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问题的缘起和旨归

第一节 背景和问题

从甲午海战到五四运动，正是传统中国的平等观发生根本转变和重新塑型的时期，卢梭平等观的引入和诠释为清末民初思想界平等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刺激和素材。因此，追溯卢梭平等观在当时思想界被理解和诠释的过程也就是在探索“平等的所以然”的谜题。卢梭平等观的多面结构为多重的诠释提供了可能性，中国平等观的固有结构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为平等的理解提供了语境。卢梭作为“革命”的形象被引入中国，其重要的阐释者分别有中江兆民、严复、梁启超以及各个译本的作者等，他们的阐释体现了传播西学、弘扬国学、关心民族和国家命运的丰富特征。这几个特征结合到卢梭平等观中，则倾向于将平等在儒学化的基础上做了现实化和扩大化的理解，结合到中国哲学的实际，则因为其与卢梭在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和社会历史观上的大同与小异，解释了卢梭平等观为什么能够迅速地在一个等级社会的中国被理解和接受，以及在接受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被误解和被丰富的状况。

一、从甲午海战到五四运动——变革和开始走向激进的时代

在现当代语境下，“平等”一词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学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现时代的中国，不平等的现实和平等的理想依然引人深思，我们在探究当今中国平等意蕴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平等观念的发生和进化的过程。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变革和激进的时代，自西徂东的各种思潮和观念纷至沓来，与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互相激荡，形成了推动社会前进、催发思想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合力。可以说，这个时期是追溯现当代中国平等观念现状的一个扭结点，亦能为当下平等问题的困境提供参照系。

本书将特别聚焦于1895—1919年这个时段，这是因为1895—1919年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历史坐标意义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历程中所不可缺失的一个环节，也是我们从旧时代融入现代社会中观念巨变的熔炉。1895年以前，中国人已经知晓卢梭之名，而1919年以后，卢梭的魂仍然活跃在中国政治的舞台，但是1895—1919年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卢梭的关联以及所引发的平等观念的冲动和转变，则是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1895年甲午海战失败，给中国知识界带来的撼动和思想变化难以估量；戊戌维新的进行，是知识分子以改良求保存国家的试验；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所谓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和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中所称的“国家之本，在于人民”[1]象征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民国成立后，民主与共和的制度在形式上得到了确立，但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政治较量却从未停歇，民权有了法律条文上的伸张，而军阀混战和国家的衰败却依然在实质上质疑着自由与平等的可靠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华民族正式意识到应争所应得之权于世界民族之林。从甲午海战到五四运动，卢梭的平等观念，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个人的命运到社会的变革，从国家的制度设计到种族的自强自立，平等始终是回旋在其中，交织了各种角色，糅合了多重使命的主题。在近代中国，平等从来就不仅是个人的，它还牵涉国家社会甚至被赋予了攸关中华民族存亡的意义。此外，1895—1919年完整刻画了卢梭中国式进路所可能遭遇到的一切态度，从刚开始的试探性的传播，到不假思索的大力鼓吹，再到理性的反省和学理上的分析，以及理论上的放弃、情感上的攻击；从西方式的面孔到日本式的说教，再到中国传统及现实的结合和开显，这个时段也是研究卢梭中国化进路最集中的样本。

二、问题的缘起：卢梭平等观念如何被诠释

本书标题为《平等的所以然——卢梭平等观与清末民初思想界》，试图与黄克武的著作《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形成一个参照或对应。

黄克武认为，在观看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时候，除了萧公权与李泽厚，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提出了两种民主传统的对照，它们分别是“卢骚—黑格尔—马克思的民主传统（以下简称卢骚主义传统，Rousseauistic tradition）和以约翰弥尔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传统（以下简称弥尔主义传统，Millsian tradition）”[2]。黄克武认为在前者，道德、知识、个人自由与建立合理的政治权力的目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卢骚指出，只要人民以知识与道德为基础形成‘总意’（general will，或译‘公共意志’），而政府实施国民的总意，那么政治权力、知识、道德和个人自由之间就不会有冲突”[3]；黑格尔将理性和传统融合为国家精神或国家意识的单一观念，和卢梭一样走入了理想化的公民参与；后来马克思的政治理论中，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也与此保留了一致的思路。黑格尔和马克思以来，累积形成了较为乐观的人性论、知识论、辩证法、目的论的历史观以及历史决定论。弥尔主义则与此相反，他们不建议道德、知识、个人自由和政治权力的融合，他们认为其中潜藏着风险，个人自由是他们所珍视的核心精神。从黄克武的归纳中可以发现，卢梭主义的民主传统其内在的逻辑是国家主义的建构，国家将个人涵括在其中，其认识论的基调是乐观主义的；弥尔主义的民主传统则是个人自由的强调和恢复，他们不承认某个人的权威，而相信人类认识具有不可靠性和易错性，虽然弥尔认识论中也有乐观主义的成分（如肯定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和理性），然而其认识论的总体却是悲观主义的。对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选择激进思想，热情肯定马克思主义，而没有接受作为“英美民主制度基础”的自由主义的原因，黄克武采用了转化主义和调适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个“光谱”，认为卢梭主义与中国的转化思想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激进化”与“乌托邦主义”的色彩；另外，调适的思想与弥尔主义的结合则失败了。

黄克武承认，由于在当时“救亡压倒了启蒙”，严复和梁启超所代表的调适性的现代化路径在20世纪中国遭到了挫败，他试图从文本诠释出发，从事进一步的研究。他以严复及其《群己权界论》和密尔的On Liberty的对勘为基础，提出严复对约翰弥尔的误解主要来自二人的认识论的差异，“严复心中的弥尔主义”和“弥尔主义”之间有很大的误差，原因是存在于在两种传统和制度之下的知识分子对个人与群体间自由和价值的理解不一致。黄克武要寻找到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如何误解和错过了英美式自由主义的传统，而本书所要解决的主题则是他曾在《自由的所以然》中提到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为什么倾向于选择卢梭主义和“转化思想”相结合的激进化和乌托邦主义的道路。本书选取了与“弥尔主义”形成对照的另一大民主传统“卢梭主义”的创始人——卢梭，以卢梭的平等观念在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引入和诠释为线索，提出了另一种建构性的分析。由于卢梭思想在清末民初社会传播的广泛性和历史性，因此不能局限于某一位特殊的阐释者或传译者，而是需要组织一个与《自由的所以然》相比更为丰富的观察维度，以此为契机，追溯平等观念的脉络和过程。

从研究的问题来看，选取“平等”也有对“自由”问题的另一重题中应有之义的阐释。

平等和自由这两个概念在卢梭处并无截然的区分。在清末民初思想界，平等以及自由这两个在当代被看作两种独立价值的概念也大多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而被接受。本书之所以选择平等而不是自由作为论著的主线，主要是出于以下原因：

首先，尊重卢梭本人的思想线索。在《论不平等》和《社会契约论》中，平等和自由构成了完整的圆环和衔接，但是如果回溯到卢梭全部理论的根据——自然法原理，便能清楚地发现平等的价值是如何自在地涵盖了自由。只有经过充分人化的平等才能实现自由的意境。“没有它（平等），自由便不能存在。”[4]在卢梭的理想设计中，一直存在着自然法的精神和原理。他从古典自然法中抽取了正义和平等，并抛弃了古典自然法的先验性外壳，他认为真正的自然法则“必须能使它所约束的对象自觉服从它，并且，作为自然法则，它必须是直接源于自然的召唤”[5]。卢梭重新规定了人的本质，由于自爱和怜悯是源于人内心的情感，浑然天成，所以人在自然法之下就必然是平等的。平等是自然法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只有基于普遍性和共同性的法则才能取得其合法性，才是永恒正义，而自由是对自然法实施的诠释，故自由必须以平等为前提和预设条件。

其次，尊重1895—1919年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历史事实。由传统儒家学说和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次政治实践观之，自由的重要性与平等相比，相对较弱。从卢梭学说在当时中国所造成的真实影响来看，平等所能够制造并最终体现的动员力量也大大盖过了自由，它可以是国家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可以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也可以是终极的目标和理想。在清末民初思想界关于卢梭译本的研究中，《民约译解》《路索民约论》《足本卢骚民约论》等和其他相关的文本中，自然法的重要性被隐匿了，自由和平等的联结意义也遭到了破坏，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言必称自由平等，自由和平等因何而来却因为自然法的忽略而无从追究。更令人扼腕的是，自由和平等在对卢梭的读解中更多地体现为孤立的或者空洞的两个口号，它们的内在关联很少得到考察，“平等”在刚刚引入中国之际往往被大书特书，“自由”却陷入空文。这就是当时卢梭“平等”观的中国进路。

此外，从卢梭平等观引入中国的文本来看，主要依托的是《社会契约论》（初译作《民约论》）。与卢梭的其他著作相比，它最早引入中国，最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为深远，但是国人最初接受的卢梭多是以学术评传的形式出现，《社会契约论》的内容架构和学理逻辑分析被有选择和有意识地忽略了。这在当时中国舶来作品的传播中并非个案，而是一种特有的时代现象，是由其时的社会命题（变革和救亡）所决定的：在旧有的丰厚的观念还未得到改造的时候，新的思想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涌入，仓促和热情的社会氛围导致了对卢梭乃至对整个西方思想观念的选择性的理解。被卢梭视作《社会契约论》之基础和导论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成书时间上较早，作品本身的内涵和价值也毫不逊色，然而在当时中国的思想交锋中却并没有引起相应的反响。

本书拟以《社会契约论》的汉译本传播为主，结合《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作为参考，以各种译作、评介和论战文章等文献资料，探寻卢梭著作中“平等”的本来意涵，以此为中心，分析这一观念是如何潜入当时中国学人的知识体系和观念结构，成为反对宗法社会和等级制度的利器，借助当时中国学人的阐释，洞悉平等观念在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沿袭和流变：考察我们如今运用的“平等”究竟是一个舶来的概念，还是一个既有的思想，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结合物，以及它的内容构成和可能的发展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