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河西走廊水资源表现及开发利用形式

河西走廊属于内陆河流域，水资源有冰川融水、大气降水、地表水、地下水等不同形式。河西走廊气候干旱，降雨量稀少，蒸发量大，虽然祁连山区的大气降水转化为地表径流后，在一定程度上补给了雨水资源量，但相比丰富的祁连山冰川水资源，雨水对河西走廊农业社会的影响远不如冰川融水那样明显。河西走廊地下水资源来自祁连山冰雪融水，尽管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但因受制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利用率并不高。因此，在河西走廊，冰川融水所形成的地表水成为流域内的主要水资源利用形式。由祁连山发脉而成的疏勒河、黑河、石羊河三大内流河水量稳定，年变化量不大，在干旱的河西走廊形成了天然的无水旱之虞的农业自然条件，成为哺育河西走廊的三条生命线，并由此形成了发达的绿洲灌溉农业。

在开发利用方面主要以河水灌溉为主，泉水、井水次之。如在张掖，乾隆《甘州府志》记载，“甘州水有三，一河水，即黑水、弱水、洪水等渠是也。一泉水，即童子寺泉、煖泉、东泉等渠是也。一山谷水，即阳化、虎喇孩等渠是也。冬多雪，夏多暑，雪融水泛，山水出，河水涨，泉脉亦饶，以是水至为良田，水涸为弃壤矣。唐李汉通，元刘恩先后开屯，全资灌溉。明巡抚都御使杨博、石茂华于左卫之慕化、梨园，右卫之小满、龙首、东泉、红沙、仁寿，中卫之鸣沙……山丹卫之树沟、白石崖等处悉力经营，淘成美利”[26]。又如山丹县，“邑近西疆，半皆沙漠，多瘠土而少沃壤，资灌溉之力居多。其水分为三，曰山水、曰渠水、曰泉水”[27]。

一 河水（雪水）利用

河西走廊全赖祁连山雪水以灌溉田亩，“雪水所流之处即人家稠密之区，以渠名为水名，化瘠土为沃土，较之东南各省浚泉开井，有时而涸者，其法更便，其利无穷也”[28]。张掖之黑河，安西之疏勒河，酒泉之讨来、红水二河，民勤、武威之石羊河等内陆河可谓“资万民之生计”，其中黑河最长，其名称亦最早，汉以后黑水称作羌谷水，至晋乃有黑水之名。黑河在山丹县境称为山丹河，在张掖称为张掖河，在临泽称为弱水，在高台、鼎新则称为黑河。

河西走廊的农田分山田、水田两种，山田靠天，水田靠山水河、泉水等灌溉。如“古邑（古浪县）山田间岁而耕，周礼所谓一易再易也。川田专望引灌，惟二煖泉坝，泉水浇注，最称沃壤。若三、四等坝，河流最远，稍旱即涸”[29]。在雨水稀少的河西，山田土壤最为贫瘠；泉水稳定，引灌的田地最肥沃；依赖河水浇灌的土地受到距河远近的因素影响，但引河灌溉是这里最常见的水资源利用形式，河西走廊素有“靠水不靠雨之口谈”[30]。职此之故，田赋的多寡唯赖山田、水田而划定，“山田赋轻，水田赋重，大抵下种一斗，粮如种数，至山地则不然。盖缘山土硗瘠，间岁一种，无水浇灌，又虑霜早，不植秋禾，故额赋悬殊。乃下坝之河源最远，易致歉收，而额赋列于水地，居民遂不无偏累矣”[31]。可以看出，水地的额赋由于没有考虑距河远近而一视同仁，导致赋税缴纳的不公平，“地瘠赋逋”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缓解不均，不同性质的水地，受制不同的灌溉水例，如古浪县的古浪渠，“东则与土头坝合引之（古浪河），土门二坝东西沟、新河、王府合引之；西则包圮坝引之，四五坝合引之，三坝引之。西山坝地广高阜，别引柳条河山水灌田，雨少即涸，不与诸坝例，此古浪渠之大略也”[32]。西山坝，地广阜高，引水不便，遂别引柳条河山水，同属水地，西山坝不在古浪渠其他水地灌溉水例范围内，虽然如此，西山坝依旧按水地纳粮，苦乐不均的现象无法改变，如“（古浪县土门渠）新河、东沟两坝离河源渐远，地瘠赋逋，与古渠三、四坝同病”[33]。

在河水利用方面，除灌溉农田外，还利用水力转磨，“古浪有三渠，曰古浪渠、土门渠、大靖渠，皆赖水以转磨灌田也”[34]。平番县（今永登）水磨有“四百八十五盘，每盘每年征税银二钱五分，共银一百二十一两二钱五分”[35]。

在河西走廊，生态环境的改变，无疑对水资源产生巨大的影响。自明清以来，祁连山森林遭到了大量的砍伐，雪线逐渐升高。下降之雪因无森林阻滞，被风吹至山下，气候一暖，急遽融化，遂致暴流成灾。待春季农田最需之时，反而流细微弱，不敷使用。历史时期，河水资源呈现减少的趋势，以民勤为例，多处史料有所提及：

本县位于沙漠，雨量罕见，谷物赖以生长者，皆为祁连山之雪水。近年以来，祁连山之积雪，因无森林之保护逐步减少，而垦荒者日益增多，来源细微，又复处处堵塞，故连年干旱，致一片膏沃之场，几成不毛之地。[36]

石羊河上游，原为红水、白塔、清水以及北沙、南沙、达达等诸河汇合而成，而此诸河之水，又多来自祁连山之积雪，以故此河水量之大小，全视祁连山每年积雪之多寡以为断。近年以来，雨量减少，祁连山原有之森林，砍伐殆尽，雪线逐年提高，以致水源日凋，水量日减，造成本县亘古未有之水荒，酿出人民聚众争水之惨剧。[37]

二 泉水利用

河西走廊有些地方，雪水灌溉因距离太远，加之受季节性限制，固常有不能到之处。河渠灌溉虽广，亦有不能溉之田，“穷乡僻壤为地所限，不能利益均沾”。而泉水“以补雪水、河渠之所不及”。河西各地之水利，以引用河水为主要来源，间用泉水，以敷不足。泉水亦为祁连山之雪水，从地中流出，其量不大。明清以来，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地下水逐渐下降，泉水资源也呈现退缩的局面。河西有些渠道，赖泉水为源，如张掖之仁寿渠、回回坝、草湖渠、山丹县之各渠、临泽县之九眼、五眼、双泉等渠，古浪之高崖泉、土门渠等，均以泉水为来源。民国以来，泉水量逐渐减少，如“回回坝左煖泉今已无存，其它各渠灌溉目数，亦不如以前之多，可见泉流已形淤塞”[38]。“酒泉之嘉峪关及鸳鸯湖，张掖之乌江堡，武威之黑墨湖，皆有较稳之流量，但近年以山上雪少，水亦渐少。”[39]清代的镇番县，“虽有九眼诸泉，势非渊渟，不足灌溉，惟恃大河一水，阖邑仰灌”[40]。说明明清时期，河西各地的泉水资源有限且呈现下降的趋势，利用率并不高。

河西走廊的泉眼虽然较多，但利用率低。由于河西走廊为内陆河流域，水无宣泄之处，故其地下水较浅，泉源亦旺，且到处有泉，无山水处大多以泉水来济困，山洼盆地之处，泉水更多，但这些泉水，年久失修，不能涌流，间有自行涌出者，因未开渠沟，任水漫流，造成浪费。以至于有源泉的地方，常常泥泞洼湿，不能引用以耕种。在一些地方，由于泉水不能得到很好的利用，以至于出现“因泉水不利于一、二私人，而暗行填塞者”[41]。

三 井水利用

河西地区井水利用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土井”，二是“镶井”。“土井”包括一般小土井和涝池。“土井”穿凿便宜，成本低，使用方便；“镶井”建造规模大，费时费力，且使用不便。井水利用在明清时期的河西走廊还不太普遍，当时虽已有斡杆之类用于汲水，但只限于家庭人畜饮用以及园蔬灌溉。古浪县当地居民将井水也称作“水头”，“分山口为四大水头，曰王家水、曰东西磘儿水、曰薛家水、曰打喇水，以水名实未有水也。……问诸土人，则曰山中得水为艰，幸掘井得泉，故谓之水头”[42]。当时，井水利用技术还较落后，使用并不普遍，明崇祯年间，古浪参戎王公任内，曾厢井修窖以便军民用水，“城中日用之水搬运甚艰，厢井三眼引河水入聚，可备鲁患。夹山堡离水三十余里，往返劳苦，督修水窖三处，一遇雪雨，收藏可以足用”[43]。可见，厢井和修水窖都不是凿井。井水利用在清代已逐渐出现，如乾隆《五凉全志》载清初平番县凿井情形，“近来渐开，深可数十丈……诸村舍有掘地及泉数尺见井者”[44]。镇番县（民勤）“土薄水浅，东北西北掘井盈丈及泉，东南西南三尺及泉，城内七八尺及泉，其水之色味西北为上”[45]。但是，以水井灌溉农田真正普及起来是在民国以后，如民勤。自晚清以来，山水水源日益减少，人们开始注意到井水的使用，有些地区斡杆林立，井窟星罗。随着干旱的加剧，民国年间，这种以井灌溉田亩的方式迅速增长。民国二十二年（1933），牛厚泽任民勤县长，大力推进和扶持这种灌溉方式，最终演变为一种干旱农业区发展农业的辅助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超采地下水，而地表水补给（指石羊河）不足，致使民勤地下水质急剧恶化，水质矿化度平均达6克/升以上，最高的地方达16克/升，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畜饮用水矿化度临界值。适合饮用的淡水往往都在250米以下，有些地方的村社即使打到300米以下，也难以找到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