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转移效应实现机制

一、隐性知识的传导机制

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于1958年提出隐性知识概念，迈克尔·波兰尼在针对知识依赖信仰的研究中指出，隐性知识往往依照思维方式以固有形式存在于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中，而以此为依据，知识呈现出可以被文字、图形、数字所表述的形式，以及无法被表述但又固化于人们思维预判中的形式，前者为显性知识，后者则为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的符码予以系统地表达。不同于以往的知识传递要素，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转移的过程中，知识要素所具备的自身的可携带性，以及传递的非实物性，是导致隐性知识转移的必然构成因素。知识转移中的隐性知识一般具有默会性、个体性等显著特点。所谓默会性，主要指信息沟通与传递过程并不利用语言、文字、图表或符号进行明确表述与逻辑说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创新在整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过程中的不同知识体系之间无法简单地进行逻辑衔接，或进行各个创新主体内部直接的组织化创新（Panahi，Watson，Partridge，2013）。对于知识自身而言，其所具有的默会性促使着知识这一要素并不会随着其他生产要素的直接转移而跨域生产组织部门，而是以逐步的创新流程或创新服务的传递逐渐直接产生创新的综合效益（刘广，戴昌钧，2013）。同时，创新知识由于隐性特性，在具有差异化主体之间的传播并非一定按照结构化形态展开，其传播也存在非正式的属性，从而使得创新知识相对于主体而言更具有隐蔽性（Hoe，Mcshane，2010）。所谓个体性，指知识要素的个体性主要是从传播角度进行探讨的，由于知识本身是基于主体自身理解的形式实现其内在价值的显化（郭强，施琴芬，2004）。而个体对于每一层知识要素的理解可能随着其不同的背景、环境、机制以及促进制度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结果，由此形成的知识要素传递本身也是一种对于具备经验为背景的异质性复杂加工过程，其所面向的不同的创新主体使得其不能直接借由教育实现完整传递。但同时，利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融合不同生产主体，以不同的组合生产方式进行进一步的创新与现实生产改造，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而言，其所传递的创新服务专门化信息与知识，一方面改进了现实生产与服务的组合性要素服务传递，一方面结合创新生产网络内组织的各个创新主体形成融合创新（吴晓波，高忠仕，魏仕杰，2007）。因此，对于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转移，第一方面具有共性的外在维度，使得创新转移具有一定的规则性，并通过创新的制度以及环境等因素逐步传递对于创新知识转移的影响作用，而这些要素之间的逐步协同互作用会通过创新知识差异性，形成主体对创新资源吸收的差异，即通过主体对差异性创新知识逐步形成更具引导和统筹特性的共同创新生产与转移体系，进而实现KIBS创新与创新主体内部创新在内的知识生产联合创新。对于隐性知识的传递而言，应该通过进一步接受新知识来获取更高效益的知识性服务绩效。由于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存在“新陈代谢”的规律，每一个主体都类似于一个循环体系内的组织细胞，只有有序地排斥陈旧知识，吸纳新的知识体系，才可以实现有效的创新主体的绩效生成机制（Waldman，Terzic，2012）。同样，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而言，在创新过程中应该不断利用具有默会性、个体化等特征的知识体系进行有效对接。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主张利用“做中学”的方式以实现有效的创新知识转移累积（Sagar，Zwaan，2006）。“做中学”就是吸收与学习新知的重要手段和必要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帮助部分创新主体企业避免落入“技术追赶”陷阱，进而实现更高绩效的知识转移，而其他生产部门既有的相对较高的知识生产创新特性，也可以帮助现有生产企业实现较好的技术再造与创新吸收。而主体对于转移知识的应用价值、获取成本、获取以及掌握过程中的产出等方面的评估，也将进一步影响主体对创新知识转移的意愿动机，经由转移被主体掌握的创新知识经过主体的加工，得以形成一个最具优化性的应用模式，从而逐步提升创新知识在主体内部的应用效率（Ryu，Kim，Chaudhury，et al.，2005）。

二、借鉴系统动力学的共享知识转移与创新

系统动力学以运行系统化为核心，以整个计算机运行特征为理论基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Forrester（1997）教授对动力体系开展了研究，其最初被用于工业领域，而后随着学科交叉发展的深入，逐步应用于各类有关系统运行动力的体系研究，并被改称为系统动力学。现阶段系统动力学的各种理论与研究方法逐步扩展至各个应用领域。

系统动力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针对系统性事物的分析与解决路径：

①找出系统性事物及其受阻要素所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进行动态化假设验证；②从问题根源出发，建立系统仿真模型，并利用具备针对性逻辑的验证预设模型，以确保预设模型系统最接近现实；③调整、测试各类运行方案，减少系统性事物及其受阻要素有可能发生的重复性问题，并利用这一尝试累积各类可行性对策方案，通过反复实践确立最终对策方案。

从系统动力学体系来看，因知识转移要素而产生的不同于传统生产模式的创新因素，在于各个创新要素构成的整体创新知识体系，而各个整体利用集群等组织的创新要素集聚特征，逐步开展主体之间的创新交互，并系统化地扩展其创新转移效应。（孙晓华，原毅军，2007）。同时，对于改进过程中符合各个主体间组合的系统动力学组织特性的要素，主要是结合内在运行与系统动力的关联。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而言，其所具备的创新知识转移，本身就是一个在创新网络组织内部逐步将嵌入性知识（既有知识生产组织体系）进行重组与改造的过程，学者们将其称之为结构，也即是连续和关联性行动主体联结所构成的一个有序组织的综合特征，比如按照一定准则体系进行的规律性的相互关联行动实践。同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自身也存在着创新的能动自我否定内在机制，即通过各个创新主体之间组合而成的创新网络，逐步形成整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内部符合系统动力机制的创新知识转移结构（Fritsch，Kauffeld-Monz，2009）。而对整个创新知识的转移体系而言，KIBS可以通过具备系统统筹特点的要素进行进一步的持续创新行为的决策，进而实现包含整个网络组织在内的创新改进，无论是熊彼特（Schumpeter），还是弗里曼（Freeman）（1997），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协同创新是未来创新发展主要模式，这种系统创新对于具备系统性的要素而言，即指任何一个创新主体与创新行为之间的逻辑关联。因此，系统动力学以及协同创新的观点都对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接服务中的创新知识转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方面，KIBS以自身特有的服务化嵌入实现有效的组织联结加密，一方面，更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部门在各个产业主体之间以更高效的创新方式，传递不同特征的知识要素。而主体之间对于创新差异性的重视不仅着眼于外部创新知识的异质性，更在于主体内部在创新制度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并利用差异寻求创新协作和知识转移的契机，是获取局部创新收益增长的一种可行途径（Doz，Santos，Williamson，2001）。在创新资源过程中围绕知识的行为有知识持有并传播、学习和计划学习等不同形态，不同形态所对应的主体在创新既有水平上的差异和对其组织管理效率的不同，传递着对于创新知识转移的影响差异（张琳，2008）。按照不同的组织系统特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应该进一步强化其中的组织协同创新，其本质是创新资源依赖被强化的关联关系在进一步协调基础上，进行主体间联合，这一过程中的知识转移以系统性地自我否定与剥离，来实现高效的知识创新吸收，即一方面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内部的知识创新与知识性服务，进行知识转移的要素直接投入影响；另一方面，以知识要素的不断精益化运用改进整个组织体系内部创新，从而推动部分要素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内部形成了剥离基础上更进一步的优化改造，这种改造是基础的，是生产过程中各要素和工序从简单组合到复杂组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