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杨百川热醒过来。
窗外已经放晴，却依然聒噪，音啊子（知了）健壮有力的叫声撞透了窗户纸，在屋内回荡。
他这才意识到昨天在人家姑娘的床上睡了一宿。
大概是因为老乡们背他进屋时手忙脚乱，也顾不得讲究了，直接往床上一撂拉倒。
伸手往身上一摸，套着件浆得硬邦邦的汗衫，带着皂角树叶子的清香味。
谁给我换的衣裳……没有继续想下去，脸上一红。
杨百川在床上又躺了一会，始终不见陈秀芳的人影，扭头才发现五斗柜上的医药箱不见了，想来她大概是出去看诊了。
他从床上支起身子，目光又落在床头边的那摞书堆上。
现下已是81年7月，那摞书里却还压着去年的《大众电影》，封皮上是穿着碎花棉衬衫、满面春风的陈冲。
底下还有77年的《工农兵》《人民文学》《诗刊》、78年的《钟山》、79年的《收获》。
不过也能理解，毕竟，只有县上才有卖杂志的报亭和邮局。
柏林坝离县上足有三十华里，得先走一段山路，到三岔口才能赶上进城的公交。这山沟沟里能攒下这么多杂志，已属不易了。
杨百川从橱柜的抽屉里翻出半截铅笔头和一张皱巴巴的空白病历单，在上面写了：
陈姑娘，承蒙关照，特别感谢。我要回城里了，被单被套拿回去浆洗，下次再来时还给你，另捎最新的文学杂志来还情。祝好。
凭着原身的记忆，他坐2路公交晃到“县酒厂站”。一下车，便有一股酸馊带甜的发酵味扑面而来。
酒厂大门灰扑扑的，最上方有一颗漆皮脱落的红星，两侧各插着四面红旗，在炎热无风的阳光中无精打采。
走到侧门，门卫是个干筋筋的老头，从窗口探出脑袋，惊叫一声：“哎呀，小杨，你脑壳咋个了？”
门卫室里嗡嗡响着老式台扇的动静，混着收音机的声响，滋滋啦啦的电流声快要把评书淹没：
“白卡卡一张烟灰脸，渣翻翻两竖扫帚眉，死瞅瞅血筋布满的贼眼，弯溜溜一个鹰钩鼻，干瘪瘪一张鲢鱼嘴，尖梭梭一个翘下巴，稀涝涝几根山羊胡子，麻杂杂一件长外套，气鼓鼓耸起一大堆……”播的正是徐勍讲的《林海雪原》。
杨百川下意识摸了摸额头：“在柏林坝，遭石头砸了一下。”
老头瞪着一双二筒眼：“哎呀，这么恼火呀！”
杨百川笑了笑，摸了摸裤兜，空空如也：“没得事，没得事，已经好很多了。”
老头说：“没带烟？”埋头在糊着《渝城晚报》的窗框上摸索，捡起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还隐约可见“热烈庆祝中国女排首次夺冠”的标题。
原身的记忆涌上来。杨百川接过烟卷，笑道：“诶，孙伯伯，你不是抽叶子烟吗？啥子时候改抽卷烟了？”
老头呵呵一笑：“吃毛三的结婚酒，桌子上拿的。”
杨百川又寒暄了几句，刚要推着自行车往里走，老头连忙把他喊住：“噢，差点搞忘毬了。小杨，文学家噢！你的小说贴在黑板上了，写得硬是好！”
杨百川脸上一红，心里却乐开了花。尽管这《遥远的海岛》是原身的作品，但原身在这篇小说上付出的心血，以及他深深的期待，都铭刻在他的脑海里了。
他往里走去。
此时虽已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厂区内却依然随处可见红彤彤的横幅。
“坚决地试，大胆地闯”
“五讲四美三热爱，滴滴美酒见初心”
“少生优生，幸福一生”
“为了社会zy，献出我们最大的力量！”
……
杨百川知道老头说的黑板在什么地方。
他往那边走去，还没到跟前就看到乌泱泱的一群人。有个青工扭过头来，见是他，笑着大喊：“文学家来咯！”
杨百川连忙摆了摆手：“啥子文学家噢，就是个臭皮匠！”
边上穿的确良衬衫的妇女扶着辆“飞鸽”。后座坐了个穿海魂衫的小男孩，正啃冰糕。
杨百川听见当妈的数落：“看人家哥哥写的文章，写得多好，你龟儿写个作文就像鬼画桃符。吃吃吃，一天就晓得吃！”
妇女一把夺过男孩手里的冰糕，一阵惨兮兮的哭声旋即响起。
杨百川嘴角藏不住笑意，拿手肘拱开人堆，望着那一片贴得整整齐齐的报纸。
大伙都以为他在欣赏自己的大作，其实他的目光早溜到了旁边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工人日报》上。
他虽然是个文科生，但对历史的学习止步于高考，过了这么些年，早忘得七七八八。
他打定主意，以后一定要坚持来这里看报，了解国内外新闻。
最显眼的位置贴着一份6月的《人民日报》，定睛一看，头版头条正是那篇极为重要的《决议》，明确了未来要走的方向，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但今天他无心在此驻足太久。
一是因为这里围满了来看他小说的工友，耳朵里灌满了夸赞的声音，听久了也不舒服。二是，他得赶紧回家一趟，见见穿越后的父母。
他虽有原身的记忆，心里却还是虚得很，不像回自己家，倒像是上门拜访岳父岳母似的。
手心在车把上渗出汗来。
在他的记忆里，家中除了年过半百的父母外，还有一个幺妹，叫作杨百云。
百云今年报名了高考，而明天就是正式考试的第一天。他做哥哥的，应该在考前多关心关心妹妹。
他恍惚记得曾在网上看过那几年的考题，好像都很简单，唯一有印象的是某年的作文题，《难忘的一天》，在他那个年代简直是小学生作文的题目。
他并不为妹妹担心。小姑娘打小脑壳灵光、聪明伶俐，在学校也名列前茅。
这么想着，他到了楼脚，在车棚里锁了“永久”，从车座后头解下用麻绳捆紧的被单被套，钻进黑洞洞的楼道。
楼道里飘着菜籽油的香气，隔三差五爆出菜下锅的“滋啦”一声。
他下意识摸了摸裤兜，才想起来自己的裤子已经被换掉，钥匙不知去向，于是敲了敲门。
“来了来了，哪个！”
门豁开一道缝，露出一张圆盘脸。
杨百川看到来人穿了件印着“临江县酒厂”字样的背心，腰前拴着一副围裙，右手攥了一把锅铲，正是自己的母亲韩家书。
“哎呀，川儿，你额头啷个了！”（怎么了）
母亲连忙把锅铲随手甩在门边的鞋柜上，当啷一声，伸手要摸杨百川的额头。
他往后缩了一步，说：“昨天不是落偏东雨嘛，农村都是稀泥巴路，跶了个扑爬（摔了一跤）。找了个医生包扎了一下，已经没得事了。”
“小心点嘛！干啥子都毛手毛脚的！”
母亲回到厨房，把菜炒好，摆在饭桌上，又抽双筷子夹了一些，码在铁饭盒里。
杨百川这才想起来，只要轮到父亲值班，他就得负责给幺妹送饭。
他抓起饭盒，正要扯身往外走，母亲忽然把他叫住：“川儿。”
他疑惑地回头，这时才发觉母亲的眼眶红红的，似乎刚哭过，心底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妈，啷个了？”
“你老汉儿（父亲）……他们说你老汉儿倒卖粮票。”
一句话还没讲完，泪水便已决堤。后面的话像蒙着一块毛玻璃般模糊不清。
他脑子闷闷的，那些关于父亲的零碎记忆源源不断地涌来。
对于这个世界的父母，他的情感是复杂的、暧昧的，既有着血溶于水的亲切，又夹杂着一丝陌路人一般的生疏。
所以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脑子里一片混乱。
记忆里那个叫杨清淮的男人，永远都是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使人想到《高山下的花环》里那个军区首长。（当然这是二十一世纪那个杨百川的记忆。）
小时候，杨百川常羡慕别人家的小孩能拉着父亲的手去打酱油，一长一短两段影子拖在黄昏的小巷里，在他的眼前晃动不休。
后来他长大了，也不羡慕了，父子俩始终像陌生人一样，甚至比和邻居说话还少。
听到这个消息时，一团复杂的情绪堵住胸口。一个像首长一样的男人，怎么可能去投机倒把？
杨百川走过去，在母亲的背脊上轻拍了两下，那里已被汗水浸湿一片。
“老汉儿，老汉儿是不是遭他们诬陷的？”
哭声戛然止住。母亲扬起脑袋，脸上亮晶晶的：“幺儿，你也这么觉得？走，我们去找他们评理！”
母亲抓住杨百川的手腕，拽着他往门外走。
以她现在的状态，无论去找谁评理都会以一哭二闹三上吊收场。
杨百川连忙扣住她那只浮着薄汗的胖手：“走哪里去？”
“先找厂长，然后找书记！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挖红薯！”
杨百川支支吾吾：“老汉儿这个事，应该是刑事案件……”
母亲瞪着杨百川：“放他龟儿子的屁！我们家清淮，给他们酒厂做活路（干活），这么多年了，哪个敢说一声不好！现在说他投机倒把，哪个信！”
杨百川见母亲越说越激动，脸涨成了高粱的颜色，打算先顺着她，把她的情绪稳下来再说。
母子俩往下走了两层，楼梯口钻上来个秃顶，戴副细框眼镜，紧绷的衬衫裹着汗津津的肚皮，假皮凉鞋在水泥台阶上啪啪作响。
那男人见了他们，脸上登时绽开笑容：“哎呀，百川，我找你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