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晚清民初文学思潮的更替

对应着社会领域启蒙思潮的涌动，在文学领域也发生着与之对应的潮涌。袁进把19世纪中国主要文学思潮划分五类：第一，“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潮。“经世致用”思潮在19世纪发展到极致，逐步变为“文学救国”论，一直影响到后世。这一思潮注重文学和现实的联系，以能否解决现实问题、能否对现实变革有帮助来作为评判文学的价值标准。这也是后来文学“工具论”的早期胚胎。这是传统的文学观念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隐形表现，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第二，“学习西方”的文学思潮。“马关条约”后，有更多先进的士大夫阶层开始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学习西方”也成为当时主要的思潮。在文学领域，尤其是小说，出现了大量翻译作品，这种翻译活动对文学和社会的影响是多面的，虽然站在不同立场会有不同判断，但总体来说，学习西方汇集成一个很大的潮流。第三，提倡人文精神的文学思潮。人文精神思潮由于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在个体意义上探讨人文精神一直很薄弱。五四时期对人道主义的强调，对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倡导，应该是这一思潮的又一次凸显，但后来又一次被时代的大潮从前台冲击到后台成为一道潜流，民族国家的宏大话语五四落潮后再次压倒了个性意义上的启蒙思潮。第四，文学通俗化思潮。这一思潮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原来被认为是不得进入“文学”的小说戏曲，逐步得到士大夫们的重视，一跃为文学的中心。二是传统文学的核心——诗文，开始了通俗化发展的倾向。这一进展的路径是和文学革命的路径相通的，再次证明五四文学革命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有种种的铺垫和准备的。第五，文学的复古思潮。“复古”一般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想要通过复古来改变现状。在“西学”的权威没有建立的时候，只有“古”才有权威，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复古”。在“西学”的权威建立后，“复古”思潮就日暮西山了。[34]文学复古思潮作为一种过渡的形式，具有明显的革命意义，是为了革新而从传统中寻找有力依托，“复古”只是形式，在根本意义上是革新的，我们不能据其名而忽其实。当然，这些思潮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渗透和影响的，从具体的作家来看，也是如此。袁进指出：“在19世纪，一个作家身上往往可以同时具有几种思潮的精神。例如，龚自珍作为近代开风气者，就同时体现出‘经世致用’、‘人文精神’和‘复古’三个思潮的精神；章炳麟是‘复古’思潮的鼓吹者，他同时也主张‘经世致用’和‘学习西方’，并且受到西方‘人文精神’思潮的影响。”[35]

中国近代文学思潮的流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政治思想人物对文学新变的强调，黄遵宪、丘逢甲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梁启超等人鼓吹的“小说界革命”，都为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这些倡导也有其时代局限的一面，以小说为例，梁启超提倡的“政治小说”促进了这一文学样式向外国小说学习，使中国小说外国化，推动了小说由传统的边缘地位向文学中心位移，加快了它的变革，同时也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将小说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强调“群体”“国家”，而忽视了“个人”“个体”，延缓了小说的成熟。

从晚清到五四，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古老文明遭遇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以来持续高涨的变革诉求，正是时代激发的结果，在因危机进行变革的过程中，举凡物质、制度、文化等方面都有重大变化。但可惜的是，限于各种历史条件，种种变法图强的举措最终并没有能够使中国摆脱危机，新的危机总是接踵而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的再造工程并没有完成，依然是此后中国人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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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见［美］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2] [德]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见［美］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3] ［美］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殷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4] 董健：《序：“打开窗户，让更多的光进来！”》，见张光芒《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页。

[5] 张光芒：《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17页。

[6] （清）冯桂芬：《制洋器议》，见张勇、蔡乐苏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7] （清）李鸿章：《奏陈方今天下大势》，见张勇、蔡乐苏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8] （清）丁日昌：《奏陈自强之道》，见张勇、蔡乐苏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9] （清）曾国藩：《调陈兰彬江苏差遣折》，见张勇、蔡乐苏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10] 何干之：《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海书店1989年版，根据生活书店1947年版影印，第26—27页。

[11]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12]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13]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导言”第1页。

[14]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导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15]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导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16] 《大公报》1905年8月20日。

[17]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26页。

[18]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37页。

[19]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3页。

[20] 见《顺天时报》白话栏，1906年2月8日。

[21] 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22] 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23] 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24] 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25] 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26] 钱仲联：《近代诗钞·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7] 钱仲联：《近代诗钞·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8]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89页。

[29] 钱仲联：《近代诗钞·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0] 钱仲联：《近代诗钞·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3页。

[31] 钱仲联：《近代诗钞·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32]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转引自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33] 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250页。

[34] 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157页。

[35] 袁进：《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