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甲午风云

1894年的夏天，闷热的空气裹挟着咸涩的海腥味，在整个东亚大陆上空盘旋。北京城里，慈禧太后为筹备六十大寿，挪用海军军费修缮颐和园，昆明湖畔的石舫在阳光下泛着冷光；而天津北洋水师衙门内，李鸿章对着堆积如山的军费催款奏折愁眉不展。此时的大清帝国，表面上维持着“天朝上国“的威严，龙旗仍在紫禁城上空猎猎飘扬，实则早已是千疮百孔。洋务运动开展三十余年，江南制造总局的蒸汽轰鸣、福州船政局的龙骨林立，建起了亚洲首屈一指的新式海军、兵工厂，可体制内的腐败如同蛀虫啃噬梁柱，枪炮采购吃回扣、军官克扣军饷成风；守旧势力更是处处掣肘，顽固派动辄以“祖宗成法“为由阻挠改革，让这场变革如同在腐朽木头上刷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命运。

而隔海相望的日本，东京银座的西式建筑鳞次栉比，工厂的烟囱日夜吞吐着浓烟。通过明治维新，这个曾经同样面临列强威胁的岛国，仅用二十余年便完成了从封建藩国到近代化国家的蜕变。天皇颁布的《征兵令》让全国青年狂热响应，参谋本部的军官们反复推演大陆作战方案，野心勃勃地将目光投向了一衣带水的大陆。在广岛大本营，明治天皇亲自检阅即将出征的师团，军靴踏过石板路的铿锵声中，一场改变东亚格局的战争，正悄然酝酿。

朝鲜，这个大清的藩属国，成为了战争的导火索。1894年春，朝鲜全罗道爆发东学党起义，起义军打着“逐灭倭夷，尽灭权贵“的旗号，迅速席卷八道。朝鲜政府派出的官军一触即溃，国王李熙紧急向宗主国大清求援。李鸿章权衡再三，认为日本“断不敢遽开衅端“，于 6月 4日命直隶提督叶志超率 2465名淮军，搭乘英国商船“高升号“等分批入朝。然而他不知道，日本外务省早已破译清廷密电，参谋本部更是提前三个月制定了“对清作战大方针“。当清军在牙山湾登陆时，日本立即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出混成旅团 8000余人进驻汉城，双方军队在朝鲜半岛南北对峙，战云密布，局势一触即发。

1894年 7月 25日清晨，朝鲜丰岛海面笼罩着一层薄雾。日本海军“吉野号”“浪速号”“秋津洲号”三艘主力战舰蛰伏在云层阴影下，突然向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发动鱼雷袭击。这艘搭载着 1116名淮军精锐的商船毫无防备，在密集炮火中船体剧烈震颤，木质甲板被炸裂成碎片，滚烫的弹片穿透清军将士的粗布军装。管带高洪升率领水兵用步枪还击，无奈火力悬殊，最终船身倾覆，千余名官兵在冰冷海水中挣扎。英国籍船长和部分船员被日舰救起，而绝大多数清军战士宁死不屈，或举枪自尽，或随船沉入海底。这场不宣而战的突袭，撕开了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当战报通过电报传回北京时，总理衙门内一片死寂，光绪皇帝将奏折重重拍在御案上，慈禧太后停了半晌才吐出一句：“倭寇欺人太甚！”

远在南通海门的张謇正伏案整理《朝鲜善后六策》手稿，窗外蝉鸣突然变得刺耳。当听差气喘吁吁送来急报，这位素来温文尔雅的文人猛然掀翻书案，砚台里的墨汁在宣纸上洇开，宛如海上那片暗红的血迹。他踱步至书房悬挂的朝鲜地图前，颤抖的手指划过釜山、仁川，喃喃道：“果然来了......”早在三年前，他就曾在翰林院疾呼警惕日本“蕞尔小邦，包藏祸心”，此刻满腔忧愤化作彻夜难眠的长思。

8月 1日，紫禁城午门外的广场上，黄罗伞盖下，光绪帝颁布宣战诏书，字字铿锵：“布告天下，朕今赫然震怒，特整我师旅，大张挞伐！”清军四路大军——卫汝贵部盛军、马玉昆部毅军、左宝贵部奉军、丰升阿部盛字练军，共计两万余人，分由九连城、安东县渡鸭绿江入朝。然而清军内部派系林立，淮军、湘军积怨已久，各军将领只知听从直隶总督李鸿章调遣，互不统属。平壤城高池深，本可据险而守，主帅叶志超却被日军的凌厉攻势吓破了胆。9月 15日深夜，当左宝贵在玄武门城头中炮殉国时，叶志超竟穿着百姓粗衣，率亲兵打开城门，连夜狂奔。沿途丢弃的枪械、粮草铺满道路，清军士兵相互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平壤，三日后，战火烧过鸭绿江，中国东北边境的重镇安东（今丹东）陷入一片火海。

黄海之上，蒸腾的硝烟如厚重帷幕笼罩海天，一场惊心动魄的海战正在激烈进行。1894年 9月 17日午后，斜阳将浪尖染成血色，完成运兵护航任务的北洋水师正准备返航，却在大东沟海域与蓄谋已久的日本联合舰队狭路相逢。这支亚洲第一的水师虽坐拥“定远”“镇远”两艘排水量 7000吨的铁甲巨舰，舰身却布满锈蚀，锅炉效率仅剩三成，更致命的是，半数炮弹填充的竟是毫无杀伤力的泥沙。

战斗的号角随着日军旗舰“松岛号”的第一声炮响骤然吹响。日军 12艘战舰呈单纵阵排开，凭借平均 18节的高航速和 150毫米速射炮每分钟 8发的恐怖射速，在 6000米外便形成密集火力网。北洋水师仓促列成雁行阵迎敌，舰首重炮虽威力惊人，却因装填缓慢陷入被动。顷刻间，“超勇”“扬威”两艘防护巡洋舰便被炮火撕裂，烈焰中沉入海底。

硝烟与血雾交织的海面，“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屹立舰桥，他的军服已被弹片划破，鲜血顺着脸颊滴落，却依然目光如炬。当战舰的左舷被炸开巨大裂口，倾斜角度超过 15度，甲板上堆积的伤员哀嚎声与弹药殉爆的轰鸣混作一团时，他猛然拔出佩剑，剑锋直指敌阵：“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话音未落，这艘满载 252名官兵的穹甲巡洋舰，如同一头受伤的猛虎，在轮机轰鸣声中开足马力，冲向日本联合舰队的核心——“吉野号”。这艘航速高达 23节的新锐战舰，正是用清廷放弃购买的预算建造而成，此刻却成了悬在北洋水师头顶的死神镰刀。

就在两舰距离缩短至 500米的瞬间，“吉野号”发射的两枚鱼雷划破浪涛。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致远号”右舷被撕开巨大缺口，舰体急速下沉。邓世昌拒绝救生圈，任凭汹涌海水没过肩头，他怀中的爱犬“太阳”死死咬住他的衣襟，却被他毅然按入水中。这位 45岁的将领，与全舰 200余名官兵一同化作浪底忠魂，唯有飘扬的龙旗，在巨浪中缓缓沉没。

这场持续五个小时的鏖战，以清军五艘战舰沉没、千余人阵亡的惨烈代价收场。残破的舰队拖着浓烟退回威海卫，海面上漂浮的木板与尸体随波逐流，将整片海域染成暗红。而远在北京的张謇，捧着战报的手不住颤抖。他书房的墙上，密密麻麻标注着战局演变的地图，每一处红圈都像是扎在心头的钢针。这位忧国忧民的士人深知，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消极策略，将本可一战的水师困成了待宰羔羊，那些堆积在威海卫军港的新式炮弹，终究没能派上用场。

转眼到了 1895年初，威海卫的寒风裹挟着硝烟。日军水陆夹击，将北洋水师围困在刘公岛港湾。提督丁汝昌手握最后的电报，上面仍写着“保船勿出”的命令，而窗外，日军的炮火已将港口工事夷为平地。这位曾在海战中身先士卒的将领，在拒绝了日军的劝降书后，将一杯鸦片酊一饮而尽。2月 17日，随着最后一面龙旗降下，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曾经叱咤东亚的钢铁舰队，如今只剩漂浮在海面上的断壁残垣，宣告着历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惊涛骇浪中彻底覆灭。

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白银二亿两。这一条约的签订，让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也让列强看到了清政府的软弱可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张謇立于书房窗前，望着黄浦江面穿梭的各国商船，指节捏得窗棂吱呀作响。案头摊开的《申报》墨迹未干，“马关条约”四字如铁烙般刺目。作为翁同龢门生，他亲历过光绪帝御前会议上李鸿章“衅不可自我先开”的推诿，更目睹了威海卫炮台失守时，北洋水师旗舰“定远”号被日军俘获的屈辱场景。

在张謇眼中，李鸿章的每一步决策都成了亡国的伏笔。天津机器局库房里锈蚀的炮弹，南洋水师克扣的军饷，乃至旅顺军港那座始终未能完工的船坞，桩桩件件都印证着他“战不备”的论断。他铺开桑皮纸，蘸饱浓墨，笔尖悬在半空良久，才重重落下：“当日本购置‘吉野’号快船时，鸿章竟以‘海军规模已具’搪塞，致我舰队航速、火力皆逊于敌，此非贻误军机，实乃通敌卖国之罪！”

奏折里，张謇将李鸿章与当年秦桧作比：“昔秦桧以‘莫须有’杀岳武穆，今鸿章以‘羁縻策’误我海疆。平壤之败，非将士不用命，实因粮草断绝；黄海之溃，非舰船不坚，实乃弹药掺沙！”他尤其痛斥《马关条约》中割让辽东、台湾的条款，在文末疾呼：“若听任此等国贼当道，恐我华夏锦绣山河，终将尽入豺狼之口！”

这封奏章被誊抄成三份，一份递呈都察院，一份转送清流领袖张之洞，还有一份由张謇亲自送往翁同龢府邸。然而紫禁城的红墙隔绝了民间的呼声，李鸿章的淮军旧部纷纷弹劾张謇“书生误国”，军机处的朱批最终只落得“着吏部存案”四字。深夜的南通客栈里，张謇将退回的奏章重新展读，烛泪滴在“国贼”二字上，晕开一片深色的耻辱。

1895年春，《马关条约》墨迹未干，辽东半岛与台湾岛的割让、两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如锋利的钢刀，剜着每个中国人的心。当威海卫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服毒自尽的消息传来，张謇在翰林院的书案前彻夜难眠。这位四十八岁的状元郎，看着恩师翁同龢颤抖着双手将条约文本呈交光绪帝，突然意识到：三十余年洋务运动建起的坚船利炮，终究敌不过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度革新迸发的力量。

他翻出珍藏的《海国图志》，泛黄纸页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字句，在油灯下显得格外刺眼。张謇伏案疾书，在日记中痛陈：“仅效西人船械之末，不图政教之本，犹缘木求鱼！”此时恰逢两江总督张之洞奏请各省兴办实业，张謇毅然摘下顶戴花翎，以“状元实业家”的身份回到南通，在狼山脚下创办大生纱厂。建厂初期，他既要应对外国洋行的原料封锁，又要与本地士绅的守旧思想周旋，甚至将状元袍典当以维持运转。但张謇始终坚信，只有让机器的轰鸣响彻九州，才能打破列强的经济垄断。

甲午风云，不仅是一场战争的记忆，更是一段让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历史。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墨迹未干，日本便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化作海军军费，“吉野号”巡洋舰划破黄海的浪涛，成为悬在中国头顶的利刃。而在神州大地上，张謇于南通狼山脚下创办大生纱厂，用“实业救国”的理念在盐碱地上筑起纺织王国；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无锡振臂而起，让“兵船牌”面粉从太湖之滨走向世界；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建立久大精盐厂，打破洋盐垄断，又以侯德榜发明的“侯氏制碱法”填补中国化学工业空白；卢作孚在长江之上组建民生公司，用商船替代列强军舰的汽笛，实现川江航运的民族自救。这些布满老茧的双手，在洋务运动的废墟上重燃工业火种，在资本掠夺的夹缝中培育民族产业的幼苗。这段历史如同一座警钟，既镌刻着“落后就要挨打”的铁律，也闪耀着中华儿女永不屈服的精神光芒，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