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言

在索尔兹伯里第三届内阁的整个任期内（1895—1902），中国问题引起英国政府的很大关注。这个时期英国不想在远东采取主动。1895年标志着英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关键时期的开端。亚美尼亚大屠杀已经重新提出了俄国在海峡地区活跃起来的问题。在非洲，法国在尼日尔正转而执行一种侵略政策，英法在埃及问题上的关系十分紧张。这年年底以前，由于德皇威廉二世干涉特兰西瓦尼亚事务，英德关系趋于紧张，美国在委内瑞拉边界问题上也想表明它对正在形成的国际问题的观点。此外，评估这些事件，都必须涉及新形成的1894年法俄同盟。从1895年起，英国政治家们的政治考虑都是围绕着这件主要事实，即英国对于这个潜在的敌对联合体找不到满意的对策。

早在1892年6月这两个强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初次明显起来的时候，索尔兹伯里即已洞察到这个“两强同盟”的政治意义。当时陆军情报处处长和海军情报处处长有一个报告，指出要保卫君士坦丁堡不受到俄国的进攻，只能靠摧毁土伦的法国舰队才能实现，据此，索尔兹伯里认为英国能否继续封锁海峡是成问题的[1]因此，在他几个月后离职的时候，他力劝继任的罗斯伯里继续保持1887年的地中海协议，这协议同“三国同盟”诸强有一些次要的关系[2]

1895年索尔兹伯里重新任职后，除了他在一个短的时期内试图在亚美尼压问题上得到德国的合作外，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索尔兹伯里在他的整个第三届政府任内对德皇威廉二世的巨大野心以及他渴望在世界事务中起决定作用一事越来越有所认识。在索尔兹伯里看来，英国在欧洲卷入“三强同盟”组织代价太高，不值得为了寻求德国在英国捍卫其海外利益时给予靠不住的支持而花如此高的代价。此外，从1895年起愈来愈明显，俄国和法国的扩张倾向并不是对着欧洲，而是旨在确立它们在国外的地位。

远东特别引起这两个强国的注意。中国真正的软弱程度在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一经暴露，俄国和法国就企图扩大他们的在华阵地。德国、日本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美国参加了这一行动，导致了列强在远东争夺影响力的激烈斗争。在此情况下，英国被迫采取守势，不仅要保卫其既得的条约权利，而且要保持它的整个在华地位的基础。

19世纪英国在远东的地位

19世纪英国在华的主要利益是贸易，它在那里的主要政策目标，就是在保持它已经在远东确立起来的商业优势地位的同时，致力于这一贸易的普遍扩大。通过1839—1842年及1856—1860年的对华战争而获得的这个地位，是建立在一些既得条约权利的基础上的。通过结束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南京条约》，香港割让给了英国，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口岸获得通商特权。规定了英国臣民在这些条约口岸的居住权、旅行权和治外法权等条件，就贸易的关税率达成了协议，这一关税率在1843年7月22日的《中英五口通商税则章程》和1843年10月8日的《虎门补充条约》中有更加明确的规定[3]第二次中英战争期间议定并于1860年战争结束时批准的1858年《天津条约》扩大并巩固了这一地位。根据这个条约，中国沿海和长江沿岸又增开了一些口岸。贸易条件改善了，重修了海关贸易税率，规定外国人持通行证可以在条约口岸以外的地方去旅行。此外，确定了外国外交官驻在北京的权利，还就组成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一事作出了安排，外国列强通过它可以在官方的基础上和中国打交道[4]

英国带头采取这一行动，为其他外国列强所接受和遵循，因为那时他们在远东的商业利益尚未如此扩大。因此，在解决《南京条约》问题时，美国和法国和中国议定了单独的条约，其他国家在随后几年中也起而效尤[5]随后，法国积极参加了1856—1860年的战争以扩大其条约权利，美国和俄国加入了天津的解决办法[6]

英国欢迎这一参加，因为这有助于扩大外国列强在东方的一般阵地。它所采取的保护英国利益的唯一措施，就是在1843年10月8日的《虎门条约》中规定，中国给予外国臣民的任何特权英国臣民可以均沾，这个条约的商定正值法国及美国的条约正在考虑之中的时候。这个最惠国待遇原则，和中国有条约关系的其他列强很快也提了出来，写进了当时中国签订的绝大多数协定中，并在1858年《天津条约》中得到重新确认。它实际上成了在中国的条约地位的拱顶石[7]1895年以后，中国倾向于给予其他外国列强以排他性的有约束力的租让权，英国就广泛使用这种保护性措施，不过在谈判这件事的时候，英国政治家们并没有想到要行使这个保护性条款。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顿勋爵说，英国的目标仅仅是要确保整个中国向外国贸易开放，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在平等基础上参与这一贸易[8]

由于英国对控制现有贸易显然有保证，因此它当时对华政策的实施不曾引起过像上两次战争的那种压倒一切的紧迫感。这个情况部分地是由于帕麦斯顿勋爵在外交部的继任者们不愿意在海外继续推行一种支持英国商业冒险事业的有风险的政策；部分由于1860年以后政府更加集中注意欧洲事务。至于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已能觉察到这一变化，那时商业部提出了一系列报告，引起人们注意到在中国的商业机会的真正性质及其局限性[9]与此同时，1851—1864年出现的破坏性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得必须明确官方的态度。很明显，尽管英国的商业利益迫切要求扩展贸易，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而不恰当地施加压力，只能削弱现存的清朝政府，加强中国国内的不满，而且可能导致限制现有的贸易，损害英国的有利地位。因而在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1876年的《烟台条约》使英国的地位更加牢固以后，英国的商业利益更加服从于这样一件事实，即官方政策旨在通过和平的方式和支持中国的政治稳定来保持英国商业的突出地位。英国代表们只是在此限度内寻求纠正现存条约中的反常现象，并逐步巩固其商业阵地。

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以前，在中国一点也没有出现任何可以预见到的能威胁它的地位的迹象。在19世纪后几十年中，驻北京的英国代表，在指导事务上表现出一种满不在乎的，甚至是傲慢长官的态度，相信英国能控制80%以上的中国对外贸易。

英国在长江的条约口岸中的势力以上海最大，这个地方到19世纪中叶已经代替广州成为外国商业活动的中心。富庶的长江地区一般认为是英国享有特殊利益的地方。英国公司在各条约口岸对其竞争者占有压倒优势。像怡和洋行、太古洋行、颠地洋行等公司控制了进口贸易和沿海贸易的大部分，即使货物实际上并非用英国船只运载，多半也是用悬挂英国旗的中国船只运出香港的。这数量与日俱增的贸易，其资金的筹措同样主要是靠英国商界提供。印度、澳大利业和中国的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在这个方面占压倒优势：直到19世纪90年代德亚银行（1889）、横滨正金银行（1892）和可怕的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以前，英国银行家们并没有碰到过重大的外国竞争。

英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上也没有局限于狭隘的观点。它在商业上所承担的义务的复杂性质，导致它越来越多地卷入中国经济的各个层面中去。虽然直到1895年才从中国获得成立制造业公司的合法权利，但是英国公司实际上已卷入造船、工程、棉纺等业的活动。

在南方，香港已经发展成一个繁荣的转口贸易港，不仅大多数的欧洲贸易，而且还有东南亚的贸易，都要经过该地。这个殖民地为巩固英国在远东的整个地位提供了一个可靠据点，并且形成了扩大英国影响的第二个中心。英国海军的一些部队巡逻中国沿海，造成商业上的信心，并有助于消灭海盗。如英国殖民部档案所示，前后相继的一些港督认为他们的作用较之单单管理殖民地政府要大一些，他们对华南事务的兴趣越来越大了。

不过，要充分认识英国在中国承担的义务，就得了解其参加和控制中华帝国海关的情况。中国海关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在上海出现的，是时地方当局权力的崩溃导致外国领事官们承担起征收关税的责任。其后10年间在罗伯特·赫德的有力指导下，中国海关迅速发展起来，实行征收关税和收税并将其控制力扩大到各个条约口岸。它具有多种职能，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形成了中国在西方影响下实现近代化的独一无二的工具：它完成了中国沿海地图的绘制，设置了助航设施，建立了邮政系统、学校和一些学院，出版了贸易分析报告并派遣教育使团出国考察。得到可靠征收和严格管理的税收交给了中国政府，在支撑中国财政、偿付赔款及为贷款提供担保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到该世纪末，赫德取得了准外交官的地位，当上了中国政府的非正式顾问。这个行政部门雇用了700多名外籍雇员，其中大多数是英国人。虽然赫德拒绝那样想，而且坚持认为他本人及他的人马是中国政府的雇员，但是从外国列强和英国的观点看，中国海关及其行使的巨大权力，则是英国所特别关切的事。

外国竞争的兴起

19世纪最后几十年，在远东出现了几个威胁英国的安然统治和表明可能发生外国竞争的因素。19世纪80年代欧洲国家和美国增长起来的工业发展，促使它们对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统治地位提出广泛的挑战。这一竞争的特点是在国内市场建立关税壁垒和为控制尚未开发的海外市场而斗争。对尚未占有的非洲、太平洋诸岛及远东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由于列强不能期望在同英国的公开竞争中控制这些地区，因而他们倾向于寻求一种排他性的领土控制的方式，并以外交支持为手段把它们的商业企业强加给这些地区。其结果，英国谋求在全世界保持的平等公开的商业活动的原则，遭到其他外国列强连续不断的破坏。

在中国，由于1860年以后列强和清朝廷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间接地促进了这股潮流。由于各国的不同利益表现得更加明显，因而列强在早期打开中国大门时的那种合作精神便自然消退了。驻在北京的不同国家的外交代表愈来愈多地倾向于关心解决涉及其本国国民的具体申诉，这就给在补偿问题上私下提出要求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由于各国认识到对华贸易的局限性，又加强了它们通过外交压力谋求各自利益的倾向。尽管最惠国待遇条款保证了这种竞争实践不会对英国已经确立起来的条约地位产生严重的影响，但是在应用这个条款时却暴露了列强在中国的不同目标。

这方面的外国竞争在19世纪80年代愈来愈引起英国商界的关切。事实上，英国公众最初大声疾呼反对其外国竞争者用领事和外交支持的办法施加压力，是英国商界对1884—1885年的远东局势感到关切引起的[10]，这种做法在同时发生的对非洲的瓜分中很快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这导致刚刚组成第一届短命内阁的索尔兹伯里侯爵授权在凡是外国商人得到官方支持的地方，英国也给予同样的外交支持。此后，英国外交部认为促进英国的对华贸易利益是合法的，这使1889年组成的同这股外国竞争的新潮流作斗争的英国商人组织“英商中华社会”感到心满意足[11]

这时远东事务中出现的第二个因素对1895年以后这段时期的英国政策将发生更重大影响。迄今忙于中国事务的列强愈来愈把注意力转向邻近东亚的领土。争夺中国附属国的斗争开展起来，这一斗争决定了活跃在这些地区的列强的不同的、往往是互相冲突的政策和利益。

1853年带头打开日本大门的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强国。虽然美国在19世纪末以前再未对日本恢复多大的兴趣，但是日本的出现确有更加直接的影响。日本从1868年起开始实行一个近代化的和政治军事改组的长期纲领，要使它在世纪之交跻身于大国的水平。明治时期日本政治家们面临的一件重要事情是逐渐形成一种代替已被废弃的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亲自把这个外交政策应用到日本在远东的战略地位的问题上，特别是他们对于控制日本四周的岛屿和领土深感兴趣。于是在19世纪70年代占领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在北海道鼓励殖民，并竭力扩大日本在台湾和朝鲜的势力。尤其朝鲜是近邻，这就使它在日本政策中成为一个首要的地区。由于朝鲜是中国的属国，因而两国之间接着发生了争夺该地控制权的斗争，这终于酿成了1894年的战争。

中日在朝鲜问题上发生的摩擦，由于俄国对该地区领土的兴趣增长而更加复杂了。在共同陆界上和中国有长期接触历史的俄国，在19世纪中叶将它的活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俄国依靠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的主动精神，于1857—1859年在乌苏里江和阿穆尔地区建立了移民村屯，并于1860年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12]这个殖民地的缓慢发展很快使人们认识到，要在东方有成效地殖民，只有建立一条连接俄国西部领土的高效率交通线才能实现。由于漫长的海路不切实际，注意力便转向发展陆上铁路交通上了。19世纪60年代开始有了西伯利亚地区内的一些路线的零星方案，到1875年，已经形成从伏尔加河连绵到阿穆尔河路线的想法。1877—1878年俄土战争时，兴趣转到修筑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铁路上，这个想法暂时中断，但是在其后的10年中，由于这次战争所造成的后果，由于柏林会议对俄国在中东行动所强加的限制，由于1879年的德奥秘密结盟的事在1887年泄露出来，以及1887年索尔兹伯里侯爵在君士坦丁堡和地中海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立场，俄国对近东事务的影响受到了限制。与此同时，在伊犁问题上和中国发生的麻烦、中国致力于向东北和乌苏里地区移民、朝鲜对外国开放贸易以及日本在那里的势力的急剧增长，又引起俄国对其东方地位的安全感到担心。其结果，在19世纪80年代可以明显看到俄国的注意力从近东转到远东。从1891年修一条连绵不断的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的想法得到批准以后，这个想法便成了俄国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13]

1892年，这条铁路的工程置于谢尔盖·维特伯爵的控制下，他在1892—1903年间任俄国的财政大臣。在他的有力指导下，西伯利亚铁路成了俄国政策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在维特看来，这条铁路“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它在各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它引起各国间现存经济关系的剧变是并非偶然的”[14]这条铁路线将建立起俄国同东方的交往，而在经济上，它将对英国所控制的海运贸易提出挑战。俄国将通过经济纽带在中国起决定性的政治作用。这一过度的野心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维特作为财政大臣，能够支配通过1894年两强同盟的财政而得到的法国资本的财力。

1894年拟定了除去贝加尔湖和阿穆尔区段以外的整条线路的建筑方案。这条线路的东边终点是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港口有两个严重的不利条件：首先，一年中它有五个月封冻；其次，要到达该地，这条线要围着中国东北领土的北部边界绕一个很大的圈。于是获取一个不冻的出海口就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了。虽然俄国设计者们在这样一个港口的位置问题上意见分歧，但是一般来说，在中日战争前的时期，俄国官方的意见倾向于把铁路东部终点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沿阿穆尔海岸[15]而下延伸到朝鲜的一个较为有利的出海口[16]

19世纪下半叶对远东发生领土兴趣的另一个欧洲强国是法国。法国早就对占有东方领土发生兴趣，但是这些领土在拿破仑战争时期丢掉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府致力于恢复法国在东方的影响，其办法是支持天主教传教事业。尽管这一措施给开始恢复法国在东方的影响作了准备，但是它几乎不能满足拿破仑时代沿袭下来的那种实行生气勃勃的外交的感情[17]1858年拿破仑三世利用法国参加第二次中英战争来干涉1847—1883年的安南国王嗣德的排外、反洋教活动。岘港和西贡于1858—1859年被占领，并于1862年6月议定了《法国—安南条约》，据约安南割让南部三个省，然后组成法属交趾支那[18]

19世纪60年代，法国将其势力扩张到柬埔寨和老挝，从而巩固了它的这一地位。它通过这些行动稳稳地控制了湄公河和红河的出海口，这两条河支配着东南亚内陆的贸易，并同中国的内陆省份保持联系。通过一条法国单独控制的路径吸取中国内地的资源，从而使日益衰落的对华贸易复苏，这种可能性引起法国的兴趣是自然而然的事。因此，1866—1868年派出了晃西士加尼—特拉格来探险队去考察湄公河的通航程度。晃西士加尼发现这条路不能通行，于是兴趣便转向红河，以之作为通向以富饶著称的云南省的替代物。一个常驻汉口的法国商人堵布益于1866—1872年从红河云南一边的入口航行了这条河，又于1872—1873年沿着相反的方向航行该河，证实了沿着这条河可以抵达云南[19]

这些探险队的成功，鼓励了法国在印度支那向前推进，以求控制扼红河咽喉的省份东京。1874年3月同东京人议定了一项条约，并在当时的法国总理茹·费里的热情支持下，这个地区逐步归法国控制，直到1883年8月建立了保护国[20]这导致了同安南及其向之进贡的宗主国中国的断断续续的战争。尽管法国在这次战争中打了几次小败仗（然而这已足以使费里下台了），到1885年，法国已经在东南亚大陆确立有利的地位了。

英国对政治事态上的这些发展的态度取决于对其既得利益影响的程度。一般来说，它是欢迎将对华贸易扩展到周围的东亚领土的，但是它又决心要这些地区向商业自由开放。因此它参加了打开日本大门的活动。然后，随着外国势力伸入朝鲜，它又鼓励中国建议其属国给予所有利益相关的列强以平等的商业权利，以阻挠任何个别列强的势力过度增长[21]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这个目的以后，英国的官方舆论对中国、日本和俄国卷入朝鲜事务就采取一种比较超然的观点了。在1895年以前的时期，在卷进去的三个强国中，唯一可能引起英国忧虑的是俄国，但是由于东北亚不能认为是和英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地区，由此对俄国人的活动多半未加过问。

整个19世纪英俄竞争中一再出现的问题，在于所谓印度脆弱经不起俄国的进攻。虽然印度事务部关于俄国在西北边界沿线进行阴谋活动的卷帙浩繁的报告使人们注意到这个可能性，但是该多山高地的几乎无法穿越的特性使一切深怕直接入侵的恐惧减轻了。英国的注意力集中在阻止俄国通过黑海海峡取得出海口上面，这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开辟了短捷的航线后，其重要性更增加了。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在中亚和中东的推进使保卫印度的问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878年和1885年，英俄在阿富汗问题上先后两次似乎就要开战，英国也被迫转而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并企图在印度西北边界同俄国达成一项解决办法[22]19世纪80年代俄国公开干涉朝鲜事务初次显露出来的时候，英国的注意力更多地是放在俄国在中亚的活动上，而不是远东。就与中国有关的事情而言，英国驻北京的代表们在喀什噶尔和西藏安全问题上而不是在朝鲜问题上更多地运用他们的外交才能。就是1885年英国占领朝鲜海岸附近的巨文岛这件事，也应该将之当成该年阿富汗危机的一个方面来理解。

另一方面，法国在东方的活动构成对英国在这些地方的利益的更加直接的威胁，因而这些活动受到英国政治家们更加密切的注意。首先，法国占有的领土在东南亚大陆的确立使它和在该地同样占有领土的英国发生竞争。其次，法国想把对华贸易向南方吸引的必然可能构成对英国控制这一贸易的威胁。最后，法国在湄公河上游和中国内地省份建立控制，引起英帝国担心印度的安全。

英国19世纪初即已在东南亚大陆建立了领土阵地。通过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若开和丹那沙林两省被占领，在阿瓦设立了英国驻扎官。1852年第二次战争后，下缅甸被占领；往后的1862年和1867年条约巩固了这一地位。其后，英国手忙脚乱地致力于向北面扩充其势力。同法国时事评论员和旅行家一样，英国的时事评论员和旅行家们也向往于从南面打开一条通向中国内地的陆路交通线。其实斯普赖和霍尔特这两位英国时事评论家的书比晃西士加尼的书要早10年之久[23]但是法国转向河道时英国却倾向于铁路方案。其中在曼德勒和云南之间修一条铁路的方案得到商业界的支持，而对这些方案力能胜任的英印政府则倾向于采用经八莫到云南的一条更西的线路[24]后一条线路的局部勘查于1867—1875年之间进行，直到派往云南谈判一项协定的英国领事马嘉理之死为止。其后一个时期，这件事引起英国官方对该路线漠不关心，直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法国人的活动使这件事重新紧迫起来，才重新恢复活力。

其实英国政府对这个陆路铁道联系的商业潜力几乎没有信心。从英印政府宁肯选择战略吸引力大于商业吸引力的八莫线可以看出，官方的有限热情不是由指望获得商业利益激起的，而是法国人的活动越来越引起的紧张不安所激起的。法国探险队进入湄公河河谷、19世纪70年代缔结一项条约的谈判，以及关于法国人在曼德勒从事阴谋活动的报道，都表明上缅甸有可能成为法国冒险计划的牺牲品。这件事的后果将是一个大国在印度的东部边疆确立下来。鉴于英国占领埃及使英法关系恶化了，因此这个可能性在19世纪80年代就显得特别严重。1885年，英国寻求通过吞并上缅甸来解决这个问题。

此后英国在该地区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反对法国进一步侵入内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主张使暹罗继续成为英、法领地之间的缓冲国。其次，它谋求在缅甸边境明确划界。英国人于1890年沿萨尔温江和湄公河进行了勘察，这一勘察于1893年为暹罗所承认。不过法国对这一解决办法持有异议，它反对暹罗对湄公河上游左岸地区提出的要求。两艘法国炮艇于1893年7月开往曼谷，当英国接到命令英国炮舰驶离该河的报道时，英法关系随即紧张起来，一时有卷入一场战争的可能[25]

不过，暹罗危机在第二年被中日战争的阴影遮盖而模糊起来，这场战争使列强的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日战争

1894年夏，朝鲜的一个名叫东学党的民族主义派别的起义激起了中日争夺对朝鲜事务的控制权的斗争，这一斗争导致中日间的敌对行动。在随后的冲突中，日本陆海军的优势使中国遭受接二连三的失败。日本在平壤（1894年9月15日）和鸭绿江（1894年9月17日）取得胜利后，日军随即在东北南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辽东半岛登陆。该地区的主要设防中心旅顺口于11月陷落。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的一个海岬登陆，攻占了除旅顺口外华北海域中唯一有点战略用处的港口威海卫。中国人面临日本对北京愈来愈大的威胁而请求议和。然后战斗零零星星继续到4月份，那时两国在马关议定了一个解决办法。

英国原来没有预见到会打仗，因而政府不知道采取什么态度才算合适。最初，一艘名叫“高陞号”的悬挂英国旗帜的中国船只运送中国增援部队去朝鲜，被日本人击沉，曾经引起一些反感。对日本可能进攻上海，英国也曾表示过担心。然而当日本人对外国在华利益作出安全保证并承诺全面赔偿“高陞号”的损失时，英国舆论马上就平息下来了。

在格拉德斯顿3月份辞职后，刚刚接管政府控制权、权力尚不稳定的罗斯伯里勋爵，并不想在远东采取主动。头一年暹罗危机时他任外交大臣，他知道在东方的复杂国际形势下英国政策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罗斯伯里致力于恢复原来局面的和解。经过旷日持久的事先协商后，英国的仲裁建议于1894年10月6日送给了美、法、俄、德四个国家[26]

这项建议没有得到采纳。1894年大陆列强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和近东的事件以及该年的法俄和解上。同样，美国对太平洋和远东事务的兴趣尚有待于发展，这种兴趣要到1898年的美西战争才引发起来。野心受到最明显影响的俄国，这时暂时被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继位吸引住了。此外，它对战争采取什么合适的政策还是犹豫不决的。1894年夏末日本军事节节胜利的时候，俄国还不能决定是否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还是与日本达成一项协议，使其同意在朝鲜给计划中的西伯利亚铁路找一个出海口[27]这种犹豫态度是所有列强的特点，它们对事件的急转直下惊诧不已。

然而，随着战争过程的进展及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和朝鲜，引起了俄国人的焦虑。因此，1895年2月中国人显然在求和的时候，俄国采取了英国人在10月6日提议失败后已经放弃的那种主动行动，并且提出外国列强互相保证朝鲜独立的建设[28]于是在2、3月份英、法、俄、德之间接着进行了对话，这种对话由于列强要弄清当时日本在马关谈判解决办法时提出的条件迟迟不作决定，而没有结果。4月4日获知了这些条件。日本除了要求一大笔赔款、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港口以及其他商业上的让与权外，还要求朝鲜独立，吞并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29]

这些要求的广泛领土性使俄国大吃一惊。四天以后，即4月8日，俄国建议列强联合起来劝说日本，告诉它吞并辽东将使朝鲜的独立成为泡影，而且将对远东和平构成长期严重的威胁。法国和德国接受了这一建议[30]

英国内阁于4月8日召开会议，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英国避免参加劝说日本。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勋爵通知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说：“日本的条件不能成为我们进行干涉的理由。”[31]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那一天，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亲王再一次建议欧洲进行干涉：德国热切地支持这个建议，法国颇不情愿，但还是支持了。4月23日，英国内阁再次开会，重申它原来的不参加干涉的决定[32]

有几个因素影响英国采取这个态度。辽东半岛并不是与英国利益直接有关的地区，而且罗斯伯里不愿意进行干涉，因为他深信进行干涉势必要对日本动武[33]他的观点得到内阁的支持，特别是得到当时任财政大臣的威廉·哈考特的支持，他坚决反对“搅”进那场日本反对俄国入侵东亚的预防性战争中去，当时有很多人是这样看待这个战争的[34]还有，英国虽然对大量赔款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有些担心，但是它对日本写进和平条件中的诱人的商业利益打动了，它可以期望通过援用最惠国条款来分享这些利益[35]最后，自1894年秋天起，英国对日本的感情早已发生了变化。舆论的这一摇摆在《泰晤士报》的态度上特别明显可见，在1894—1895年冬天，该报的社论及其领导人越来越称赞日本。到1895年春，这家报纸竟公开主张英日友好，4月8日，即内阁开会考虑俄国建议之日，《泰晤士报》要求英国在东方实行不干涉政策[36]

罗斯伯里制定他的不干涉政策时似乎曾受到两种主要考虑的影响。第一种考虑是基于英国已经出现的对日本的好感，这导致一种自然不愿意以任何不必要的方式去反对日本的感情。第二种考虑植根于他的一个信念，即英国应该树立一个克制的榜样，不应该去参加当时正在展开的机会主义的打群架。他后来解释道：“我宁可让英国像雷云般高悬在那些擅自对外作战者的头上，而不让雨点洒遍我们的帝国。”[37]

然而，罗斯伯里在避不接受俄国的建议时，他既弄错了远东形势，也看错了列强的态度。4月23日晚，俄国、法国和德国甩开英国向日本递交了同样的照会，规劝它从辽东撤退。日本犹豫一番之后对这些请求作了让步，并于5月8日在烟台认可了修改后的《马关条约》。在这个条约中，日本接受了更多的赔款，以抵偿其对东北的领土要求，并于11月8日将这片领土交还中国[38]

三国的干涉暴露出英国在东方的孤立，列强的活动有破坏英国在华地位的危险。从1895年起英国政府被迫重新估价它的对华政策，以确定为了支持其在华利益它准备采取何等程度的行动。索尔兹伯里侯爵及其大臣们的任务是明确的，即：在竞争的时代捍卫英国在垄断时代所获得的东西。

注释

[1]索尔兹伯里备忘录，绝密，印内阁参考，1892年6月8日，附有陆军情报处处长和海军情报处处长1892年8月18日的报告。索尔兹伯里文书。

[2]见格温·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侯爵传》，4卷本，伦敦，1931—1932年出版，第4卷，第404—405页；戴姆·莉莲·彭森《英国外交的新方针，1892—1902》，《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刊》，第4辑，第25期（1943年），第130页。

[3]印《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译者。

《中国海关条约汇编》，两卷本，上海，1917年第2版，第1卷，第341—356、383—389页；M.格林伯格著《英国贸易与中国的开放，1800—1842》（剑桥，1951年出版）一书中有关于这个时期英国政策的论述。并见W.C.科斯廷：《英国与中国，1833—1860》（牛津，1937年出版）；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854》，两卷本（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3年出版）；G.H.C.黄：《耆善义律关于设立近海转运港的谈判及流产的穿鼻条约的再评价》，《丝绸文物》，第14卷（1949—1955），第539—573页。

[4]《中国海关条约汇编》，第1卷，第401—431页。

[5]《中国海关条约汇编》，第1卷，第677—712、771—813页。关于法国和美国在这个时期的活动，见格罗斯—阿晓夫：《耆英刺萼尼谈判，1844—1846》（纽约·卢万，1950年出版）；J.F.卡迪：《法国帝国主义在东亚的起源》（纽约，1954年出版），第43—63页；施维许：《中国对美夷的驾驭，中美关系研究，1841—1861》附文件（纽黑文，1953年出版）；蒋廷黻：《南京条约后平等的贸易优惠权扩大到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1931年，第15卷，第2期，第422—44页。

[6]《中国海关条约汇编》，第1卷，第81—124、713—735、814—882页。

[7]戚洛比：《外国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两卷本（巴尔的摩，1927年出版），第1卷，第35—45页；第2卷，第726—733页。

[8]有关1857—1859年额尔金伯爵赴中国和日本特别使团的来往文书，见《报道与文书》，《英国议会文书》，第2次会议，第33卷，第4—6页。

[9]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纽约，1948年出版），第53—54，69—71页。

[10]R.J.S.霍夫曼：《英德贸易竞争，1875—1914》（费城及伦敦，1933年出版），第53—55、172—173页。关于这一局势的概述，见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131—153页。

[11]J.A.C.蒂利、S.盖斯利：《英国外交部》（伦敦，1933年出版），第245页，关于英商中华社会，见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157—189页。按：China Association这个英商组织的中文名称是“英商中华社会”，国内一般学术著作意译为“中国协会”，似宜从原称。——译者。

[12]A.马洛泽莫夫：《俄国远东政策，1881，1904》（伯克利—伦敦，1958年出版），第6—9页；俄国与此有关的外交活动，在M.曼考尔《伊格纳切夫少将出使北京，1859—1860》一文中有所论述，见《有关中国的论著》，第10辑（1956年，哈佛大学出版），第55—96页。

[13]马洛泽莫夫：《俄国远东政策》，第20-29、34—39页；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列宁格勒，1928年出版，1952年安阿伯出版的S.W.琼斯的英译本），第38—44页。

[14]引自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43页。

[15]应为“沿滨海省海岸”，此处显系错引。——译者。

[16]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7—10、53、62—63页。

[17]加迪：《法帝国主义的起源》，第17—42、83—87页。

[18]S.H.罗伯茨：《法国殖民政策史》，两卷本，（伦敦，1929年出版），第2卷，第421—422页。

[19]罗伯茨：《法国殖民政策史》，第2卷，第422页；A.曼菲：《法国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1871—1881，华盛顿1958年出版，第50—59、60—63页。

[20]亨利·高第：《中国同西方列强关系史，1860—1902》，3卷本（巴黎，1901—1902年出版），第2卷，第331—392页。

[21]E.V.G.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伦敦，1939年出版），第81—85页，芮玛丽：《清代外交的适应性》，《亚洲研究杂志》，第17期（1958年），第363—381年。W.G.比斯利著《英国与日本的开放，1834—1858》（伦敦，1951年出版）一书论述了英国对日本开放的政策。

[22]C.C.戴维斯：《西北边疆问题，1890—1908》（剑桥，1932年出版），第1—17、71—98页；W.哈伯顿：《英俄在阿富汗的关系，1837—1907》，（厄巴纳，1937年出版），第23—68页有关部分；V.G.季南：《喀什噶尔与中亚政治，1868—1878》，载《剑桥历史杂志》，第11期（1955年），第317—342页；A.P.桑顿：《英俄外交中的阿富汗，1869—1873》，载《剑桥历史杂志》，第11期（1954年），第204—218页。

[23]W.B.沃尔什：《云南的神话》，载《远东评论》，第2期（1943年5月），第272—285页；H.R.戴维斯：《云南：印度和长江的纽带》（剑桥，1909年出版），第4—17页。

[24]沃纳先生的两个备忘录：《铁路延伸至中国境内的方案》及《对云南的贸易前景》，索尔兹伯里文书：91/34。

[25]W.L.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第3版（纽约，1931年出版），第43—45页。

[26]P.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1894—1900》（伦敦，1928年出版），第73页。

[27]马洛泽莫夫：《俄国远东政策》，第58—59页；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第53—57，70页；（红色档案）杂志俄国文件的英译文可查：该杂志第50及51期（1932年），涉及1894年2月到8月期间列强制止战争的努力，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期（1933年），第480—514、632—670页；该杂志第52期（1932年）报道1894—1895年历次俄国大臣会议研究决定在远东应奉行何种政策的情况，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8期（1934年），第236—281页。

[28]马洛泽莫夫：《俄国远东政策》，第59—60页。

[29]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102—103页。

[30]兰格：《帝国主义的外交》，第182页。

[31]金伯利致欧格讷，第37号电报，秘密，1895年4月8日，英国外交部档案：T.O.17/1242。

[32]关于内阁决定的备忘录，1995年4月23日，《金伯利文书》，转引自E.帕金《英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伦敦大学硕士论文，第68页。

[33]I.H.尼什：《英日同盟》（伦敦，1966年出版），第31页。

[34]帕金：前引书，第78—84页。

[35]英国外交部来往文书揭示英国政府当时并不打算急剧政变政策，而是打算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拖，以便考虑到新的事态发展，使英国的商业地位合法化。见吉芬先生的备忘录，《中日条约的商业方面》，1895年4月17日；并见：商务部致外交部，1895年4月29日，英国外交部档案：F.O.46/459。

[36]《泰晤士报史，1785—1984》，4卷本（伦敦，1935—1952年出版），第3卷，第190—192页。

[37]罗斯伯里致威姆斯·里德，1897年12月30日，引自克鲁侯爵《罗斯伯里勋爵》，两卷本（伦敦，1931年出版），第2卷，第554页。

[38]J.V.A.马克谟：《同中国签订的及与其有关的条约和协定汇编，1894—1919》，两卷本（纽约，1921年出版），第1卷，第50—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