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画学为哲学的外化形式

中国画作为中国哲学思想的外化形式，与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19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民族一度陷入存亡危机，许多仁人志士放眼世界，寻找民族振兴之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以《易经》 《老子》《庄子》等哲学（美学）思想为文化传承基因的中国画，也在日渐式微。

中国画遭遇批判与革新。辛亥革命后，开展了如火如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在时代前列的艺术家将目光转向了西方与日本，希望引进西方的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等写实技巧来改良中国画。康有为指出“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陈独秀提出“要革王画[1]的命”。因此，各地相继以西方及日本美术教育体系为蓝本，办起了美术学校或美术科系。有西画倾向的中国画迅速引领了中国美术发展潮流，代表人物有李叔同、刘海粟、高剑父、徐悲鸿、林风眠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画坛的“文化取向危机”并未消除。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推进了中国画繁荣发展，中国美术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是，以《易经》为核心的中国画哲学精神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弘扬。例如，目前的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在1954年时，连中国画科、中国画系都不敢叫，而只称“彩墨画系”，这是何等的文化不自信啊！1957年周恩来总理建议一般应称“中国画”，次年彩墨画系才改称为中国画系。

“八五新潮[2]”期间，中国画“消亡说”与“穷途末路说”波及整个中国画坛，中国画一度陷入低谷。致使迎合西方、谄媚西方的中国画作层出不穷，西方的各种主义、流派、风格像走马灯一样在中国画坛操演了一遍。中国画中的传统文化精神进一步被弱化，中国画本体语言被异化甚至剥离。哲学精神的迷惘，传统美学的式微，导致了“写意精神”被“写实技巧”所取代、“诗的意境”被“猎奇场景”所取代、“留天留地”被“铺天盖地”所取代、“笔墨魅力”被“光影效果”所取代等一系列现象；一时间中国画几乎无评价标准可言。

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如何继承与发展中国绘画，如何弘扬与彰显中国画中的中国哲学基因，建构中国画独立的评价体系，成了我们今天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提出世界上有“东风、西风”两股风[3]。如果中国画算东风、西洋画算西风的话，我们并不苛求东风压倒西风，也不希望西风压倒东风，而是希望东风有东风的特色，西风有西风的特色，东风、西风和谐共处。

中国画要发展，必须要有民族性。常言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不是孤芳自赏、故步自封，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明智选择。只有立足传统的“拿来主义”，才能将民族性、国际性兼容并包，使中国画更具时代特色与独特魅力。鲁迅先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别国所注意……于中国之活动有利”。[4]

以《易经》思想为源泉的中国哲学精神是中国画民族性的遗传基因，易学哲学思想观照下的中国画，才是真正具有中国性的中国画。只有行动痕迹没有思想光辉的中国画，就是马克思说的“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躯体”[5]。易学哲学阴阳辩证观等思想是中国画家必备的理论修养；除个别的天才画家可以“生而知之”外，大部分画家还需要“学习以往的哲学”。[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