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辽朝的“南京道”与南京都总管府

一 南京留守的职能[4]

辽朝诸京留守均有较强的军事职能，当时的宋人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元丰四年（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六月，宋神宗批示：“河北诸路牒报，北界帐前指挥七月中会五京留守及南北王府主兵官、诸招讨于中京议事，未知其实，可令雄州及河北缘边安抚司精选可信之人，厚计金帛，速觇以闻。”[5]河北诸路的谍报虽然最终被证实为误报，但这条材料还是很能说明问题，辽朝南北王府主兵官、诸招讨显然是具有军事性质的官员，故而与之并列的五京留守在宋人眼中自然也是具备军事职能的地方长官。宋人的这种看法并非无所依凭，从现存的资料来看，辽朝诸京留守的确具备军事职能，尤以南京、东京留守的军事职能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一方面是由于南京、东京地区的战事较其他诸京要频繁得多，前者需要备御宋朝，后者则需应对高丽、女真的威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南京、东京的相关史料较多，对这一点看得比较清楚。这里先谈谈南京留守（又称燕京留守）的情况。

辽南京留守的军事职能主要是负责宋辽边境的防务，辽穆宗应历八年（958年），“夏四月甲寅，南京留守萧思温攻下沿边州县，遣人劳之”[6]。后高勋继任萧思温为南京留守，“会宋欲城益津，勋上书请假巡徼以扰之。帝然其奏，宋遂不果城。（应历）十七年，宋略地益津关，勋击败之，知南院枢密事”[7]。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南京留守的军事职能并非只是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即便在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相对和平的时期，辽南京留守仍需负责边境防务。如圣宗太平八年（1028年）二月戊子，“燕京留守萧孝穆乞于拒马河接宋境上置戍长巡察，诏从之”[8]。类似的事例在《辽史》中并不罕见，恕不一一胪列。据此来看，辽朝南京留守更似戎职。当笔者进一步审核史料时，发现南京留守的军事职能可能并非源于留守这一职务，而是由于留守通常兼领南面行营都统（总管）、兵马都总管或是兵马大元帅等军职的缘故。关于这一点，从下文所列《南京留守年表》中即可窥见一二。

最初，辽南京留守兼任军事职务应是出于战时的需要，以后逐渐成为相对固定的制度。如应历九年（959年）“夏四月丙戌，周来侵。戊戌，以南京留守萧思温为兵马都总管击之”[9]。南京方面的兵马都总管始见于此。不过辽圣宗以前，南京留守通常兼任的是南面行军都统或南面行营总管。乾亨四年（982年），辽景宗伐宋失利，不久崩于行在，圣宗年幼即位，为了防备宋朝的侵袭，以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次年，“（正月）丙子，以于越休哥为南京留守，仍赐南面行营总管印绶，总边事”[10]。圣宗以后，宋辽之间长期保持和平，但南京留守仍兼任军事职务，只是所兼任的职务由此前的南面行军都统或南面行营总管改称兵马都总管或兵马大元帅。

据《辽史》卷四六《百官志二》“北面边防官条”记载，“南京都元帅府。本南京兵马都总管府，兴宗重熙四年改。有都元帅、大元帅”。根据这条史料，我们知道南京兵马都总管府应是南京都元帅府的前身，不过实际上二者的区分并不是那么严格，当时人对于前者的长官南京兵马都总管与后者的长官兵马大元帅往往混称。其实早在兴宗重熙四年（1035年）南京兵马都总管府改称都元帅府之前，辽朝已有（南京）兵马大元帅这一称谓了。圣宗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路振使辽路过燕京，他在介绍当时的南京留守、圣宗同母弟耶律隆庆的情况时说到：“燕京留守、兵马大元帅、秦王隆庆……以全燕之地而开府焉。”[11]刻于重熙三年（1034年）的《秦王发愿纪事碑》，记载南京留守萧孝穆的职任为“燕京留守、兵马大元帅”[12]。而在重熙四年南京都总管府改称元帅府之后，都总管一名也仍未废止。重熙六年萧孝先出任南京留守，刻于重熙七年的《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萧氏墓志》记载孝先的职任为“兵马都总管、燕京留守、晋王”[13]。不过相比较而言，重熙四年以前称兵马都总管者居多，重熙四年以后称兵马大元帅者居多（参见表1-1）。

与其他诸京留守不同的是，有几位南京留守曾被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而南京本身也有一个兵马大元帅，亦即南京元帅府的最高长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全国性的名誉军事长官，任职者具有继承辽朝皇位的资格；后者则是指南京这一地区的元帅府长官。据蔡美彪先生研究，辽代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实际上就是辽朝皇位的继承人。[14]不过在圣宗时，这一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现将圣宗及其之后拜天下兵马大元帅者简要罗列于下：

耶律隆庆（圣宗同母弟）：南京留守、（天下）兵马大元帅

耶律重元（兴宗同母弟）[15]：南京留守、天下兵马大元帅

耶律洪基（道宗）：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天下兵马大元帅

耶律延禧（天祚帝）：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天下兵马大元帅

耶律和鲁斡（道宗同母弟）[16]：南京留守、天下兵马大元帅

其中，耶律隆庆、耶律重元、耶律和鲁斡都是在南京留守任上加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的（隆庆、和鲁斡均终任于南京留守），但最终三人均未继承帝位；耶律洪基（辽道宗）、耶律延禧（天祚帝）除了具有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封号之外，还总领北南院枢密使事，二人均得以继承皇位。实际上，圣宗之后，只有兼领北南二枢密院者方有资格继承皇位，辽朝中后期兼领北南枢密院者除洪基、延禧外还有耶律宗真、耶律濬，耶律宗真即辽兴宗；耶律濬为道宗长子，天祚帝之父，曾被立为皇太子，后被奸臣所害，才未能继承皇位。因此蔡美彪先生的结论还需要做一些修正，即辽朝早期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者表明其具有皇位继承资格；辽圣宗之后，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且总领北南枢密院者方有继承皇位的资格。辽朝中后期，兵马大元帅的封号乃是契丹皇帝向传统世选制妥协的结果，其折中的方法即是，对那些最有资格继承皇位或是可能对皇位造成威胁的亲王，命其留守南京，并授予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封号。

表1-1 南京留守年表[17]

续表

续表

二 从南京都总管府的军事辖区看“南京道”

辽代以五京为中心，依京划道，建立了五个一级行政区——五京道，诸京的长官留守掌领一道的军政大权，这是长期以来辽史学界的一个常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周振鹤先生在谈到辽代地方行政制度时对此感到疑惑不解：“辽代地方官制比较模糊，例如道为一级行政区划，但却并未设置明确的一级地方政府，亦无明确的道一级的地方行政长官。同时府州一级政府组织也混淆不清。这一方面是辽代行政制度本身的混合性质所引起，另一方面则是文献记载的不足而造成。”[18]这样的说法令读者无所适从，但说明周先生已意识到辽朝“道”制的复杂性。近年关树东先生发表《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一文，力证辽代并不存在所谓的“五京道”，认为“辽朝州县行政区划基本因袭唐末五代制度，实行府、节镇州（道）——（防御使、观察使、刺史）州——县三级行政制度”，而根本就没有什么统辖各类州县的五京道。至于所谓的“道”或“路”，是因为辽朝踵唐、五代惯例，以“道”或“路”指称节度使辖区。元代史官修《辽史·地理志》时，以五京为中心，依京划道，排列州县，导致人们误认为辽代存在统领一方的“京道”。关文认为，辽朝虽然不存在五京道，但在府、州之上存在八个专门理财的路，即南京三司使司、东京户部使司、西京转运使司、上京盐铁使司、中京度支使司，以及长春、辽西、平州三路钱帛司。而且这种路制“与宋代有所不同，如果说宋代的路堪称诸监司并立的复式政区的话，辽代的路尚难构成一级政区，它始终只是一个财务督理区。辽代的府、节镇州始终是真正的高层政区”[19]。

关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辽史·地理志》带给人们的错误认识，但不免矫枉过正，未能完全揭示辽代地方统治制度的真相。事实上，辽代的地方统治系统中，除了八个财赋性质的路之外，还有军事性质的路。人们在关注辽朝财赋路的时候，恰恰忽视了辽朝最为重要的军事路。辽朝以武得国，对于军事的重视非同一般。辽朝五京大体反映了不同民族的聚居之所，南京乃是汉人聚居之处，便于控制汉人，防御北宋；东京的建立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渤海；中京的建立则是为了控制奚王所献之地；西京的建立是为了备御北宋、西夏。五京在建置上多与军事有着直接关系。在笔者看来，对于南京、西京地区而言，路级军事区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

上文指出，南京留守通常兼任南京兵马都总管，那么，南京兵马都总管府的军事辖区究竟包括哪些区域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南京地区的情况。《辽史·地理志》所记载的“南京道”，共包括析津府、涿、易、檀、景、顺、蓟、平、营、滦十个府州，其中析津府辖涿、易、檀、景、顺、蓟六刺史州，平州为节度州，辖营、滦二刺史州。从财赋路的辖区来说，析津府下诸州和平、营、滦三州是分属于南京三司使司和平州钱帛司的。就军事辖区而言，从现有资料看，南京兵马都总管府（都元帅府）辖有析津府诸州是很清楚的，问题在于平、营、滦三州是否也归兵马都总管府节制？如上文所述，南京兵马都总管府的军事职能是为了备御宋朝，总山前之事。广义而言，平州地区亦属山前，对于防御宋朝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统和四年（986年），宋军大举攻辽时，耶律化哥“擒谍者，知敌由海路来袭，即先据平州要地”[20]，同年三月圣宗“诏林牙（萧）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备宋”[21]。可见平州在军事上负有防备宋人经海路来袭的使命。此外，《辽史·百官志》“北面边防官”条在南京兵马都总管府所辖诸司中列有一个“管押平州甲马司”，从中亦可看出平州在军事上应归南京总管府节制。这样一来，南京兵马都总管府所辖区域就与《辽史·地理志》所载“南京道”的辖区完全吻合了。

综上所述，辽朝南京地区存在军事性质的路分，即兵马都总管府路，在辖区上包括南京三司使司、平州钱帛司两个财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