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国内外易学哲学研究概况

易学的核心是《周易》,《周易》是东方智慧的标志，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国内研究《周易》的古圣先贤很多：先秦有：伏羲、黄帝、周文王、周公、孔子、荀子、邹衍等；两汉有：董仲舒、司马迁、刘向、孟喜、京房、张衡、马融、郑玄、荀爽、刘表、魏伯阳等；魏晋有：虞翻、陆绩、诸葛亮、阮籍、何晏、王弼、向秀、郭璞、韩康伯、萧衍等；隋唐五代有：陆德明、孔颖达、李通玄、僧一行、李鼎祚、孙思邈等；两宋有：张根、朱震、李光、郭雍、杨万里、朱熹、吕祖歉、欧阳修、李觏、邵雍、周敦颐、司马光、张载、王安石、程颢、程颐、苏轼、卲伯温、陆九渊等；元明清有：保巴、黄泽、董真卿、王申子、萧汉中、孙应鳌、钱一本、刘宗周、陆梦龙、黄道周、王阳明、来知德、李贽、傅以浙、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陈梦雷、应撝歉、王夫之、毛奇龄、朱彝尊、李光地、纳兰性德等。近现代有：康有为、辜鸿铭、唐文治、章炳麟、尚秉和、王国维、马一浮、熊十力、钱玄同、胡适、郭沫若、范文澜、顾颉刚、冯友兰、闻一多、牟宗三、张岱年、钱钟书、黄寿祺、南怀瑾、徐芹廷、曾仕强、刘大均等。

国外最早传入《易经》的是朝鲜半岛，时间可以上溯到公元以前；半岛文化、思想、学术、民俗受其影响也较为深远，这点从今日韩国国旗的太极图案也不难看出。

日本是在继体天皇七年（513年），由百济派的五经博士段杨尔传入《易经》的。天智天皇时代的公元676年，设置了大学寮，以九经为教材，《易经》居九经之首，因此在日本影响尤为深远。

西方世界对《易经》的研究始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1626年（明天启六年），法国传教士利玛窦弟子金尼阁（P·Niclaus Trigaut, 1577—1628）将包括《易经》在内的五经译成了拉丁文，成为西方最早的《易经》翻译者。

西方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易经》译本，是1736年法国传教士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igs, 1663—1738）翻译的拉丁文《易经》，原名为：“YKing antiguissimus Sinarum Liber quemex Latina inter pretation”，即《〈易经〉：中国最古的书》。

英国汉学家理雅格（James Legge, 1815—1897），是第一部权威的英译本《易经》的译者。理雅格在中国学者王韬的协助下，专事中国经典著作翻译工作达三十年之久。1882年，他翻译的《易经》（The Yi-King）收入英籍德国学者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主编的《中国圣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16 or as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Part Ⅱ），由牛津克拉来登公司出版。

20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影响最大、最为流行的《易经》译本是曾任北京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教授的德国学者卫礼贤，德文名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1924年，他将耗时近十年的德文本《易经》在德国耶拿（Jena）出版。此译本比理雅格译本更能保持原著的精神，很受好评，相继用法国、意大利、墨西哥、阿根廷、西班牙、丹麦、瑞典、葡萄牙、波兰等多国文字做了全译、节译或转译。迄今为止，各版本印刷早已愈百万册。1950年，美国顶级翻译家贝恩斯（Baynes）将其译为英文在纽约出版，定名为“The Iching；or Book of changes”，成为现代西方英语国家通用的《易经》标准译本。

《易经》在西方世界的各个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例如：黑格尔（Hegel）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体系过程中，曾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而在他的讲演中，将《易经》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内容。百科全书派思想家狄德罗（Diderod）也将《易经》作为阐述中国哲学的基本文献来用。荣格（C.G.Jung）通过对《易经》的研究以及和卫礼贤的密切关系，使他找到了某种心理学理论的模式，并将《易经》用于心理治疗。法王路易十四派华的传教士白垩（Bouvet）是在康熙皇帝亲自指导下研究《易经》的，在他的启发与引导下，莱布尼茨（Leibniz）通过《易经》图像与六十四卦排列组合，发现了二进制或并向量系统。量子力学创始人玻尔（Bohr）受《易经》启发，提出了“测不准原理”，他选择太极图作为自己的爵士徽章，并在自己衣袖上也印上了太极图。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Needdam）博士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周易》称为“万有概念宝库”。

二 易学美学及相关研究概况

《周易》不是美学著作，只是间接地涉猎了一些美学与艺术理论；其涉猎分量也不如儒、释、道哲学那么多，但《周易》对中国美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却不在任何一部经典之下。

《乐记》作者为孔子弟子公孙尼，他依据《易传》天地定位、阴阳感应的原理表述了礼乐合一的音乐观。《吕氏春秋·大乐篇》云：“太仪生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不仅用太极之理阐释音乐的产生，几乎是通篇以乐理阐发易理。阮籍不但写过《乐论》，也写过《通易论》，他立足于易理来阐明“乐”的本性，经常应用《易传》言辞讲述音乐，如“乾坤易简，则雅乐不烦”。

扬雄《太玄》、王充《论衡》、许慎《说文解字》、庾肩吾《书品》、陆机《文赋》、孙过庭《书谱》、刘勰《文心雕龙》、刘熙载《艺概》等，都大量引入了易学言辞与思想。《文心雕龙》不但在形式上以《易传》“大衍之书”安排全书的结构，而且文字内容多次应用易学词语，如《熔裁》篇：“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其“刚柔”“立本”“变通”“趋时”皆出自《易传》。

20世纪以来，《易经》美学精神对国际艺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现代偶然音乐创作（aleatory music）大师约翰·凯奇常从《易经》获得灵感，其作品《Music of Changes（易乐）》，就是由卦象决定各种音乐形态。其后来的许多作品，常用卦象的偶然指示决定音乐的发展。哥伦比亚大学音乐系主任周文中是位美籍华裔作曲家，他的代表作《变》运用了易学美学思想，构成了独特的音乐旋律。韩国籍德国作曲家伊桑以易文化为依据，将阴阳哲学作为音乐创作的原理，来统摄音乐各种要素的精神本源。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艺境》一书，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第二题《先秦工艺美术和古代哲学文学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中，阐发了贲卦、离卦的美学意义。李泽厚先生《华夏美学》第二章第五节探析了《周易》对华夏美学思想的重要意义。李泽厚、刘刚纪合著的《中国美学史》及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大纲》都专章论述了《周易》美学思想。

刘纲纪先生《周易美学》1992年（2006年新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周易》文本考释入手，基本厘清了《周易》中的美学相关概念与命题，既阐发了《周易》美学的重要意义，也对其历史局限性作以直言不讳的评价。

近年来，易学美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还有：刘刚纪、范明华：《易学与美学》，沈阳出版社1997年版；王振复：《大易之美：周易的美学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振复：《周易的美学智慧》，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姜澄清：《易经与中国艺术精神》，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黄黎星：《易学与中国传统文艺观》，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陈碧：《〈周易〉象数之美》，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孙喜艳《〈周易〉美学的生命精神》，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王明居：《易经的隐形美学范畴》,《文艺研究》1995年第11期；姜亦金：《浅议周易“乾坤卦”和谐美的设计思想》,《设计艺术研究》2011年第12期；张宜：《对〈周易〉的生态美学思想解读》,《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7期；邹凤波：《〈周易〉中的设计思想——基于存在论的阐释》,《艺术百家》2009年第12期；袁振保：《周易的美学精义》,《学术研究》1984年第5期；石夷：《〈周易〉美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张玉能：《周易美学》, 《文艺研究》1993年第5期；周行易：《〈周易〉与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比较》,《文艺研究》1990年第10期；陈望衡：《〈周易〉与中国美学精神二题》,《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年第7期。

三 中国画的易学哲学研究概况

艺术当随时代。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指出“国家形象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最根本的问题”[18]。建构中国画的易经思想体系，是树立中国画的国家形象，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的迫切需求。

《易经》是古代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自古士人皆擅易，画论中有关易经精神之论虽不浩繁，但皆为点睛之笔。与易经有关的古代画论：南朝王微《叙画》、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宋官方编撰的《宣和画谱》、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北宋郭熙《林泉高致》、北宋韩拙《山水纯全集》、元代黄公望《写山水诀》、元代王铎《写像秘诀并彩绘法》、清代王原祁《雨窗漫笔》、清代《石涛画语录》等。

中国画多有牛、马题材的名家名作，如韩滉《五牛图》、韩幹《照夜白》、徐悲鸿《奔马图》、李可染《归牧图》等。对于国人而言，猪比牛马更为常见，为何绘画却少有描绘呢？因为“马、牛”为“乾、坤”两卦的意象，象征着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宣和画谱》畜兽篇叙论：“乾象天，天行健，故为马；坤象地，地任重而顺，故为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画的易学思想虽然常被黄宾虹、杨振宁、宗白华、钟明善等先生提及，但尚未构成专门的、系统的、具备较大规模的研究体系。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张乾元《象外之意：周易意象学与中国书画美学》（中国书店2006年版），不仅系统论述了意象、刚柔、蒙养、白贲、神妙等美学概念，还从周易意象学角度解读了书论画论，是目前对中国画的易学哲学领域研究较深的一部著作。

近年来，屡有中国画易学哲学领域的研究文章发表，较具代表性的有：李戎：《〈周易〉与中国绘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杨克石：《〈周易〉与中国画的审美境界》,《周易研究》2010年第3期；李巍《〈周易〉的思维方法在中国画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周易研究》1993年第4期；李巍：《再论〈周易〉与中国画》,《周易研究》2000年第1期；李巍：《〈周易〉与绘画——对目前中国画争论的断想》, 《美术研究》1986年第3期；李平、张霞云：《论〈周易〉对中国古代书画理论的影响》,《艺术探索》2005年第4期；陈碧：《象数与中国书画》,《求索》2006年第5期；李平、张霞云：《论〈周易〉对中国古代书画理论的影响》,《艺术探索》2005年4期；王莉：《浅析〈周易〉美学对中国绘画的思想渊源》,《美与时代》2012年第8期；郭燕桥：《周易与国画创新》,《第十届国际易学大会论文集》，台北易经学会编印，1993年7月。

易学在西方绘画领域的影响。1906年在瑞士苏黎世出生的女画家唐纳利娅·福尔斯特（Cornelia Forster），于1971年和1972年画了六十四幅卦画。德国艺术家卡斯登·卡·潘策尔（艺名：潘禅，1948— ）于1989年秋在科隆市附近的奥福拉特举办了《易经》艺术品展览会。德国巴登地区弗莱堡的画家彼得·汉克（Peter Hank）用《易经》来分析中国绘画。美国画家华尔德·坦·玛利亚（1935— ）于1981年创作了《易经360°》[19]，并在瑞典的现代博物馆展出。

美国温氏（R.L.Wing）译著的《插图本易经》（The Illustrated I Ching） 1982年在美国出版，1987年在英国再版，1995年又转译回中国；温氏给六十四卦每一卦配了一幅中国画，他认为，西方人正是通过中国画领悟中国思想的。西班牙哲学博士科斯娜·白特兰（Cristina Bertrand）是个表现主义画家，曾获西耶那国际艺术学校（Siena International Art School）两项权威的金钟塔奖；1987年她在马德里康普腾斯大学（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的博士论文题为《自然的精华：西方与中国思想的融合及其在风景画中的表现》（La esencia de Ia Naturaleza: Síntesis del pensamiento occidental y su expresi ó n en la pintura de paisaje），即以《易经》为主题，并亲自创作了64幅取材于西班牙不同地区的风景画来表达64卦的意象；2011年以《画说易经：〈易经〉的易象、意蕴、行动指南》（I Jing: Image, Concept, and Action）为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