益。

本书以日常生活诸要素为逻辑依据（第一章）架构论题，并特别注意相关要素的近代嬗变。依据这样的叙述逻辑，我们首先对江南乡民进行时空定位（第二章），以便确认乡民日常生活的性质和基本单元，接着从劳作与生计（第三章）、日常境遇（第四章）、人际关系（第五章）、婚姻生活（第六章）、休闲方式（第七章）和民众观念（第八章）诸面相进行横向的细部考察，而乡民生活的改进（第九章）则偏重于纵向轨迹的勾勒，最后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社会史的另类史料（第十章）和思维方式问题（第十一章）进行专门思考。以上这些方面可以说囊括了近代江南乡民日常史的主要问题，或者说涉及了前沿日常史研究必须直面的一些矛盾。类似问题的解决方式将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社会史的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

本书的重要观点包括：

第一，作为长时段的生活要素，自然生态和物质生活方式构成江南乡民生活的根基，据此我们在“江南乡民的时空坐落”部分提出了中观、类型和共同体三个面相的江南乡村世界，这一发现要求我们重视过去常被忽略的乡土江南的某些类型（比如边缘的山居江南、东部的岛滩江南），特别是特定类型中的生活共同体。

第二，乡民的生计方式及其生命力与其劳作性质息息相关。通过对近代性江南乡村女红和特种劳作的考察，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就乡民自身而言，他们的常态行为总是表现为源于生计驱动的对经济结构和制度环境的应时而对；从外部环境来看，特种劳作的旺盛生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决于广阔的外部市场体系，其所产生的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生动演绎了近代中国乡村所谓“内发型”发展道路的实际过程。

第三涉及乡民的社会身份和地位问题。以民国苏州轿妇为案例的考察表明，对她们构成真实影响的毋宁是其在家庭和共同体中的地位，是为日常地位，而在日常地位中，与外在的名声和收入相比，内在的人格定位是决定性的。另外一个案例关于江南乡村女巫。在崇尚进化、科学的近代世界里，她们的境遇在政权—精英与普通民众那里迥然有别；不同的境遇源自传统小世界和文明大世界的各别逻辑。

第四，关于共同体关系的性状与特征。乡土共同体意味着一种常态的日常空间，此间人们通过时常的直接互动而彼此熟识，形成属于一方的群体关系及其生活经验。通过对不同类型的江南共同体的考察，不难发现，共同体关系在时间维度上显示，已经进入近代的江南乡民基本上还处于前近代社会，而与外部文明大世界存在着明显的距离，尤其在边缘山村。在空间维度上，共同体关系以“地方性知识”和“当地人的话语”表达了明显的地方性。在生活维度上，不同群体对于乡土共同体关系有着不同的体验或认识。在苏州东乡的佃农看来，租佃关系的日常状态，只是不同个性的地主及其代理人与自身生活交往的一部分，而与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地主阶级的劳动占有关系不大，是为租佃关系的日常意识，或称模糊的阶级意识，它体现了共同体的时空观和道义观。

第五，乡民婚姻生活与地方俗例密切相关。从婚姻的缔结（抢亲）和变故（孀居）两个重要环节考察俗例的生成与运行，可以看出，俗例是习惯法的民间—地方性表达，其特定形态和历史运行，既与乡土社会的家族、乡邻、政权和舆论等各种环境要素密切相关，也体现了新旧杂糅的时代征象。

第六，江南乡间休闲常常伴随着教化。在祠庙和茶馆等乡村公众空间里，共同体权威和外来艺人通过祭祀和戏文（包括曲艺）搬演等乡间流行的休闲方式，一方面进行着大传统（包括民族—国家观念）的传输，另一方面彰显着地方小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乡民的知识、观念、信仰乃至审美世界，显示了特定时代对特殊群体的教化样态。这样的教化通过共同体的舆论互动，经过乡民能动的思想周转，最终内化为其生活意识。

第七，民间生活实态中的观念表达与存续机理。在梁祝故事的流布中，普通民众将历史素材杂烩为一体，消解着日常生活的负面状态，表达着他们的生活追求与活着的意义，从而与精英阶层表达思想的方式区别开来。与精英的文本呈现不同，民众观念依日常生活而得存续。在近代浙江上虞，曹家堡周边乡民呈现孝义观念的“曹娥文化”颇具典型性，借此扩展，可以发现民众观念的日常存续机理：从存活方式看，民众观念在口传和仪式等社会互动过程中自然呈现；以思想资源言，上层意识形态常常被转换为民众时常接触、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日常版本；就社会基础论，类如孝义的观念颇为契合底层民众构建地方生活秩序的逻辑。近代以降民众观念存续的独特机理，体现了传统中国民众观念存续的一般性状，为民众观念史探究昭示了别样路径。

第八，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乡村改进运动中，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等社团置身于江南乡村，肆力改进乡村生活。在徐公桥共同体（江苏昆山），职教社戛戛独辟一条“教育救国”的日常路径。在苏州近郊唯亭山，秉持社会福音理念的苏州青年会，以其特殊的旨趣和行事方式面对社会福音与乡民文化之间的异质关系，诠释了乡村改进的青年会式，并以此明显区别于其他乡村改进模式。所有这些在日常生活领域发生的变化，并不因其社会改良性质而丧失特殊历史价值。

本书凸显问题意识，期望以地域生活的实证性研究为基础，探讨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素材、特征和范式等基本理论问题，说明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独特性及其意义。具体说来，约为如下几端：

其一，书写框架。以一个地方的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对象，是就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的编撰式问答，还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生活要素聚焦？如果采取前者，涉及的生活要素显得非常齐全，但讨论难以深入；如果是后者，对某个要素的讨论可能非常深入，但由于某些要素的缺失，难见生活全貌。鉴于此，我们的考虑是，尽可能顾及乡民生活的多重要素及其嬗变，同时将这些要素与某些中心问题的深入讨论勾连起来。这就是问题导向下的乡民生活史书写。

其二，跨学科沟通。著作涉及多门学科，需要有相应的知识结构和宏阔的理论视野。多年来，笔者一直从事人类学和日常生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积累了解决此类问题的知识学养。在具体研究中，对民间文艺，对以底层民众日常生活为基本考察对象的人类学，以及20世纪上半叶以降中西方思想界发生的日常生活批判等学科动向，关注良多，并汲取了其中的提问方式、整体性思维、素材提取及其处理手段、书写方式等有益成分。当然，跨学科对话只是为了拓展日常史研究的视野，以推动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深入。传统史学的一些重要原则以及许多富有特色的基本方法，仍然是我们奉行的圭臬。

其三，史料特色。就乡民日常生活的研究而言，资料的获得尤需独到的眼光，除了习见的地方志、档案、报刊、文史资料和乡贤文集等资料外，笔者将传统史学所忽略或不屑的史料纳入视线，比如歌谣、竹枝词、图像、物质文化资料、口传和仪式等，特别是通过对另类史料正当性的讨论，期望给社会史的素材搜集以及在史实、史料与史家的关系等理论层面有所贡献。同时我们强调，上述史料的很大一部分包括文献资料，是在田野踏勘中“发现”的，也在田野中获得了生活的印证，从而被理解。

其四，理论关怀。整体思维是社会史最突出的徽识。与传统史学对制度性要素的倾斜性关注不同，社会史更重视日常生活要素，并将两者相提并论，以建构社会的整体框架。在此社会框架内尽可能多地充实相关日常要素，使历史趋于全面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一重要义；在地方世界中（典型者如共同体）更方便地体现诸多日常要素之间的深层相关性，使历史趋于具象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二重要义；在人物、事件和时空等历史维度内部和之间更明显地建立起呼应关系，使历史趋于谱系化，成为整体性的第三重要义。以整体性为追求的社会史通过这些方面明显区别于传统史学，亦给未来社会史研究以“理性的指示”。

体现本研究“系统化的关联性陈述”则为“两个世界”理论。所谓“两个世界”，具体地说，即乡民生活小世界与外部文明大世界。文明大世界的出现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随着近代世界的一体化，它必然作用于传统小世界。两个世界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和隔阂，又不乏关联的方式；风土与时运在此形成交集。本书希望体现这样的研究价值：立足于乡民生活小世界理解日常逻辑，认识两个世界的关联方式，揭示两个世界连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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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岳霖：《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