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变命运并非易事，对一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亦然。在经历了民主转型、新自由主义改革乃至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后，第三世界国家为何依旧难以扭转自身发展的命运？社会科学研究者又应当如何理解这种隐匿于历史进程背后的“变迁”与“稳定”？

定义“发展”成为探究这一问题的前提。本书遵循马克思和阿马蒂亚·森的传统，将“发展”从“经济增长”的狭隘视野中剥离开来，从而将其视作拓展实质自由的过程。以此视角检视第三世界，两组结构性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中心国家之于边缘国家的长久优势，二是国家内部权力精英之于普通民众的长期优势。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已经就第一个问题给出了答案，而本书则希望通过“以精英为核心的结构视角”探求第二个问题得以出现的深层结构。概言之，本书的宗旨，是力求阐明第三世界国家的权力精英与普通民众在政治场域中饰演的种种角色；更准确地说，本书力图揭示权力精英所塑造的历史延续性，这种强大的结构性力量使得普通民众实质拓展自由的诸多努力变得异常艰难。

“第三世界”这一范畴本身就意味着国家行为体必然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在本书看来，权力精英也正是被世界政治体系不断塑造并实现自我塑造的。在帝国的形成与扩张、对抗性意识形态的潮起潮落以及自由主义秩序的强势回归中，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扣人心弦的历史剧目。被赋予经济意涵的权力精英与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他们很少受到那些非经济性、非结构性变革的影响；而拓展民众实质自由则意味着对整个权力结构和财富状态进行再分配，这又必然会受到权力精英的强烈抵制。最终的结果，是第三世界普遍兴起的“新封建主义”：依附性的人身关系、碎片化的权力结构以及事实上的权力世袭机制等“前现代”因素与那些作为“现代性”价值的市场体系和民主制度结合在了一起，从而使得脱胎于封建―殖民时代的权力精英在历经多次变革之中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任何著作都会打上作者本人的独特烙印，这本书自然也不例外，它源自左翼学者的热忱以及对第三世界的长期关注。围绕精英的研究不在少数，权力精英在国家形成、政体变迁、政策制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本书力图追问的，亦是许多研究未能言明的是，在这些过程中普通民众到底得到或失去什么？如果我们未能很好地关注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那么建制化了的社会科学终究是缺乏温度的。至于“第三世界”，这样的表述方式在当今学界更是偃旗息鼓，许多学者认为此类术语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然而如果我们一旦承认社会世界的建构性，一旦承认社会科学研究者只不过是在用理论去观察和分析现实世界，那么所有的政治社会分析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研究者的既有知识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关注第三世界国家普通民众的切身境遇是本书的初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绝非一句空洞的话语，它决定了本书的身份意识和问题意识。

比较历史分析将这些思考落到实处，它通过关注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这四个国家几百年来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为我们理解第三世界提供了新的见解。我一直笃信，那些成功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不仅可以促进理论的拓展与重构，同时可以基于历史案例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所处的世界提供实质性启示。然而，主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狭隘的科学观和因果论的簇拥下已经义无反顾地奔向了实验室，复杂的历史变奏被抛弃，似乎只有准实验状态才能提供有效的因果推论。一位国外同行亦是我十分尊敬的学者不无怅惋地感慨道，比较历史分析在当今政治学界已经处于十分边缘的境地。可喜的是，国内学界的某些新进展意味着“事情正在起变化”，历史政治学与世界政治研究的兴起再度昭示了宏观历史想象力的可能。本书在经验分析层面捍卫着“大过程”“大结构”“大比较”的学术传统，同样在方法论层面为比较历史分析拓展新的空间。

最后，我们从这些国家的比较历史研究中可以得到什么经验呢？“流水的历史，铁打的精英”似乎是一个颇为悲观的结论，但这是否意味着变革的美好希冀将永远栖留在幻想之中？对此，谁也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那些希望改变世界的人们，也必然需要认真思考当今世界何以形成的历史动力。

释启鹏

2022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