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大运河的中心和粮仓的密集地

古代的大型运载工具是船舶，必须依赖水道进行运输。隋朝疆域辽阔，人口密度、物产盈缺，各地并不均衡，函谷关以东的中原地区及其南北地区，在社会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江河的流向总体上是由西向东，南北水运在内陆不能自然实现。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开凿大运河。这一亘古未有的伟大工程由隋炀帝组织，历时六年完成。

大运河北抵涿郡（今北京市西南），南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全长四千八百余里，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四段组成。大运河的开凿，以天然河道和旧有渠道为基础。战国时期，魏惠王组织民众开凿鸿沟，这条运河从今河南荥阳市以北分黄河水东流，经今河南开封市折向东南，再经今河南淮阳县注入颍水，最后流入淮河。鸿沟又称莨荡渠、汴渠、汴河。大业元年（605）三月，隋炀帝诏令开凿通济渠。通济渠分为西东两段，全长一千余里。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诸郡男女民工前后百余万人被征发到工地上从事劳动。先从洛阳的西苑引涧河、洛河经洛口（在今河南巩义市）达于黄河，这是西段。又将已经淤塞的汴渠加以疏通、拓宽，从板渚（今河南荥阳市东北）引进黄河水，经浚仪向东南方向入于泗河，在盱眙（今江苏盱眙县）入于淮河，这是东段。同年，还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开凿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市）到江都的山阳渎，全长三百余里，淮河与长江因而汇通。山阳渎河道原本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组织民众开凿的邗沟，这时加以疏通和拓宽。大业四年（608），又征发河北诸郡民工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河南通黄河，其入口处与板渚隔岸相对，然后贯穿华北平原，北至涿郡，全长两千余里。大业六年（610），开凿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到余杭的江南河，引长江水达于钱塘江，全长八百里。至此，大运河全线贯通。整条运河河道宽阔，最宽达四十步（五尺为一步，一尺当今0.296米），能运行巨大的船舶。运河两岸修筑御道，栽种柳树。这条大运河是世界史上伟大的工程之一。它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浑然融为一体，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达华北平原，南抵太湖区域，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而且不仅如此。《通典》摘录唐初魏王李泰《坤元录》的说法：“通济渠，西通河洛，南达江淮。炀帝巡幸，每泛舟而往江都焉。其交（交州，治今越南河内市）、广（治今广东广州市）、荆（治今湖北江陵县）、益、扬（治今江苏扬州市）、越（治今浙江绍兴市）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12]可见洛阳不但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而且由于隋代大运河与其他水运系统并网，洛阳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

洛阳既然是大运河南北两段的衔接点，就成了南北经济交流的中心和物资集散的枢纽。不但运河地区的赋税漕运到洛阳，其中一部分再转运到关中，而且鱼盐木材、丝绵布帛等物资，通过这一枢纽，从产地转运到其他地区，以互通有无。

隋炀帝再巡幸江都，不再走陆路，而是沿着运河行进。大业元年（605）八月，他从洛阳显仁宫出发，乘小朱航顺着漕渠东行，进入运河后，改乘龙舟。龙舟是一座流动皇宫，高四十五尺，宽五十尺，长二百尺。船身分为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是坐朝办公的处所。中间两层有一百二十间房，最下一层是宦官们居住的处所。皇后乘坐的船叫翔螭，比龙舟稍小一点。船队中有称为浮景的船九艘，都是分为三层的水殿，还有称为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凌波、五楼、道场、玄坛、黄篾等名号的大船数千艘，用于嫔妃、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坐，以及装载物资。这些庞大船只的行进，除了依靠舟师划船，还需要人力在岸上挽船。挽船者达八万余人，其中皇帝、皇后和高级嫔妃乘坐的龙舟、翔螭和漾彩，挽船者将近一万人。另有称为平乘、青龙、艨艟、八棹、舴艋等名号的大船数千艘，用于十二卫的军士们乘坐和装载武器帐幕，军士们自行挽船。所有这些船只同时行进，首尾绵延二百余里。运河两岸五百里内的百姓负责贡奉食品，如果精美可口，郡县官吏加官晋爵，否则受责、治罪。地方官乘机盘剥百姓，一份贡奉，一份肥己。食物极尽山珍海味，后妃们吃不完，将剩余部分扔掉。

大运河开通以后，东亚大陆整体上被联通了。武则天时期，凤阁舍人崔融上奏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永日。”[13]大运河将南北河流连接起来，组成四通八达的水运交通网，辐辏都城洛阳，洛阳发挥着对水路运输的控制引领作用。唐代宗时期，河南县丞韦应物《登高望洛城作》诗说“舟通南越贡”，[14]指包括今越南北部的岭南州郡的贡赋，辗转水运到洛阳。唐宪宗时期的宰相李吉甫主编的《元和郡县图志》，以广阔的视野评价大运河，说：“自扬、益、湘南（今湖南）至交、广、闽中（治今福建福州市）等州，公家漕运，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15]晚唐皮日休《汴河怀古二首》之二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16]这条由隋炀帝组织开创、后人改建的京杭大运河，迄今还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隋朝赋税制度的主干成分是租、庸、调三项，其中“租”是土地税，向纳税人征收粮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漕运变得活跃，各地征收的税粮源源不断地被运往中央所在地。洛阳作为东都，人口密集，粮食需求量大，加上它在国家政治、交通、经济、军事中的特殊地位，需要储备大量的粮食。因此，号称河南郡的洛阳地区，沿着水路运输通道，设立了一些国家粮仓，成为国家粮仓的聚集地。河南郡著名的国家粮仓，有洛阳城区的含嘉仓，城北的回洛仓、河阳仓，城东今巩义市的洛口仓（兴洛仓），城西今三门峡市陕州区的常平仓。河南郡以外地区的国家粮仓则寥寥无几，有在今陕西华阴市的广通仓（永丰仓），在今河南浚县的黎阳仓，在今江苏淮安市的山阳仓。

图1-3 隋朝大运河和国家粮仓示意图

区别于民间用于灾年自救性质的义仓，国家粮仓称为官仓，官仓规模都很大，号称仓城。洛阳城内的含嘉仓，大业元年（605）与东都同时开工营建，建成后为唐朝所继承，并加以扩建。1969年，隋唐含嘉仓遗址被发现，1971年和1988年，两度进行考古发掘。

图1-4 含嘉仓仓窖结构示意图

含嘉仓城位于城区北部，四周为城墙，内设道路、仓窖和管理区。仓城平面为倾斜的长方形，其北墙同外郭城墙相合为一，东抵外郭城北门徽安门，西临位于宫城正北的圆璧城，南接东城。四周残墙宽15～17米，最高处达6.5米，夯土每层7～8厘米，夯面上能看到圆形夯窝。文献说仓城三门，但据实地发掘和铭砖记载，共有四门，即东面的东门、南面的含嘉门、西面的圆璧门（仓中门）、北面的德猷门。德猷门是含嘉仓的输出门户，系单门洞土木结构，隋朝最初建造在1.5米厚的夯土之上，以方砖为柱础，门洞宽2.9米，这里出土的方形砖与隋朝宫殿遗址出土的砖相同。唐代武则天时期，在德猷门原址路面上填以20～40厘米的黄土，夯实后设置石础立柱，并将门洞拓宽至4.9米。仓城内有两条主干道，东西方向的宽12米，南北方向的宽10米。泄城渠贯穿其中，可以直接运粮。仓城东西宽612米，南北长710米，总面积43万平方米，已勘探出地下仓窖二百五十九处，估计总数应在四百处左右。仓窖分布在主干道两侧，排列有序，南北成行，行距6～8米，窖距3～5米。仓窖之间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小路，宽2米，路面上留存着车辙痕迹。仓窖形制一致，都是口大底小的缸形，窖口为圆形或椭圆形，口径一般为10～16米，窖深7～9米，最深为12米，口同底的比例是2∶1，壁同底的夹角为120度。每窖能容八千石粮。含嘉仓城属于地下仓窖类型。仓窖的建造程序，是先从地面向下开挖仓窖，将窖壁和窖底打磨规整光滑，对窖底夯实加固。当时创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防潮技术。窖壁的防潮处理程序是，先镶嵌木壁板，木板的一端削尖，直接横砌在窖壁上，不用榫卯，再镶嵌木箔，紧靠壁板竖放，最内层是席，席与木箔之间衬垫谷糠。窖底的防潮处理程序是，先夯实地基，用火烘烤，使窖底和窖壁下部干燥坚硬，以红烧土碎块、烧灰、碎炉渣和黏合剂拌合而成防潮剂，用以涂抹，达两毫米厚，然后铺设木板和干草。在确保仓窖各项技术达标后，即可装入粮食，用席掩盖，席子上垫一层50厘米厚的谷糠，谷糠上面再盖上席子，最后用黄土密封成圆锥形土堆。在160号窖内，考古发现五十万斤粟。粟的年代可以确定为唐代，因为隋末洛阳城被李密围困，城内无粮充饥，饿死者甚多。历经一千余年，这批粟已经炭化，但有机物的含量仍在一半以上。隋代营建含嘉仓的规模和功效，防腐防潮的高超技艺，由此皆可想见。

洛阳周围的仓城设在黄河南岸，因漕运方便，地面空阔，规模更大。洛阳城北七里的回洛仓城，周围十里，共有三百个仓窖。2004年9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北郊瀍河东岸小李村、马坡村西发现一处仓城，2009年7月进行了全面勘探。整个仓城由管理区、仓窖区、道路和漕渠组成，城墙宽约3米；仓城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355米，呈长方形。仓窖排列规整有序，东西成行，南北成列。钻探出了七十一座仓窖，仓窖排列共十二排九行。发掘的三个仓窖窖口呈圆形，口径8～10米，底径6～7.5米，深7.5～9米。窖壁上涂抹了青膏泥，还能看到加工窖壁的痕迹，还有加固窖壁铺设物的木钉孔。窖底先涂抹青膏泥，然后铺设木板，木板呈环状铺设。在一个仓窖内出土了有隋炀帝“大业元年”铭文的残砖，专家认为这就是隋代的回洛仓。

回洛仓以东的河阳仓，以及百里外的洛口仓，都是著名的大仓城。洛口仓城建在洛河注入黄河的地方，周围二十余里，内穿三千窖，每窖盛米八千石，设置监官和镇兵千人负责管理和把守。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大运河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隋唐大运河洛阳遗产点的含嘉仓、回洛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