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变异学视域下的影响研究述评

对学派的划分往往有些画地为牢的意思，但是抛开孰优孰劣的价值取向，用学派来描述一种研究方式，也未尝不可。1985年，季羡林先生指出：“提纲挈领地说，世界上可以说是有两大学派，代表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一派着重研究直接影响，以法国学派为代表；一派着重研究平行发展，以美国学派为代表。”[4]在此，先从变异学视域对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贡献及缺憾进行简要述评。

一 波斯奈特与《比较文学》

虽然波斯奈特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法国学派，但他的《比较文学》却是第一部以“比较文学”为书名的专著，并且为20世纪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将科学方法运用于比较文学研究

对于比较文学，他在19世纪中后期就有一个基本判断：“尽管这门学科的收获的确是硕果累累，然而目前的耕耘者却寥寥无几。”[5]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悖论式判断？1886年，他在《比较文学》的“前言”中如此解释这个问题：“希望与现状相比，文学有一天会‘得到更加理性的研究’。本书打算对这种理性研究做出贡献。”[6]所谓理性研究，意味着比较文学并不是纯粹想象性的感性学科，它可以用理性的逻辑思维来分析阐述。文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有其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用理性方法来进行研究，才能确保文学发展的稳定性、科学性。那么，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科学方法呢？他认为：“如果目前这种将历史科学运用于文学的做法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那么，在英国、美国和澳洲殖民地的一些主要大学里设立比较文学的教席，就能够极大地确保这一广泛的学科的平稳进步。”[7]可见，他在这里所指的科学方法即历史科学方法。从整体上看，用科学方法研究比较文学，是早期比较文学学科化进程的一个基本特征，正如洛里哀在《比较文学史》中说：“世界文明日进，各种学问均为显著的发展，到了现在，我们对于上古的事情，已能用科学的方法，构成学说去解释他的了。”[8]当然，这里所说的科学方法，除了历史科学之外，还有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科学方法。傅东华在《比较文学史》的译序中说道：“1886年，英国的波斯奈脱教授（Prof.H.M.Posnett）始用这名词名他的著作。他揭橥他这著作的宗旨是在指出‘社会进化上某种稍为固定的原则，藉以综合文学上兴衰进退的事实。'”[9]从傅东华的表述及波斯奈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来看，他援用了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基本思想，认为文学并非作家抒发感情或单纯模仿的产物，而是受制于一定历史空间和社会空间，并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而逐渐演变，因此应当被视为社会进化的一种表现形态。而且，比较文学对外在制约因素具有“依赖性”特征：“比较文学必须从这些对比中吸取的教训，是某种比人的性格对于社会生活的依赖性更多的东西；它也是文学艺术的作品（workmanship）中精确的历史真实的不可能性。我们所使用的短语‘文学的依赖性’（‘relativity of literature'）打算标明的重大事实之一就存在于这种不可能性之中。”[10]波斯奈特所说的这种依赖性，即历史、环境、民族等外在因素对文学的症候式制约。

（二）比较文学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个维度

1.横向比较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这是民族文学发展的外部研究；2.纵向比较研究同一国家同一民族的不同社会阶段和文化形态对文学的直接影响，这就是文学内部研究。相比而言，他认为内部研究更加重要：“对文学的这种内在发展所作的比较研究，要比对其外部影响所作的比较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因为前者较少与模仿有关，而更多地直接依赖于多种社会与自然原因的一种演化。”[11]可见，他认为内部研究更具有社会进化的科学性、实证性与关系性。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因此研究内部的文学传承比外部的模仿借鉴更加重要，也更具有科学根据。

（三）世界文学即文学的普遍化

1827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展望了“世界文学”的趋势，然而他们并没有从学理上进一步阐述。波斯奈特认为：“人们业已说明了世界文学的主要标志，那就是文学同具有明确界限的诸种社会团体的分离——文学的普遍化。”[12]文学的普遍化，意味着文学必将打破国家、民族、文化的思想樊篱，进入一个普适性流通领域（当今美国比较文学家丹穆若什重申“世界文学”，正是强调其“流通”性特征）。他进一步分析：“而且这种普遍主义，尽管就其关于个性的东方和西方观念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差异；然而，在东方和西方都是一样地伴随着对过去的文学作品的模仿。那时，社会生活的潮流被分解成许多狭隘的渠道，泛着泡沫，从布满岩石和树木的高地奔流而下。对于诸种早期文学典范的这种模仿，同反思性和批判性精神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世界文学的另一个显著特征。”[13]他认为，随着社会生活的场域扩张，文学通过模仿，也在不断扩张。那么应当如何扩张呢？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就是一个从氏族文学到世界文学的扩散过程：“社会生活的逐渐扩张，从氏族到城市，从城市到国家，从这二者到世界人性，作为我们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的适当顺序。”[14]

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视域来看，其历史贡献在于以下几点。1.奠定了比较文学学科基石。波斯奈特采用历史和社会进化论的科学方法理性研究比较文学，这主要受到19世纪实证主义、达尔文进化论及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等思潮的影响。例如斯宾塞就曾指出：“进化是物质和伴随着运动的消耗的统一；在进化过程中，物质从不确定的和无条理的同质性转变到明确而凝聚的异质性；同时，所保持的运动经历着相同的改造。”[15]这就是一种普遍进化论思想，社会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在进化中保持平衡：“这个平衡的一般原理，像前面的一般原理一样，可以在一切形成的进化——天文学的、地质学的、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的进化——中找到。”[16]可见，斯宾塞从进化这个角度，将人文研究的科学性同其他学科相提并论。当然，对文学的社会性演变与进化因素阐释得最为详尽的当属法国学者丹纳，他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17]他认为“种族、时代、环境”是构成文学形态的决定性因素。与波斯奈特同时期的相关论著，还有史达尔夫人《论文学》、卡拉耶夫《西欧的文学进化》、古默里《诗歌起源》、布吕纳介《欧洲文学》和麦肯什《文学的进化》等。这些著述构成比较文学科学化的共鸣性文本，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奠定了科学基础。2.为20世纪比较文学发展预设了基本方向。他之所以将比较文学设定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就在于用理性精神视之为对象化的客体存在，每一个客体都有其内在变迁与外在制约的双重运作。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就沿用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表述：“这些对文学外在因素的研究方法，并不限用于研究过去的文学，同样可用于研究今天的文学。”[18]从纵向发展来看，波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发展的一般理论，即认为文学经历了兴起、高潮、衰落的过程，那么比较文学研究就是要阐释这个进化变异的过程；从横向拓展来看，他又勾勒出“氏族文学—城邦文学—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的总体图示。通过文学内部发展的对比观照和外部模仿借鉴的影响论证，能够阐明比较文学的源远流传和进化模式，这种实证性的思维是值得肯定的。季羡林就曾指出：“我羡慕天马行空；但是我更赞赏在地上脚踏实地走路的人。搜集一点这样实打实的表现相互影响的资料，十分不简单。”[19]法国学派的渊源学、流传学、媒介学等等，都是对实证影响研究的传承发展。不同之处在于：法国学派所理解的民族文学，主要聚焦以法国为中心的民族文学，他不是一个散点共时发展或多点同步辐射过程，这正是后来韦勒克批判影响研究为“贸易往来”的根本原因，而雅斯贝尔斯关于“轴心时代”的多元文明论，也是对法国学派“中心起源论”思想的哲学纠正。3.启示了跨文化、跨文明研究。法国比较文学家布吕奈尔指出：“尽管波斯奈特偏爱希腊—罗马文明，但他经常远远超出欧洲和阿兹特克人的墨西哥中去寻找比较的内容，他承认印度和中国的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20]世界文学并不是一个空洞的乌托邦，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占据一席之地。歌德对“世界文学”的构想，也是源于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好逑传》受到的启发，他指出：“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说的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21]歌德从普遍人性论角度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构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经济和市场角度强调世界文学的跨越性特征，波斯奈特从社会进化论角度强调了文学的时空拓展，他们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发展初期，就对异域文明与文学进行跨界展望，推进了比较文学的前进之路。

其局限在于以下方面。1.强化科学性忽视文学性。文学性是变异学的学科支点之一，波斯奈特将文学推向科学化的过程中，掩盖了比较文学的文学属性，规避了没有实证性影响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对比阐释问题，这也为后来美国学派用“文学性”来批判影响研究埋下了伏笔。2.强化遗传性忽视变异性。用进化论研究比较文学在方法论层面没有问题，关键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与文学之间，除了遗传之外，还有变异，这些变异状态是否具有比较价值，如何在变异中体现文学的另一种衍化规律，他没有在理论上展开充分阐释，这也是比较文学变异学重点关注的内容。

二 巴登斯贝格与《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

干永昌指出：“比较文学学科是法国学者巴登斯贝格和第根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奠定基础的。”[22]1921年，巴登斯贝格与哈扎共同主编《比较文学评论》和《比较文学评论丛书》，围绕这两个刊物及巴黎大学“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所”，推进了法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关注和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滥觞：“他们及其后继者被称作法国学派，这个学派认为法国文学是欧洲文学的辐射源和中心，有着极其辉煌的成就，初期法国学派的学者就是以法国文学为中心，织成欧洲诸国文学的网络，以研究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影响。”[23]在《比较文学评论》的创刊号上，他发表著名的《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

他指出：“有人说：‘比较文学！’文学比较！这是毫无意义又毫无价值的吵闹！我们懂得，它只不过是在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任务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罢了。”[24]在他看来，按照文学比较的路径来研究比较文学极为荒谬，因为“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点类似点，这样的比较绝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25]所以，他主张用文献考证来研究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在这个一切都在变化的王国中，比较文学只打算仍然注意这样一些事实，这些事实的重要性，在全球关系易变时期正在不断地增长。”[26]面对事实，实事求是，言之有物，科学论证，是他及法国学派的基本观点。这个观点的提出其实有着复杂的学术背景，那就是克罗齐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批判和质疑：“克罗齐世纪初对比较文学的诘难，体现的是一种基本否定的立场。诘难主要集中在世纪初比较文学研究对象混乱芜杂越出文学范围，学科目的悖谬忽视个性，比较方法不足以单独确立学科基础，基本内容如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立论谬误背离文学特性。”[27]这种全方位的批判，不得不促使比较文学研究者谨言慎行，比波斯奈特更加认真地寻找学科理论依据。

（二）比较文学研究遗传中的演变

虽然他也将进化论思想用于比较文学研究，但是他显然比波斯奈特更注重比较视域下的形态演变问题：

于是比较文学渐渐成了一种“遗传学”，一种艺术的形态学；我所要说的是，它拒绝接受一切已被肯定的作品和已有的声望，更加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后台，而不是在剧场里；它赞同由蒙田、歌德、笛卡尔和圣伯夫都曾提出过的看法，更重视发现一部作品的形成和演变，而不是像那些印象派或教条主义的批评家那样，把作品的光辉或平庸之处当成确定不变的凝固的东西。[28]

这实质上强调的是“影响”与“被影响”之间发生的意义变化，我们可以固定一部作品，但是不能固定一部作品的意义，要在比较之中发现其形成和演变的轨迹，因此“不要把大孚众望的现象当作天体，让人们能在一个固定的天空中跟踪其轨道上升和运行，重要的是了解那些光照未来的众星所处的平面本身的‘不定性’”[29]。当然，他所说的这些“演变”和“不定性”，仍然存在一个坚实的“后台”和“确定性”，存在一个意义的主体本源和话语中心，这个潜结构岿然不动地矗立在比较过程之中，构成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基本属性。

（三）比较文学的任务是确定比较中心并开展清理

他认为：“在仅限于人类精神范围本身的文学史内容显得纷繁多变的情况下，为如此动荡的表面确定一个基本的中心，难道不重要吗？模糊一团的物质，越是不确定和不可捉摸，就越应该明确和坚固它的核心。”[30]为什么要确立一种中心呢？这显然不仅仅是对比较起源的厘定，更是基于民族优越性的话语设置，一种结构化秩序的先验判定，如孟德斯鸠说：“在这无数的思想中，我将较多注意事物的秩序，而较少注意事物的本身。我将不能不左右探寻、推敲钻研，以发现真理。”[31]对秩序的强化，仍然是一种清晰的科学逻辑思维模式。所以比较文学的主要思路还是先确定意义中心，再清算意义变异发展的逻辑秩序：“‘比较主义’的努力所要达到的，是一种仲裁，一种清算，它将为新的、人道的、有生命的、文明的信念开辟道路，我们的这个世纪是能够再次作到这一步的。”[32]

巴登斯贝格这三个观点，主要阐明比较文学并不是随心所欲“拉郎配”，其可比性乃是文学的实证性、可靠性的“遗传基因”。由此可以“知道在由外国文学所体现的外来意识中，一种思想或一种情感的际遇可以达到什么程度”[33]。所以，比较文学研究，就是确定一个“中心”，并清理出其中的渊源和变异的路径：“这些精确的做法都胜过一些说教，能为解体的人类提供一些有一般价值的比较稳固的基础。”[34]

由于克罗齐将比较文学打得“片甲不留”，他这些观点，从实证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出发，有力回应了克罗齐对比较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科学的质疑，也克服了印象派和教条主义的弊端。但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角度来看，他的不足在于：侧重对文学基因的正向溯源，忽视了文学基因的逆向变异；侧重“求同”思维下的文学向心运动，忽视了“变异”思维下文学在跨文明中的意义离散、变异及创造性叛逆；侧重对比较文学确定性、精确性的论证，却忽视了人文学科主体能动性和多元化层面，对异质文化与文明中没有事实关联性的文学现象或文学规律，没有进行深入阐释。他所忽视的这些内容，都是比较文学变异学试图重点研究的问题。

三 梵·第根与《比较文学论》

如果说巴登斯贝格侧重对比较文学的实践研究，那么梵·第根则侧重对比较文学的理论研究。其主要著作《比较文学论》系统总结了欧洲比较文学的历史形态及法国学派的理论特征，具体观点如下。

（一）比较文学是一种影响关系研究

他对比较文学理论特征的大致描述是：

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含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含义的。而那对于用不相同的语言文字写的两种或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等所有的同点和异点的考察，只是那使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他等等，并因而使我们可以局部地用一个作品解释另一个作品的必然的出发点而已。[35]

他和波斯奈特一样，都试图用历史科学的思维研究比较文学。同时，比较文学要摆脱全部美学的含义而取得科学含义，这是19世纪以来比较文学学科的先驱们所一脉相承的奋斗目标。所以说：“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36]有关系就有可比性，没有关系就不能比较，这就否定了将不同文明文学进行跨文明阐释的研究路径，而美国学派平行研究认为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仍然可以进行平行阐释，同样，中国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也强调没有实证影响关系的不同文明文学同样具有可比性，这是比较文学变异学对影响研究在可比性问题上的创新发展。

（二）比较文学是刻画“放送者、接受者、传递者”的经过路线

这个描述构成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理论基石：

在一切场合之中，我们可以第一去考察那穿过文学疆界的经过路线底起点：作家、著作、思想。这便是人们所谓“放送者”。其次是到达点：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或某一页，某一思想或某一情感。这便是人们所谓的“接受者”。可是那经过路线往往是由一个媒介者沟通的：个人或集团，原文的翻译或模仿。这便是人们所谓“传递者”。[37]

这是影响研究的基本纲领。之前的比较文学家，虽然指明了比较文学的“影响”和“实证性”特征，但是如何影响、如何实证，则语焉不详。梵·第根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细化：“一切整个的影响都可以分为无数特殊的小影响，而我们是应该把它们一一地加以考验的。”[38]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注意到放送与接受两个着力点，更意识到作为“中间体”的传递者、媒介者的重要作用：“我们还常常碰到这样的事：便是有一些特别有效能的媒介者既不属于放送者国家，又不属于接受者国家，却是属于一个第三者国家的；他们以他们本身的资格演着‘传递者’的角色。”[39]除此之外，“中间体”可能不仅仅是单个媒介，还可以是一种媒介组织：“另一种媒介是由团体或‘社会环境’组成的。文学史应该注意这些活跃而繁殖的细胞；朋友的集团，文学会社，‘沙龙’，宫廷，这些有时都助长移植或推行某一些外国作品。”[40]也就是说，影响并非简单的假借模仿，由于传递者作为第三者的介入，整个过程变得非常复杂。这是对影响研究的进一步完善，使“两点一线”变成“三点共面”。由此影响研究的学科理论构架基本完成，即：“整个比较文学研究的目的，是在于刻画出‘经过路线’，刻画出有什么文学的东西被移到语言学的疆界之外去这件事实。”[41]

（三）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三大领域

根据放送者、传递者、接受者三个维度，比较文学可以分为三个研究方向。第一，“如果他是置身在放送者的观点上的，他可以研究一件作品，一位作家，一种文体，一种全国文学，在外国的‘成功’，它们在那儿所生的‘影响’，以及在那儿以它们为模范的各种模仿（在这些种种不同的表现之间，本位是在发送者那里的）”[42]。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流传学”，流传学研究的焦点聚焦在放送者，以此为中心构建一个意义的生成变迁系统。第二，“如果他是置身在接受者的观点上的，那么他便要去探讨一位作家或一件作品的可以任意变化的‘源流’，而这时本位便在接受者那面了”[43]。这就是我们说的“渊源学”，从意义的终点出发，去考察某个文本的思想源流。第三，“最后，他会碰到那些促进影响之转移的‘媒介者’；那时每个主题的本位便在传递者那里了”[44]。这就是“媒介学”，传递者不是简单的意义的二传手，它也具有意义的生成权力，这三个层面构成了法国学派的核心研究体系。

（四）提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一般文学的分类

第一，关于国别文学，他对波斯奈特的观点进行了创新。波斯奈特的逻辑推演结构是：“氏族文学—城邦文学—民族文学—世界文学。”这个逻辑构架，是站在社会学和民族学意义上的逻辑划分，他认为：“我们只要去观察民族史的种种开端，就能够理解文学的真正发展是多么容易被遮蔽，要发现它又是多么艰难。”[45]波斯奈特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进化论，就是每一个氏族、城邦在民族文化和文学基因上的通约性，最大限度地追求文学表象和文学根脉上的同源性。梵·第根却从外在模仿的角度独辟蹊径：“在同一种族同一语言的作家们之间，模仿是并不很丰富的。”[46]就是说，同一氏族和城邦文学的比较，由于同质性的增强而导致模仿的单一。他指出：“反之，如果我们在涉猎法国文学的时候，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它和别国文学的接触，那时我们便会立刻见到这些接触的频繁以及重要了。”[47]国别文学由此具有了政治意义上的文学疆界，一个国家可能有多个民族，所以跨国文学的可比性疆界比跨民族更大，这种跨界带来的差异性，能够让源文本具有更丰富的阐释空间和变异空间。第二，关于比较文学，正是由于可比性的扩大，导致模仿的层次和内容更加丰富，比较文学也更具有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将比较文学与国别文学的研究领域做了理论界定：

它可以在各方面延长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获得的结果，将这些结果和别的诸国家的文学史家们所获得的结果联在一起，于是这各种影响的复杂的网线，便组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它绝对不想去代替各种本国的文学史：它只补充那些本国的文学史并把它们联合在一起。同时，它在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之上，纺织一个更普遍的文学史的网。这个门类是存在的：它是这部书的研究对象；它名为“比较文学”。[48]

第三，关于一般文学，他指出：“所谓‘文学之一般的历史’或更简单点‘一般文学’者，就是一种对于许多国文学所共有的那些事实的探讨——或单以那些事实，或以它们的相互依赖关系论，或以它们的符合论。”[49]他所说的一般文学并不同于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这里所强调的是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性关联，这些关联具有同源或类同的特征。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地道的比较文学最通常研究着那些只在两个因子间的‘二元的’关系；这些因子或者是作品，或者是作家，或者是作品或人的集团：这些关系则是关于艺术作品的实质或内容的。”[50]那么一般文学就是要区别并弥补比较文学二元论模式：

一般文学是与各国文学以及比较文学有别的。这是关于文学本身的美学上的或心理学上的研究，和文学之史的发展是无关的。“一般”文学史也不就是“世界”文学史。它只要站在一个相当宽大的国际的观点上，便可以研究那些最短的时期中的最有限制的命题。这是空间的伸展，又可以说是地理上的扩张——这是它的特点。[51]

梵·第根是法国学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对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基本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进行了精心营构。对国别文学、比较文学、一般文学进行了学理区分。

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的视域来看，他的局限在于以下几点。1.虽然他将影响研究进一步理论化、具体化、多元化了，但是他刻画的“经过路线”仍然没有逃离实证性影响的共性弊端，忽视了对意义变异的生成性和过程性研究。2.从比较对象上讲，他将比较文学局限在欧洲文明圈范围内的国别文学比较，将非西方文明文学排斥在外，他说的国别文学，主要还是与法国文学有着渊源关系的欧洲文学，通过文学文本输入输出的历史轨迹，展开比较文学的“贸易”痕迹管理。3.科学取代美学。法国学派用科学性掩盖文学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虽然有效应对了克罗齐的质疑和批判，但是这种“片面的深刻”也是后来美国学派的主要攻击点。4.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矛盾。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关键是国别文学之间的文学影响和假借，假借是对模仿的改进，但假借在实践中不可能是科学意义上的照搬挪用，整个过程充满意义的创造性和变异性。正如阿赫恩和温斯坦指出：“不仅因为‘国别’是一种虚构物，接受声音的同时关掉了更多的声音，而且因为文学自身也必然是混合的、立体声的、多孔渗透的、充满交流和影响的、国际性的。”[52]概言之，假借本身就是一种美学叛逆，这种文学影响是不能进行科学实证的。因此，他所刻画的这个“经过路线”，并不是清晰单一、固定不变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动态式的意义生成和开放式的话语建构过程，这也是变异学所强调的基本内容。

四 伽列与《比较文学》初版序言

作为巴登斯贝格的接班人和基亚的老师，伽列对影响研究提出了新观点，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创新发展。

（一）坚持“比较文学不是文学的比较”[53]

这是法国学派的共同观点，他对此解释道：“问题不在于将高乃依与拉辛、伏尔泰与卢梭等人的旧辞藻之间的平行现象简单地搬到外国文学领域中去。我们不大喜欢不厌其烦地探讨丁尼生与缪塞、狄更斯与都德等等之间有什么相似与相异之处。”[54]这种没有实证性影响关系的类比，主观想象性强，比较的随意性大，缺乏科学性特征，因此他和巴登斯贝格一样，一如既往地加以反对。

（二）比较文学是国际性的精神交往和实际联系

他认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在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致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55]他创新提出“精神交往”的表述，相对于旅行、见闻、译介、传播等实际联系，精神交往虽然可靠性并不强，但也是一种影响形态，同样具有实证科学的逻辑依据，在这一点上，他发展了“影响”研究的基本形态。

（三）比较文学之目的是描述国际文学影响和演变的关系史

同巴登斯贝格一样，他也认为：“比较文学主要不是评定作品的原有价值，而是侧重于每个民族、每个作家所借鉴的那种种发展演变。”[56]那么，如何描述这些演变？用什么媒介来展开？他认为影响研究不是想当然地进行猜想，而是要紧紧根据作家作品来进行文本分析：

人们或许又过分专注于影响研究了。这种研究做起来是十分困难的，而且经常是靠不住的。在这种研究中，人们往往试图将一些不可称量的因素加以称量。相比之下，更为可靠的则是由作品的成就、某位作家的境遇、某位大人物的命运、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旅行和见闻等等所构成的历史。[57]

伽列的主要创新在于：旗帜鲜明地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他认为没有实证性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是不具有可比性的，但是，他又与之前的学者有所不同，那就是他意识到“影响”所潜在的复杂性，影响不是简单的意义称量，要更加注重境遇、见闻、旅行等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构成了作品之历史。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借鉴中的演变，这对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只是说，如何考量这个演变的过程、程度等等，他没有深入探究，他更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之间的历史事实和经过路线，以及其他可以进行实证的材料。

五 基亚与《比较文学》

基亚也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主要人物，他在其师伽列的基础上，对比较文学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

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58]在这方面，基亚继承了其师伽列的关系论思想，他没有像巴登斯贝格一样为比较确定中心并展开清理，也没有从输入输出的角度来分析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他和伽列一样，并不把比较视为简单的线性贯穿作用，而是用“彼此渗透”一词描述一种更复杂的关系：“比较文学可以帮助两国进行某种民族的心理分析——在了解了存在于彼此之间的那些成见的来源后，双方也会各自加深对自己的了解。”[59]中心是设定的，难免有主体成见，比较则需要深入这些成见之中，深入分析根源：“这些工作的优点是可以避开‘影响’这个暗礁。”[60]他把影响中的关系理解为系列化的关联域，而并非一种简单的主动影响与被动接受的关系：“这并不是比较文学工作者们想要确立的‘一’种关系而是一连串的关系。这些关系之间也并不需要对等。”[61]从以上这些表述可以看出，基亚对影响研究中的“关系”作出创新阐释，他强调的“关系”注重双向互动、彼此渗透和互相建构。

（二）基亚认为总体文学是欧洲中心论

他指出：“梵·第根建议用‘总体文学’这个词汇来指这种超越‘二元’关系的比较文学工作的高级形式，以便在观察一些思想潮流和敏感的倾向时能采取一种真正具有国际性的观点，亦即西方的观点。”[62]他认为西方的观点就代表国际性的观点和世界性的视野，能够对所有思想潮流进行梳理。所以比较文学就是“把民族间的偏向和欧洲整个一代人的共同因素分辨清楚，表现出某种文学对另一种文学的各种影响：说明每一次这样的伟大运动的情况，只有比较文学工作者才能担负起这个责任来”[63]。在这里，“共同因素”一词，表明他仍然是以同源性作为可比性，没有脱离影响研究的整体框架，在他看来：“只要对一些文章找一找、读一读、比较比较，就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地方，显示出个人细微的差别来。”[64]

总体上讲，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共性特征是“寻同”，把可比性建立在“同源性”基础上，布吕奈尔的描述颇为准确：“‘法国’学派提出全部翔实的研究根据：在各种阐释以前，一种没有失误的、精细的年表的必要性（主要的困难不在于确定日期，而是选择日期）；强调以语言学的雄厚知识（借助原文总是比依靠翻译的作品好）为支柱的超国家的博学；汇集大量隶属于文化的、往往被忽略的有关事实。”[65]无论是波斯奈特用社会进化论的科学方法研究比较文学，或者基亚的跨国文学关系研究，抑或是梵·第根的“三段论”，他们的基本立场是欧洲各国文学存在事实性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比较文学研究通过文本比对将“共同因素”找出来，有“共同因素”才有可比性，才能证明事实性的影响关系，这也是他们不能脱离欧洲文明体系框架的主要原因。

中国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从以上的学术史中寻找话语资源，并根据当今比较文学的发展语境调整“寻同”的研究方向，转而分析影响交流中的变异现象：“比较不仅仅是从‘同’的角度来画出一个圈，然后在这个圈中戴着镣铐跳舞。对‘异’的分析和清理，其实也是一种比较。不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也具有比较的价值，甚至有更重要的比较价值。”[66]所以，从“寻同”的趋向中跳出来，思考影响中的意义变异及为什么发生变异，是比较文学变异学对法国学派包容式创新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