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理论框架

一 相关概念界定

（一）礼物、仪式化礼物、礼金

礼物的英文为gift，法文为don。赠予（giving）是gift的词根义，表示一种行为——赠予。莫斯强调礼物的义务性赠予、回报的互惠原则，这一原则具有整体约制性。本书借鉴莫斯的这一礼物概念，强调礼物交换具有互惠的义务要求。

对礼物的分类多种多样。布迪厄将礼物区分为无偿赠品、小礼物及不可避免的赠品（布迪厄，2003：154～156）。余成普等依据礼物与身体的关系，将礼物区分为身体之外的礼物与身体本身的礼物。身体之外的礼物是传统的礼物，身体本身的礼物是生命的礼物（余成普等，2014）。贝克将送礼区分为仪式性送礼与偶然性送礼，前者本身嵌入于仪式行为当中，如宴会上的礼物具有场合性；后者的发生场域有偶然性，如为了协调冲突而送的礼（Belk，1982）。阎云翔依据礼物交换的情境将礼物分为仪式化的礼物和非仪式化的礼物（阎云翔，2000：45）。本书将红白喜事中的礼物定义为仪式化礼物（ceremonial gift）（Yan，1996b）。西村的仪式化礼物主要指在人生重要的生命仪式过程中通过“做酒”宴请客人前来参与宴席而发生往来的礼物。阎云翔认为，仪式化送礼“以主人设宴、对精选的（重要的）客人的正式邀请及礼账记录为特征”（阎云翔，2000：45）。礼金是指礼物的货币化。以钱作为礼物的礼金交换在亚洲的仪式性场景中较为普遍。

（二）互惠、资助型互惠、关系延续型互惠、双重互惠、单重互惠、双重互惠单重化、双重互惠有限化、互惠简化

互惠的英文为reciprocity。《牛津英语词典》及《韦伯斯特百科词典》指出reciprocity有四种意思：第一种指一种互惠状态或关系；第二种指一种互惠交换，强调相互交换；第三种指国家之间商业交换中互通有无的关系或政策；第四种指相互间的行为与反应，是康德主义的哲学词语。第三种属于政治学或经济学经常讨论的范围；第四种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第一种与第二种则是社会学讨论的经典议题。本书研究的互惠指第一种与第二种。萨林斯将物品流动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定义为互惠（萨林斯，2009：215）。齐美尔指出“没有服务与回报间的互惠，社会均衡与凝聚力不可能存在”（social equilibrium and cohesion could not exist without the reciprocity of service and return service）（Simmel，1950：387）。本书在萨林斯与齐美尔的基础上，指出互惠是社会关系主体间的“服务与回报”。

摩尔姆认为互惠的价值有两种：一种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另一种具有社交性价值（communicative value）（Molm et al.，2001）。工具性价值指交换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价值。社交性价值也是象征性价值（symbolic value），它包括表达性价值与互惠行为本身的特征带来的“减少不确定性的价值”（uncertainty reduction value）。曲尔指出，在资本主义转型的背景下，礼物由一种相互救济、资助（mutual aid）的实践意义渐渐演变成一种管理情感关系的象征媒介（symbolic media）（Cheal，1988：5）。孔迈隆、阎云翔等在分析礼物时，指出婚姻资助理论（marriage endowment theory）可以解释父母用彩礼与嫁妆来资助新婚夫妇（Myron，1976：177；Chen，1985：127；阎云翔，2000：192），仪式性宴请中的礼物也像彩礼一样有资助功能。尽管相互救济、资助的礼物可以是一种工具性礼物，但资助的功能比工具性更为具体，本书将其称为资助型互惠[4]，指仪式化礼物链条中的请客-送礼。资助型互惠的资助载体有两种：一种是劳动力的资助，另一种是礼物的资助。礼物的资助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物品的资助，另一种是货币的资助。请客-送礼本身是一种请客者与送礼者间的互惠，送礼者的礼金能资助请客者，为他抵挡一部分开支。本书在研究去资助化的去制度化过程时，分析了劳动资助型互惠的减少、物品资助向货币资助的转化，以及货币资助型互惠的消退。无论何种资助，总体而言，西村的资助型互惠在消退。曲尔所讲的管理情感关系的符号即摩尔姆论述的具有社交性价值的互惠，本书将这种互惠视为关系延续型互惠，用以指代仪式化礼物链条中请客-回礼、送礼-回礼的部分，这部分主要用以维持与再生产关系。

在仪式化礼物中，具有资助型互惠与关系延续型互惠的称为双重互惠，即请客收礼部分；只具有关系延续型互惠的称为单重互惠，即请客不收礼部分。双重互惠单重化指资助型互惠和关系延续型互惠向关系延续型互惠的转变。双重互惠的有限化指仍然存在部分双重互惠，即核心亲戚与核心好友间仍然存在部分收礼。双重互惠的简化涵盖了单重化与有限化。简化意味着资助型互惠缩小或者消退，也意味着互惠环节与人情结算环节的简化，以及负担承受者的减少。

（三）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化、去制度化、制度确认、制度遗留、再制度化

关于制度的定义，最经典的论述当是诺斯（D.C.North）将其定义为“人为设定的用以塑造人类互动的约束”（North，1990）。制度是社会规则，既包括正式规则（如宪法、法律、国际规则），又包括非正式规则（如规范、禁忌、习俗），即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种（唐世平，2016）。本书分析的仪式性礼物交换中的互惠制度是一种非正式制度。

制度化是指以正式的规章、法律、非正式的习俗和礼仪为基础的、社会互动的稳定模式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重庆出版社，1988：1194）。制度化使社会行为可以预测，它按诸如父母、雇员、牧师等特定的社会角色为即将发生的合法行为赋予定义。朱克（Zucker，1977，1983）分析了制度化过程，指出习性、组织创造的历史与传统等要素使得制度化行为能获得类似于规则的地位，这些地位是高度持续的，它们使得制度不易发生变化。斯科特（Richard W.Scott）认为制度化活动的持续性扎根于定义事情是什么的方法以及定义事情被做成的方法（Scott，1987：496）

去制度化是奥利弗（Oliver，1992）提出的，指为制度的消退或者不持续提供合法性过程。去制度化指涉了权威的丧失或者去合法性，以及合法性的消解。去制度化通常发生在某种组织行为中。在组织中，当以往合法性的或者理所当然的组织行为无法再生时，去制度化是可能的。在具体条件下，组织行为与变化无法由意义范围或价值范围内的社会同意解释，也无法遵从制度压力，但组织又无法接受曾经合法化的共享规则，以往的制度便不再具有持续性。本书关注的互惠制度存在于村落地方社会中。

制度确认是指确认制度的合法性。本书将政府行为从外部强化“不收礼”的过程视为建立“不收礼”的合法性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不收礼”制度的确认过程。

制度遗留是指制度仍然被部分保留。本书借鉴古尔德纳分析互惠遗留（survival）（古尔德纳，2008：344）于现代社会的说法，将资助型互惠仍然遗留在部分关系圈中称为制度遗留。

再制度化由德尔布里奇等提出，指去制度化引发的制度变迁为新的结构或者实践制造了制度同型的压力，推进了新制度再合法化的过程（Delbridge and Edwards，2002）。换句话说，再制度化指在旧制度消退之后，人们渐渐采纳了新制度，并为新制度建立了合法性。

（四）社会声望、声望补偿、声望确认、声望获得与声望单位

有关社会声望的最早论述始于韦伯在其《阶级、地位和政党》中指出的社会分层的三个标准，即阶级、地位和政党。其中，阶级对应财富，政党对应权力，而地位则对应声望。地位群体的行动建立在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与信仰的基础上。获得社会声望即能从他人那里获得良好的评价和社会认可（斯科特，2013）。社会声望是动态变化的，人们所获得的社会声望随着个人流动的社会位置、个人的影响力而发生变化。

补偿指个体借助其他领域的成功，来弥补自身在某一方面的心理劣势感的一种行为（compensatory）（Adler，1917）。本书借助补偿的概念，将在村庄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过去社会地位曾经低下者在崛起后通过一系列行动建构自己的声望，以补偿过去因较低社会地位遭遇的行为称为声望补偿[5]。

对权威的认可行径是一种确认（reconaissance）（莫斯，2005：73）。本书借助确认的概念，将村庄中社会地位本来较高者通过一系列行动建构声望的行为称为社会声望确认。

人们在社会流动过程中能获得（attainment）资源（张宛丽，1996；李春玲，2006）。本书借助获得的概念，将村庄中尚未崛起者获得社会流动机会后建构自己声望的行为称为社会声望获得。

声望单位是获得声望的主体。获得声望的主体来源较广，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小范围的家庭、宗族，亦可以是村庄、县城、市、省甚至国家等更大的范围。在熟人社会，仪式性宴请者获得声望的主体以家庭为主，声望单位是家庭；而在陌生人社会，声望单位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家庭。

（五）流动、人口流动、地理流动、社会流动与教育流动

流动（mobility）是指发生位移，即位置的移动。流动有不同的类型，如社会流动、地理流动、教育流动等。

人口流动是指人在空间位置上的位移，也可以称为人的地理流动。本书研究的地理流动指流出原属自然村。

社会流动指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地位及位置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个人或群体从一个阶级或阶层转入另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变化，也可能是阶级或阶层内部的位移带来的个人位置变化（达维久克，1988：203～206）。社会流动有向上的社会流动与向下的社会流动；有横向的阶层内部流动，也有纵向的不同阶层间的流动。研究社会分层、市场转型的社会学学者非常关注社会流动。本书不专门研究社会流动，而是研究已获得或者未获得社会流动的人们是如何表达自己的地位或阶层状况的。

教育流动是指学历上的上升。通过使人进入获得学历的门槛，教育流动具有社会流动的隐喻性。发生地理流动与教育流动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但是人们仍然注重通过地理流动与教育流动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六）地位、地位群体、身份群体

地位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地位群体的英文是 status groups，韦伯（Weber，1978：305-306）将其定义为被赋予特殊社会尊重的人，这些人也可能造成地位垄断。地位群体会形成自己的生活风格，他们会经历正式的教育，会受到经验训练，接受合理教育，具有出身威望或职业威望。地位群体可能建立在阶级地位之上。李强认为，地位群体即处在社会结构特定位置上的一群人（李强，2009）。地位群体处在社会结构的某一特定位置上，在这一特定位置上，他们具有“同一性”。倘若换一种角度，换一种特定的位置，人群又会有不同的组合。身份群体是地位群体的一种，阎云翔强调身份群体受国家的影响，他以官方分配体制中资源与机会的获取能力为据，区分了干部、四属户、普通村民及“四类分子”四种身份群体（阎云翔，2000：33）。本书分析了“四类分子”这种身份群体。

（七）市场化、市场替代、购买能力

市场化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经济活动，特别是资源配置向以市场作为基本联结方式发展与转化的过程（毛立言，2005：935）。市场化为人们完成社会再生产的活动提供市场化的方式，以替代以往非市场化的方式。这种市场化的后果，本书称为市场替代，即以市场化的方式替代非市场化的方式。在仪式性宴请中，邻居相互帮忙举办仪式是非市场化方式，而转向酒店购买餐饮服务就是市场替代。本书将市场化、市场替代视为互惠去制度化的外在影响因素。购买能力是指人们向市场购买商品或服务的能力。

（八）道义性、道义重构

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中指出，农民为了降低社会分配风险、获取生存保障而服从于地主，地主则在歉收或出现风险行为时救济或救助农民（斯科特，2013）。黄宗智亦分析了农村经济中基于生存理性而存在的小农道义行为（黄宗智，1989）。在仪式性礼物交换中，礼金具有资助的道义性，可以帮助宴请者降低宴请成本。在请客收礼的过程中，仪式性礼物交换的道义性基于差序性关系而存在，而在部分收礼中，收礼者通过保持部分收礼来降低宴请支出成本。部分收礼的范围只在核心亲属关系及青年好友间，在这个层面，获得道义的关系网缩小了，礼物的道义边界被重构了。

（九）合法性

合法性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合法性主要用于讨论事实合乎规范，某种价值被认可或者某种社会事实被承认，是社会秩序、规范、规范系统的合法性；狭义的合法性则指国家统治的合法性（高丙中，2000）。韦伯将合法性定义为合乎某种政治秩序（Weber，1968：36）。哈贝马斯将合法性定义为政治秩序中某种价值被时代认可或者某种社会事实被时代承认（哈贝马斯，2003：684～685）。在讨论政府力量如何推广了“不收礼”这一新互惠制度时，本书强调的是狭义的合法性，即“不收礼”具有合乎国家与地方政府统治的合法性。

二 理论框架：多重制度过程中的非正式制度变迁

在上述互惠及其变迁研究述评的基础上，本书试图从非正式制度变迁的角度讨论农村仪式性礼物交换中的互惠变迁。本书研究的非正式制度变迁经历了多种制度化过程：第一种是制度化过程，强调制度的延续与发展；第二种是去制度化过程，强调制度的不持续与消退；第三种是制度确认过程，强调对新制度的确认过程；第四种是制度遗留过程，强调制度筛选者的筛选过程。去制度化、制度确认及制度遗留三个过程的总和即再制度化过程，强调新制度的合法化。

首先，本文用制度化理论介绍互惠制度变迁之前的状态。在分析互惠再制度化过程之前，介绍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末双重互惠的制度化过程。

新中国成立前，在仪式性宴请中进行礼物交换一直是西村的互惠规则。甚至在集体化时期（1949～1978年），这种互惠规则也隐蔽地保留着。集体化时期，国家开展了社会主义运动，对地方社会实行运动式治理，禁止村民举办仪式性宴请。社会运动是一种普遍主义化的实践（Vogel，1965），但普遍主义的改造无法消除特殊主义的关系文化的作用，因为特殊主义的关系文化在短缺时代，构成了一种相互帮助的社会资本。所以，在禁止摆酒的情况下，村民偷偷摆酒。然而，由于粮食短缺，村民需要相互帮助，赴宴者所送的礼物具有资助性质。可见，集体化时期的宴请者依赖礼物的资助功能与宴请的关系延续功能，坚持宴请的人保持着对仪式性宴请的功能依赖。此时，仪式性宴请中的双重互惠制度隐蔽地存在着。改革开放后，国家在仪式性宴请中实行“退出式治理”策略，不再干预宴请中的礼物交换。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村民在生产上的资助型互惠扩张了。村民在生产中存在功能上的相互依赖性，因此，从情感上维系这种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而礼物交换就具有维系这种关系的作用，因此，仪式性宴请中的关系延续功能扩张了。因为它既是营造和再生产社会资本的方式，也体现出既有的社会资本的功能。在这一阶段，仪式性宴请中的双重互惠制度呈现扩张状态。可见，集体化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双重互惠制度持续并扩张着。

其次，本书的重点在于运用再制度化理论剖析互惠变迁之后的过程。在双重互惠制度持续并扩张的过程中，礼物逐渐货币化为礼金，且礼金的标准逐渐升高，宴请名目亦增多，人们感受到送礼金的压力，礼金渐渐成为经济负担。2000年以后，西村的资助型互惠开始消退，互惠制度开始出现危机。互惠经历了再制度化的变迁过程。下文将用奥利弗（Oliver，1992）及德尔布里奇等（Delbridge and Edwards，2002）的制度变迁理论，呈现这一过程（见图1-1）。

图1-1 互惠的再制度化过程

从制度变迁的过程角度看，再制度化是本书呈现互惠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论框架。以往的制度化理论只看到了制度的延续，没有看到制度的变迁与再变迁。再制度化包括去制度化、制度遗留及制度确认三个过程。奥利弗将去制度化定义为制度消退或者不持续具备合法性（Oliver，1992）。西村“不收礼”的产生及资助型互惠的消退就是一个去制度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意识发生了变化。然而，仍然有部分人没有接受新的意识，他们通过选择部分制度的方式遗留了部分制度，这个过程即制度遗留。西村资助型互惠在消退的过程中，还遗留了部分在核心礼物关系圈内。部分村民仍然会收核心关系圈的礼金，即“收部分礼”。德尔布里奇等指出，去制度化之后还有新制度的确认过程（Delbridge and Edwards，2002）。尽管仍然有制度遗留，但政府借助媒体将西县树立为“不收礼”的典型，为新制度制造了合法性。在人们的意识表达与榜样的推广中，“不收礼”已然被确认为新的规则。在去制度化、制度遗留及制度确认的过程中，请客“不收礼”已然再制度化了。

从制度变迁机制的角度看，再制度化是宏观环境-微观行动的互动结果。奥利弗（Oliver，1992）将去制度化置于环境-组织的两维中分析，组织最终落脚在行动，本书则在“环境-行动”中呈现再制度化的逻辑与机制。

在宏观环境层面，互惠制度变迁受到来自国家、市场及社会三重环境的影响，国家与市场是外在环境，村落社会是内在环境。去制度化是从外部压力开始的，而后则涉及主体意识的变化，并逐步扩散为一种普遍化实践，然后成为新的制度。制度遗留则受到惯性压力（inertial pressure）（Oliver，1992）的影响。外部压力在互惠制度的变迁过程中表现为市场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后，西村人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购买力不断提升，村内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市场可以提供关系网的替代功能，社会关系网的资助功能减弱。市场变化是外在影响因素。主体意识的变化则源于村落社会的内在机制，表现为村落的社会流动与人口流动。社会流动与人口流动为村民表达流动价值与流动情感提供了动力。普遍化实践则源于国家的政策要求，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与廉政治理、党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有关的政策，“不收礼”与国家的公共目标相吻合。惯性压力使村落仍然维持着对弱者资助的道义性。尽管村落的竞争性在增强，但是村落不会对给予弱者资助进行声誉惩罚。可见，市场变化、社会流动、人口流动、国家的公共目标、社区性的维持（道义维系）是影响再制度化的宏观机制。

在微观行动层面，行动者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做出了选择市场、建构声望、表达情感、报道宣传及选择关系的具体行动。在村庄的市场化程度加深后，宴请中村民帮忙出力的功能渐渐被市场替代。宴请者选择了以向市场购买服务的方式举办仪式性宴请。在社会流动与人口流动的过程中，村民选择了以消退资助型互惠的方式来建构社会声望。去资助化的宴请直接诱发了去制度化的变化。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宴请者的地位结构发生了变化，恢复身份的人率先通过“不收礼”的宴请方式来补偿声望，由此打开了互惠制度变迁的缺口。在缺口打开以后，不收礼的符号功能渐显，可以成为建构声誉的手段。在宗族中延续权力的精英利用这种“不收礼”的宴请来确认声望。宗族精英的行为是缺口打开以后的第一个连锁反应，其行为具有引领作用。第二个连锁反应源于获得教育流动资源的人们，他们通过“不收礼”的宴请来表达对流动资源的获得，获得新的声望。第三个连锁反应源于频繁流入或流出村庄的人们，他们通过“不收礼”的宴请来表达对村庄爱恨交织的情感，同时获得一定的声望。地方政府看重新出现的“不收礼”习俗吻合国家的公共目标，在肯定自身治理绩效的过程中大力推广这一新规则，为“不收礼”建立了官方合法性。可见，市场购买、声望建构、情感表达、关系选择及绩效获得成为再制度化的行动逻辑。在这些过程中，村民“不收礼”的意识渐渐形成。在“不收礼”之后，经济能力较弱的人们依然保留着资助型互惠，只是他们更多的是选择从核心关系圈中获得道义性资助。

在上述宏观环境与微观行动的互动过程中，再制度化过程印证了影响去制度化、制度遗留、制度确认的四类行动主体。德尔布里奇等指出，去制度化与再制度化的过程受到制度变革者、机会创造者、制度筛选者及变革成果的消费者四类行动主体的影响。在双重互惠单重化与有限化的过程中，也有制度变革者、机会创造者及变革成果的消费者，但是制度筛选者并没有完全反对新制度，而是对制度进行了筛选，本书称之为制度筛选者。市场是机会创造者，村民购买能力的提高，村庄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为宴请者选择以市场承包的方式举办仪式性宴请提供了条件，为宴请不需要村民资助创造了机会；村庄是制度变革者，也是制度筛选者。村庄中制度变革者的影响力大于制度反对者，地位提升的身份群体、宗族精英、升学者及地理流动者是村庄中的制度变革者，他们先后成为打开“不收礼”的符号功能缺口、引领“不收礼”的声望建构方式、扩散“不收礼”的宴请方式的实践者。在变迁过程中，宗族精英、升学者与地理流动者推动“不收礼”发生了三次连锁反应。政府则是变革成果的消费者，他们在推广“不收礼”新规则的过程中强调自身的治理绩效。经济能力较弱的人及希望通过礼金来维持关系的人则是制度筛选者。他们保留着部分资助型互惠，使得部分旧规则仍然遗留在村庄中。

由此可见，双重互惠单重化的去制度化过程、双重互惠有限化的制度遗留过程、政府的制度确认过程成为西村请客“不收礼”再制度化的三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