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漕政镜像：清初以来治漕论举要

众所周知，入关后定都北京的清政府同样需要从东南各省征缴漕粮，以供京师之用，因此明朝的漕运制度被清政府承袭，也就是学界常说的“清承明制”。然而，形成已久的漕运制度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不但累官累民，更是直接威胁到对京师的漕粮供应。顺治初年，已有不少大臣就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异议，指出漕运中“奸弊丛生，不可穷诘”，特别当时南方向北运送的漕粮“拖欠多端”，亏缺严重，如顺治三年（1646）亏短漕粮30万石，次年又亏短70万石，[1]而这种“积欠成风”,“甚至十分之中反亏七八”的情况虽然随着统治日渐稳固的新王朝所进行的大力整顿而有所改善，[2]但漕弊产生的根源却没有得到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漕运中潜伏的各种各样的弊端便会此起彼伏地出现，即使在被称为盛世的康雍乾三朝中，统治者及其整个王朝都不免花费大量精力、物力和财力来处理和解决漕运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和困难。正因为这些层出不穷的弊端一直萦绕在漕运制度的周围，始终是清王朝无法消除的一块心病，并促使时人一直努力探索和寻求解决之法，于是围绕“除弊保漕”这一中心问题提出了诸多观点和方案。纵观这一段历史，虽然绝大部分方法都没有被统治者所接受，但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探索意识和创新精神却为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