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洛阳通史·隋唐五代卷》所论述的内容，从时间来界定，包括隋代、唐代（含武周）、梁唐晋汉周五代，即从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到960年后周结束，首尾三百八十年。由于事件有来龙去脉，其全过程的展开，就会上溯到隋朝建立之前，下延到五代结束之后。从空间来界定，以洛阳都市为中心和重点，延伸到洛阳地区全境。在隋唐五代的不同时期，洛阳地区的周边四至有几次盈缩变化。重要的区域划定有两次。开皇三年（583），隋文帝把地方行政区划由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大业三年（607），隋炀帝改州为郡，依然是二级制。隋代的洛阳地区，先后称为洛州、河南郡，以洛阳为治所。河南郡管辖十八个县，它们是河南、洛阳、阌乡、桃林、陕县、熊耳、渑池、新安、偃师、巩县、宜阳、寿安、陆浑、伊阙、兴泰、缑氏、嵩阳、阳城。河南郡的地理范围，北抵黄河，东达今巩义市、登封市，南临今南召县、栾川县之间地带，西至陕西潼关。到了唐代，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将洛州改称为河南府，地理范围较隋代缩小，以洛阳为治所。到天宝年间（742～755），河南府管辖二十个县，它们是河南、洛阳、偃师、巩县、缑氏、阳城（告成）、登封、陆浑、伊阙、新安、渑池、福昌、长水、永宁、寿安、密县、河清、颍阳、伊阳、王屋。王屋县在黄河北今济源市的西边，其余县都分布于黄河南面。河南府黄河南面的地区，东边跨越今巩义市而容纳今荥阳市、新密市、禹州市（阳翟县曾隶属洛州），南面与隋代无甚差别，西端由隋代的比邻潼关向东退缩到今渑池县、洛宁县。洛阳地区的这些县，级别、地位不同。隋炀帝迁都洛阳之前的隋代，唐高宗立洛阳为东都之前的唐代，洛阳地区的县都是普通的行政区。在洛阳立为都城的年代，在都城市区的河南县、洛阳县，都是县级单位中级别最高的京县，又叫作赤县。缑氏县因为有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儿子李弘的恭陵，为次赤县。其余外围县都是京畿（都畿）地区的畿县。就历史事件、僧道士庶、社会现象、文化成果而言，洛阳地区的这些县并非平分秋色，而是存在轻重有无的差别。

洛阳作为都市被人们归纳为“千年帝都、丝路起点、运河中心、牡丹花城”，后面两点是在隋唐时期出现的。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在隋唐五代时期，有隋朝、唐朝（含武周）、后梁、后唐、后晋五个朝代作为都城，仅从数目来说，超过十三朝的三分之一，洛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为洛阳进入高光时段发挥推动作用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两位帝王。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新城，“迁都洛阳”，“无心京师（长安）”。[1]武则天将东都改名为神都，洛阳被称为“上都”；到她的孙子唐玄宗当政时期，洛阳还被称为“上都”。隋唐洛阳城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都市。唐代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在其东京龙原府城遗址（今吉林珲春市半拉城），考古发现方整的里坊，是仿照隋唐洛阳城的里坊制度设置的。邻国日本建造都城也参考隋唐洛阳城的规划设计。日本各京城，都像隋唐洛阳城那样，南北长于东西。日僧永祐于14世纪初所撰的《帝王编年记》卷一三指出：日本延历十二年癸酉（793，唐贞元九年）始造平安城，城区的东西两半分别称为东京、西京。“东京又谓左京，唐名洛阳。西京又谓右京，唐名长安。”[2]日本藤原京的里坊为正方形，是套用了隋唐洛阳城里坊的模式。藤原京在宫城北面设苑池，是仿照隋唐洛阳城的设置，洛阳宫城北部有陶光园，东西数里，园中有水渠。[3]

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是中国与西域各族交往的平台。隋炀帝把在东都担任吏部侍郎的裴矩派往甘肃张掖，掌管边地贸易。裴矩广泛接触各国商人，撰成《西域图记》三卷，记载四十四国，并绘制出地图以及各族人的长相和服饰。裴矩回到洛阳，奏上《西域图记》，隋炀帝积极拓展与西域交往的空间。大业五年（609），隋炀帝征服吐谷浑，在当地设置河源（今青海湖南境）、西海（今青海都兰东）、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且末（今新疆且末）四郡，调发戍卒前往戍守、屯田。隋朝重新打开了西域的门户，进入西域东部边缘地区，并控制了西域南道的交通，开始经营北道重镇伊吾（今新疆哈密市）。大业六年（610）设伊吾郡，并将与西域的贸易场地由张掖迁到伊吾。西域各族的商人大量涌入洛阳，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入唐以后，这一历史趋势强劲发展。武则天称帝后，由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波斯（今伊朗）来华的高官阿罗撼，出面联络在洛阳的各族上层人士，集资建造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武则天成了“万国”拥戴的天可汗。

隋炀帝迁都洛阳伊始，组织民力，开通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这一伟大的工程，使得中国内陆的运输版图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东亚大陆从而迸发出生机活力。各地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通过大运河广泛开展。大运河不仅惠及当代，而且遗泽后世。

洛阳成为牡丹花城，与武则天息息相关。武则天的祖籍是山西太原西南侧的文水县。当得知与故乡毗邻的汾州有一所众香寺，僧人在着意培育牡丹花，她于是下令将这种珍稀花卉移植到都城上苑。牡丹作为观赏花卉，开始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一改牡丹仅仅以药用植物为人们所知的历史。武则天是在外地出生的，一生中只去过太原一次。她作为皇后，随同丈夫唐高宗由洛阳出发，显庆五年（660）农历二月初十到达太原，三月初五她设宴招待亲族、邻里、故旧，四月初八启程回洛阳。她在太原期间，恰值牡丹开放，她有可能听说或见到了牡丹。那么，汾州牡丹移入上苑，很可能是指东都洛阳的皇家苑囿。因为武则天一行回到洛阳后，过了两年才回长安，在长安居住不满三年，只有两年能看到牡丹花。到了北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自唐则天已后，洛阳牡丹始盛。”洛阳人对于种种花卉，都叫出各自的花名，“至牡丹则不名，直曰花”。[4]他还在《新唐书·地理志二》中说洛阳向长安唐朝廷进贡“美果华”，美果华（花）就是牡丹。

隋唐五代时期的洛阳文化，丰富多彩，精致完美，超越前代，高峰迭起。从制度文化来说，隋炀帝迁都洛阳后，创立科举制，用以选拔官吏。唐朝继承科举制，对其进行改造和完善。武则天在洛阳，大力发展科举制，士人以文章考试跻身仕途，带动了社会风气。到唐玄宗时期，进士中第以取禄位，被看作“行己立身之美者”，“进士为士林华选”。[5]科举制一直为后代王朝所沿袭，长达一千多年。

从宗教哲学来说，佛教大师法藏在洛阳创立华严宗，研究华严义理，归纳出一系列命题，有继承有创新。道教大师司马承祯在河南府王屋山从事理论研究和宗教实践活动，大规模地吸纳佛教的术语和思辨方法来改造道教，有效地进行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尝试。北宋理学大师受到他们的启发，吸收他们的思想精华，在洛阳创立了新儒学——理学。

从文学来说，唐代一批诗人在洛阳从事格律诗的探索和创作，武则天组织七言律诗官方实践活动，为近体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散文文体方面的变异，初唐陈子昂在洛阳率先写作散体文公文，中唐韩愈又在洛阳提出古文运动的纲领，并坚持写作散体文，向骈体文发起挑战，为散体文的崛起和取代骈体文的统治地位廓清了障碍。

从科学技术来说，僧一行和梁令瓒在洛阳制成水运浑天仪，它不仅是表示天象的仪器，也是计时的仪器，是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天文钟。一行还在洛阳制定《大衍历》，准确程度超过历代历书，长时期为人们所奉行。

从园林建筑来说，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指出：“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6]这些私家园林各具特色，人工建筑和自然景观完美融合。房舍与观赏、休闲、娱乐景点，以合理的比例布局，有借有补，有藏有露。利用水系，搭桥造岛；安放奇石，遮蔽视线。栽植花木，豢养禽兽。唐代洛阳造园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墓葬文化来说，洛阳城北的邙山是社会向往的葬地，致使后世有“生在苏杭，死葬北邙”之说。城南龙门东西两山、万安山，也都是墓葬胜地。这些地方出土了大量的墓志和随葬品。洛阳的墓葬文化，为其他地方无法比拟，除了反映隋唐五代的风俗习惯，墓志记载还补充了书籍记载之不足，精美的随葬品反映出当时的手工业制品种类、工艺水平，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

隋唐五代的洛阳文化，实际上是都城文化、圣地文化、精英文化。洛阳作为隋唐五代的都城或陪都，必然成为文化中心，文化界的巨擘哲匠长期云集雾委，外地精英短暂留下雪泥鸿爪，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出现各种成就，引领风骚。当时宗教昌盛，理论大成，除了洛阳都市，洛阳地区的嵩山、王屋山、缑山，都是佛教、道教的圣地。这里有传统的优势，有驰名遐迩的佛寺道观和雕刻艺术，有异乎寻常的宗教氛围，有宗教上层人物的足迹和被附会过的种种灵迹，有比其他地方大得多的宗教社团，成为人们向往的神秘地方。因此，宗教文化在这里酝酿、生发、保存、传承。另外，隋唐五代的洛阳文化是以传统文化为主干成分，吸纳外族文化、外国文化而形成并向外输出的文化。空前的大一统局面，长期的和平安定形势，使隋唐中国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高度发展，再加上唐朝的开放政策和吸纳气度，大量的外族、外国人梯山航海，涌入洛阳。因此，外族、外国的宗教、音乐、歌舞、雕塑、绘画等也传入洛阳。特别是佛教，在洛阳不断译出经典，传播思想，建立宗派。同时，也有一些国家如日本、新罗的人士到洛阳学习中国文化，考进士做官，或者将中国的经史子集、汉译佛经带回本国。隋唐五代的洛阳文化与世界连成一片，是世界性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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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魏徵、长孙无忌等：《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卷七《礼仪志二》，中华书局，1982，第1588、139页。

[2] 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

[3] 王仲殊：《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考古》1983年第4期。

[4] （北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七五，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第1101、1096页。

[5] （唐）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典三》，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358页。

[6] 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编《全宋笔记》第3编第1册，大象出版社，2008，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