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随着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以及全球经济重心逐渐向服务业转移，通过知识传播实现服务化增长已成为产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路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于其所服务产业的创新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其具备基础性知识生产和重新配置双重功能的同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面临着创新生产要素从客观流动集聚向创新网络主体的有机合作过渡过程中的创新要素组合以及高效配置的瓶颈。本书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网络的构成为主要视角，通过“调研—测度—评估—验证”这一研究路径，开展创新溢出网络组织结构、层级网络评价及创新内生动力实证测度，以及节点架构与对策凝练等多方面的研究新尝试。

现有研究表明，知识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的基石，而创新是促进知识成为产业主体获得交互式生产、创新网络群聚形态推动要素的必然前提，因此通过主体之间知识生产协作可以推动整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所服务的产业创新网络获取最大化的创新绩效。作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产业内部的主体，唯有对所拥有的知识进行再创造，才能形成微观层面的创新价值提升，即各个主体通过不断增加对知识和技术革新的投入并借助专门、科学、高效的服务优化创新，可以帮助产业主体形成更高的知识生产要素创新绩效；而各主体之间更紧密、合理、有序的创新合作，是催生基于知识要素流动的创新经济以知识方式能动分布于不同主体内部的条件保证，以上都依赖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更具知识优势的、网络化、自主更新脉络式的创新。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联合其他服务业门类，对于所嵌入网络进行协同基础上的创新生产服务输出，产业组织间的网络关系以及结构将对于创新效率产生影响，由此可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于自身的创新知识输出，以及网络构建能力将对未来的生态化创新产生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创新生产要素因创新溢出效应的差异，促进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各部门内部要素重新定位以及有别于传统生产协作的跨部门流动机制的进一步显化，整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网络在本质上已不再是微观主体购进一部分创新要素进行消化吸收的被动差距弥补模式，而是全网络自我革新的交互作用及创新网络的动态布局。再者，现有创新主体构建起来的创新网络的创新行为总体上逐步由生产协作走向能动的协同，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率先摆脱资源束缚，从要素集聚向产业群落的自组织关联创新过渡的重要标志，由此形成的创新模式，反之也能有效推动知识生产要素在产业创新网络总体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与有机流通。

作为知识经济时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参与整个网络创新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具备基础性知识生产和优化要素配置的双重功能，因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服务产业创新过程中具备一定程度的创新溢出优势条件。

首先，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无论是从生产知识与模式创新衔接，还是创新组织管理以及方法优化方面，都有其专门化服务的对接优势，并在逐步的创新服务分化过程中展现出规模化优势。

其次，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具备关于创新知识的动态优化基础，这种优化是以对接服务部门或单独的产业化服务产品供给为基础，以创新知识为载体的专业服务，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创新知识具备与创新人员或创新生产过程的融合，使得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提供专门化服务的过程中获得与主体高度互动的对接机会，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调整要素配置使用，从而表现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动态优化创新要素的条件优势。

再次，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逐步对接产业创新过程中所形成的创新，必然包含高于传统生产意义上的创新协作，各行业内部创新信息、技术和生产方式与组织模式可以经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不断更新“编码”，并作为专门化服务进行再输出，而广泛吸取其所服务产业的经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后续服务中可以提升“编码”对接产业创新的效率，并以动态优化的方式逐步改进服务对象产业的创新水平与效率，呈现出相对的技术优势。

最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逐步实施创新优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可利用自身的专门化服务流程，梳理出创新信息及相关要素运用组合，并将其资源化；另一方面，上述编码行为使得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获得了相对其他产业缺乏的创新知识组合能力，因而使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知识储备优势。

同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于创新知识的交互也有较高要求，这主要体现在其对于劳动要素的创新知识携带、知识技术提供方式、成效的表现形式等方面，为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应该进一步结合创新与组织内互动，进行创新联结式的传播，才得以获取更高的创新溢出绩效。

针对以上情形，本书基于结构化探索的视角，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于创新绩效提升动力与层次演进架构的重要侧面，集中探讨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当前产业创新及其网络结构等多个相关层面。

首先，研究结合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转移的概念梳理与特征分析，针对知识生产要素的产业嵌入性与知识转移，从支持环境、政策、转移知识特性、知识生产要素的接收意愿与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实证测度；同时，结合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及其溢出能力的内在可行性，从创新效率以及知识溢出等角度阐述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接主体获取创新溢出的机理，并结合主体外部环境性因素和主体间差异，以及主体合作态势等视角，探讨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接创新主体实现创新溢出效应的机理与实现路径。

其次，从创新主体网络结构性指标分析出发，本书结合创新过程中的产业集群结构特征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产业创新发展的推动，基于主体间创新联结的结构特征及社会网络视角，开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生产对整个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分析与对策凝练。

再次，本书基于合作创新理论的主体联结结构，验证了创新网络节点与KIBS创新溢出绩效间的作用关联，探讨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接创新主体过程中借助创新网络节点形成溢出改进的对策。

最后，本书还探讨了知识溢出过程中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推动产业创新改进的层级网络结构性差异，通过创新层级网络与KIBS推动创新改进及其收益的关联关系检验，针对于协同网络架构、创新程度变化，进行了不同创新层级组织结构对KIBS推动创新的作用关联测度，探讨了层级网络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推进产业创新的结构性关联问题。

本书关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接产业创新服务，围绕产业创新网络及其结构和实现创新溢出效应的路径，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①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主体之间从要素投入的协作走向能动配置要素的过程，是知识转移在整个创新网络中以能动组织形式重组分配的动力，知识转移不仅受制于知识生产要素自身的嵌入性影响，也与对创新主体对其保护程度以及整个创新网络组织的转移环境存在关联，应该积极调整组织内部接收转移知识要素的意愿以及能力，以突破知识生产要素这一复杂携带性要素在转移结构距离、主体保护，以及知识嵌入性等因素交错作用下的转移阻滞，形成更高效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生产及溢出绩效。②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于所服务产业的创新溢出并非是直接的外部溢出，而是受制并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群及主体间合作，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本等方面因素，通过上述因素的逐步优化，来进一步实现主体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效应的累积获取。③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过程的产业集群网络关联脉络的进一步清晰，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所服务产业在不同规模网络关联中的进一步集约化重组表现。这使得整个产业创新网络逐渐发展至一个相对更为开放的要素转移平台，其优势来源于开放型网络结构所创造的中介性质、局部集群的创新机会，而主体间进一步的结构性创新关联合作确保了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各部门能与彼此间不联系的群体形成交互性联系，并且通过控制信息的渠道来获取更多资源优势。④进一步强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所嵌入部门的创新溢出网络绩效与创新质量，是提升整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借助创新网络获得知识创新传播绩效的关键，原因在于上述绩效不单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内部的创新传递绩效，更是围绕整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创新溢出、创新被跨部门吸收的传递效率。⑤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在创新过程中的溢出层级网络的结构性指标对KIBS推动下的主体创新改进与收益提升存在关联，应该基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现有所对接主体的创新层级架构，进一步开展多部门联合创新，这也是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溢出能动拓展创新网络的有效路径。

我国在迈向服务业大国的过程中，应该积极抓住转型创新机遇，特别是在“十三五”期间，把握创新在不同部门的结合性机遇，以服务的嵌入、模式的转换为契机，完成从传统学习创新模式向新型的服务化融合创新转变，并从中获取高于基本创新模式的新节点创新效率、更高水平的产业服务化设计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诱发式”创新路径。这种追求更高效应和自组织机制的服务业发展创新方式，是借助服务要素提升经济成长质量有效实现的重要前提。

2020年是我国走向服务业大国的关键性节点，而今，中国正在走上以创新驱动和创新发展为主导的创新强国之路，在国家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创新改革主线之际，也盼望能通过针对当前形势下我国创新性经济的剖析，形成对产业转型升级措施优化、对策完善方面的论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