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缘起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长期以来，鲁迅研究领域集中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为出色的一批学者；鲁迅研究领域中的每一次重要突破，都是与中国现代史的重大转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不同政治力量或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结果，因为它几乎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史上重大变革的预告来看。也就是说，鲁迅研究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范畴，早已和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问题产生了深度关联。因此，鲁迅研究绝不是一个封闭的结构系统，而是一个动态的生成系统，其不断被注入了各种历史经验和现实关怀，人们最终借“鲁迅”来言说社会、时代甚至我们自己。当我们对不同文化语境中鲁迅形象进行塑造之时，仅仅是对鲁迅本体某一侧面的描述，主要原因在于鲁迅是一个复杂矛盾体，他的思想之中充满了各种悖论和歧异，这些都构成了拒绝试图统一观照鲁迅的重要理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福贵说：“鲁迅的精神世界是丰富和复杂的，这决定了鲁迅研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任何一位鲁迅研究者的研究都是在试图从不同层面努力与鲁迅沟通对话，意在找到自己所认定的鲁迅的真实形象，而这些不同的理解又从不同方面共同构成了鲁迅的整体形象和精神世界。”[1]

鲁迅是谁？自1933年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提出这一命题以来，如何对鲁迅进行“命名”就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一大难题。由于“阐释者所选取的阐释视角、所处的阐释语境、意识形态的制约性以及阐释者与阐释对象的相互契合程度，都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们所建构的鲁迅形象与原生态的鲁迅形象的差距”[2]。作为20世纪中国的“卡里斯玛”[3]典型，鲁迅及其作品之中蕴含着丰富的价值，逐渐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一种精神性资源。同时，鲁迅也是现代中国各种政治集团和文化力量竞相争夺的焦点作家。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文化诉求，他们分别塑造了形形色色的鲁迅形象。“毋庸置疑，鲁迅形象与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密不可分，在其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基于现代中国命运的反思，现代中国的行进轨迹在鲁迅形象的建构过程中也有明显的表征，二者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4]事实上，鲁迅形象的建构是一种历史角色的“寻找”和“认定”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鲁迅形象”彰显了各种社会力量对“鲁迅”的想象性借用，同时也寄寓了鲁迅本人对自我文化身份的期许空间。

上海时期是鲁迅生命历程中的“光辉岁月”。可以说，鲁迅是当时中国各种政治集团和文化力量竞相争夺的焦点作家，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想交锋的重要联结点。本阶段，鲁迅形象的塑造是以鲁迅的生活、创作和思想探索为基础，由不同政治集团的意志较量和权力博弈来实现的。他们都把鲁迅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象征资本）来进行争夺，企图达到“为我所用”的现实目的。在“上海”这一都市文化场域之中，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左翼、中国共产党、南京国民政府、自由主义文人等各种力量，都对鲁迅形象进行了各种“暴力命名”，这显示了鲁迅之于现代中国革命的重要价值所在。后来，鲁迅对这些“暴力命名”进行了有效拆解，基本维护了自身形象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鲁迅和各种力量进行话语论争过程中，彼此构成了有意味的对话关系。

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鲁迅为什么会成为当时中国各种力量竞相争夺的焦点作家？他们究竟是怎样塑造鲁迅形象的？这些形象建构背后昭示着何种政治立场和文化情怀？鲁迅对此是怎样回应的？这显示了鲁迅何种价值诉求和思想倾向？倘若从政党文化、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层面，厘清上海时期鲁迅形象在生成过程中的诸多因素，不仅能够透视“左翼十年”中国整体的政治文化生态，也能彰显后期鲁迅思想的嬗变轨迹。因此，笔者认为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第一，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演进角度认识鲁迅，又从鲁迅形象的多维呈现透视中国革命本身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就超越了以前单纯的鲁迅“形象学”研究体系，努力做到“鲁迅形象建构”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相互佐证，将研究视野从文学史范畴延伸到了文化史、思想史、革命史等领域，极大地拓展了鲁迅研究的深广度；第二，通过20世纪30年代中国各种政治集团和文化力量对“鲁迅形象”的不同选择、阐释和评判，可以发掘其背后所潜藏的话语冲突，从而彰显出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这有助于双向考察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在互文视野中将研究论题不断引向深入。

1927年前后，中国社会在诸多领域发生了重要转型，极大地影响了知识分子的现实选择。此时，蒋介石逐渐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开始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顿时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这一复杂语境下，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和鲁迅等作家之间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他们认为，“阿Q的时代已经死去”，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理应受到彻底批判，因为他们严重阻碍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正常发展。之后，他们分别把鲁迅称为“中国的堂吉诃德”、“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蒂”等。可以说，后期创造社、太阳社青年作家在集体“围剿”鲁迅过程中，不仅存在着“语言暴力”的话语现象，而且还具有“集团化”和“公式主义”的特征，这些可以看作是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典型病象。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鲁迅随之也加入了“左联”，迅速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精神领袖”。但是，鲁迅和“左联”部分领导人之间发生了矛盾冲突，主要原因在于，“左联”不是一个纯粹性的文学社团，而是一个党派特征鲜明的革命组织。在“左联”的运作过程中，组织化原则占据着重要位置。鲁迅和周扬等人之间的矛盾纠葛，既有个人恩怨，也存在着历史误会。但归根结蒂在于鲁迅的启蒙逻辑和周扬等人的政治逻辑发生了抵牾，这是左翼阵营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实质上是在争夺革命文化的领导权。鲁迅不太喜欢用僵硬的政策性文件去规约知识分子的思想，他提倡把民众置于民主革命的实践体系中来壮大力量。由此可见，追求自由的“鲁迅”与并不自由的“左翼”的矛盾此消彼长，这就为鲁迅形象的阐释带来了现实困难。因此，“左翼的鲁迅”并不能阐释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真实人格，而“鲁迅的左翼”也没有使左翼文学实现统一：后世用“左翼的鲁迅”去诠释左翼文学的全部历史，其所遗留下的历史弊端，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观的影响，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鲁迅思想转变做了前后划分，几乎成为中国鲁迅研究界的不刊之论。客观来讲，瞿秋白的判断是功不可没的，但也存在着部分局限性。倘若运用“症候式分析”的研究方法来审视瞿秋白的基本观点，可以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俄苏因素是鲁迅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资源。事实上，鲁迅对苏联革命的高度礼赞是不客观的。一方面受到现实条件的直接限制；另一方面也有鲁迅对苏联革命的严重误读。许多人把鲁迅称为“中国的高尔基”，试图证明鲁迅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但是，鲁迅却否定了这种简单比附。实际上，鲁迅和左翼阵营实现合作的前提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他所向往的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有关，甚至也有部分一致性，但具体内涵却存在着很大差异。不管是抬高鲁迅，抑或是贬低鲁迅，都不符合鲁迅形象的真实面目。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根性的作家，鲁迅既支持革命，又怀疑革命，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准确地讲，鲁迅是一个“革命同路人”，而不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这才是对鲁迅文化身份的准确定位。

为了加强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实行“国家统制”，相继发动了“三民主义文艺运动”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但最终都收效甚微。后来，他们又制定了文学查禁制度，企图对左翼文学进行全面围剿。在这一严酷的社会环境之下，鲁迅等左翼作家不得不运用各种钻网术与其展开周旋，加上国民党政府的查禁制度具有限制与刺激、破坏与规范、自我维护与自我销蚀的双重作用，这就给左翼文人提供了部分言论空间。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充分运用变换笔名、改变编法等各种“钻网术”，有效突破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围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引入了“民国机制”这一文学概念，来阐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政治文化生态是复杂的，也是矛盾的。在“民国机制”的结构框架之中，来审视鲁迅和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应该是一种新的思考维度。

自由主义文人大部分都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超越政治斗争，保持个人独立和思想自由。在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方面，自由主义文人往往介于左、右翼之间，可谓处于左右两极的夹缝之中。由于自由主义文人既得不到右翼支持，也得不到左翼附和，他们在现代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尴尬地位。鲁迅和自由主义作家之间的文学论争，实质上是对文艺与政治、文艺与阶级性、文艺与宣传等问题的理解歧异造成的。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人”，论争双方都存在着政治化思维，这就导致了文学论争方向的严重错位。当自由主义文人受到左翼批判之时，由于自身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审美性，这就部分纠正了左翼简单地把文学当作“煽动工具”和“政治留声机”的做法。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自由主义文人当时提出的许多问题还是有价值的，对我们更好地处理文学的功利性和艺术性之间的关系，明显具有很大启发作用。

上海在后期鲁迅生命历程中简直就是一个宿命。可以说，后期鲁迅的生命存在与文学成就，离开了上海这一都市文化语境，是无法有效进行和完成的。作为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虽然上海存在很多丑陋和畸形的社会性因素，但也有作为“自由撰稿人”的浓厚文化氛围，有发达的现代出版业，有保障人身安全的“都市壕堑”，这是中国其他地方所不能代替的。鲁迅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制度，积极借助上海租界这一特殊空间，以杂文作为斗争武器，主动介入各种社会问题，成为都市壕堑中的“文化散兵”。“鲁迅代表着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最高成就，他在上海卖文为生，利用自由职业和文化生产的市场化赋予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完成了他的文化创造，既利用了自由空间，又在商业化的处境中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品格，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5]事实上，“上海”和“鲁迅”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层关联，在“城”与“人”的对话关系中得到增值。其中，租界文化在上海时期鲁迅生命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效影响了鲁迅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多杂文中，鲁迅对 “抄靶子”、“揩油”、“西崽相”、“吃白相饭”、“流氓相”等陋习进行了严厉批判，彰显了鲁迅杂文的基本特质，这些也是鲁迅进行“上海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提出了“上海鲁迅”的基本概念，意在阐明“上海”在后期鲁迅生命中的特殊意义。

二概念界定

1.上海时期。针对鲁迅所生活过的社会空间来讲，上海时期和南京时期、日本时期、北京时期、厦门时期、广州时期等一样，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具体来说，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正式到达上海，直到1936年10月19日逝世为止，中间除了两次到北京看望母亲作短暂停留之外，鲁迅的最后十年是在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定居生活的。一般而言，学术界把鲁迅的最后十年称为“上海时期”，有时也称为“晚期鲁迅”或“后期鲁迅”。正是在上海这一都市文化语境之中，鲁迅运用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来全面审视中国在“被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刊载了诸多经典杂文，实现了从一名公职人员到“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转变。

2.鲁迅形象。鲁迅形象主要是通过“他塑”和“自塑”两种方式完成的。也就是说，鲁迅形象包括“鲁迅映像”和“原鲁迅”两个层面。前者主要是指生存着的鲁迅呈现给外部世界的各种复杂形态；后者主要指鲁迅这个生存着的人，当然包括鲁迅对自我形象的期许定位。毫无疑问，“鲁迅映像”可以具有多副面孔，倘若从不同角度来审视鲁迅形象，必然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原因在于鲁迅是一个复杂多面体，内部蕴含着不同阐释空间。本书所指涉的“鲁迅形象”，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鲁迅映像”，在部分时间也指代“原鲁迅”。为了有效地避免混淆二者之间的关系，笔者通常运用修饰性词汇来加以区别。所以，“鲁迅形象是透过‘鲁迅本体’折射出的‘鲁迅映像’，因此，构成了多维的‘鲁迅阐释’。‘鲁迅本体’蕴含了丰富的资源，为多样化的鲁迅形象生成奠定了基础。文学作品图示、文学史编写建构、学术研究解读等经由知识化传播，对鲁迅形象的整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同文化语境的烛照则使‘鲁迅本体’成为文化场域中的有机构成要素，呈现出具有历史、文化、审美特性的鲁迅形象”[6]。

3.场域。“场域”理论本来是社会心理学领域的重要概念，主要是指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在这里，场域并非简单指称物理学意义上的现实环境，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诸多复杂因素。进一步来说，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此时，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之间相互区别的显在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现实依据。后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深度阐释了“场域”理论。他认为，场域是由许多社会成员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共同建立起来的，是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种重要场所，是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在场域之中，每一个体都处于一定“位置”和“他者”展开现实竞争，每一个场域中都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任何统治形式都隐含着对抗和斗争。每一个场域之中都存在着各种力量竞争，而决定竞争逻辑规则的主要因素就是“资本”。“资本”不仅是场域活动过程中的核心竞争目标，而且又是可以进一步展开竞争的重要手段。后来，布尔迪厄把资本形式主要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象征资本四种类型。本书所涉及的“场域”概念都是在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框架之下来具体言说的。

4.左翼。是指各种政党、派别、团体中的左派。在西方社会，左翼通常是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而右翼却是和保守主义相关联。但是，“左翼”和“右翼”并不具有绝对性，二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本书所指涉的左翼主要是指1930年“左联”成立之后，一大批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倾向的文人的集体称谓。他们公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关注底层民众的实际利益，反对贫富差距，主张社会公平正义，倡导运用暴力手段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问题。可以说，左翼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过程中是一种进步力量。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左翼也具有不同表现形态，甚至也出现过“极左”现象，成为一种特殊社会语境中的极端力量，这就严重偏离了左翼早期的理想信仰，给无产阶级革命带来了许多灾难性后果。

5.治愈文学。“治愈文学”是日本著名学者代田智明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代田智明认为，“治愈文学”主要是指“对陷于受挫而失意的人常常给予很大程度的治愈和鼓励”，“在人的内心世界矛盾地共存着两个视线：一个是对现实受不了的视线，另一个是即使如此也受得了的接受视线。这样才开始形成能对现实起作用的主体性。治愈过程是形成这种主体性的主要因素”[7]。具体来讲，代田智明认定，鲁迅作品具有能够使人们疗救各种心理创伤，努力战胜各种现实困难，重新鼓起生活勇气，走出人生困境的特殊作用。一言以蔽之，鲁迅文学是疗救“病态中国”各种社会痼疾的一剂精神良药。

[1] 张福贵：《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2] 李红玲、魏韶华：《新世纪鲁迅传记中的鲁迅》，《上海鲁迅研究》2006年第3辑。

[3] 卡里斯玛（charisma）原意为“神圣的天赋”，最初来自早期基督教，主要指得到神帮助的超常人物，引申为具有非凡魅力和能力的领袖。这种领袖所建立组织，其凝聚力来自领袖个人所具有的非凡魅力、卓越能力及其所传播的信念。后来本词被重点指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或超人的天赋之类的特殊品质。德国初会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首次使用“卡里斯玛”，认为具有这种品质和力量的人高踞于一般人之上而成为领导，他们能够感召他人或激发他人之忠诚。这里，笔者主要是借用这一概念，意在说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革命史上具有特殊影响力。

[4] 吴翔宇：《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鲁迅形象”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26页。

[5] 赵晋华：《我们今天怎样才能真正走近鲁迅》，《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26日。

[6] 吴翔宇：《在文化语境中考察鲁迅形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21日。

[7] [日]代田智明：《鲁迅对于改革与革命的立场——终末论与同路人》，《东岳论丛》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