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论

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因此，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批判也一直是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看到科学技术的生产力性质，指出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但是他们不可能预见到，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进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会发生哪些深刻变革，引发怎样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实验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如何对待或管理科学技术，不但是社会主义自身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也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关注的问题。

进入20世纪以来，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与批判逐渐成为西方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来自右翼的批判以海德格尔为代表，他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批判已经产生广泛影响。来自左翼的批判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英美科学左派为代表，同样影响广泛。但是，他们的批判过于抽象、深奥，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制度本身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大陆几个国家兴起了一场延续至20世纪80年代的强劲的科学左派（scientific left）运动，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制度展开了尖锐而激烈的批判。这里，我们所谓的科学左派主要是指这样一些科学家或科学工作者，他们接受、继承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科学技术观点，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制度与文化，主张科学技术应为人民服务，而不应成为资本家逐利和统治阶级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的工具。

最重要的科学左派，是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活跃于剑桥大学的J.D.贝尔纳、李约瑟、克劳瑟等英国科学家、科学作家，以及以著名生物学家、经典遗传学主要奠基者H.J.穆勒和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人为代表的美国科学家（另，法国科学家郎之万、约里奥·居里等人也是科学左派）。他们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本身大都是杰出的科学家，在科学界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他们对资本主义科学制度的认识和批评，以及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诉求，能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另外，他们的观点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有紧密的关联，而这一背景对我们理解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科学左派运动是至关重要的。

进入冷战时代之后，因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倾向，贝尔纳、李约瑟、克劳瑟、穆勒等人逐渐淡出西方历史舞台，但他们的遗产激励了20世纪60年代末新一代激进的青年科学家们，发展成新一轮的科学左派运动。在新左派运动的热潮中，年轻的科学家们接过老科学左派的旗帜，以更加激进的方式继承、发挥甚至实践了“为人民的科学”这一主张。英国的“激进科学”和美国的“为人民的科学”运动，就是这波新科学左派浪潮的代表。

在这场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对英美乃至欧洲大陆影响深远的科学批判运动中，新老两代科学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许多研究与批判，涉及科学政策、科学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科学技术应用的伦理、科学与民族平等、科学与女性、生物学伦理等极为广阔的范围。他们不仅深刻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内在及引发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矛盾，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为人民的科学”这一主张。他们认为，科学应该成为服务于人民的福祉，而不应成为资本家获取利润、剥削人民的手段。“为人民的科学”是20世纪科学左派运动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

在“为人民的科学”旗帜下，科学技术左派还提出和引发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和理论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地了解和思考。比如，科学是不是成了资产阶级获取利润和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科学是不是价值中立的（或科学是不是自主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实践，（苏联等）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应该承认科学自主并解放科学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能否及如何实现“为人民的科学”？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和思考。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科学左派们并未从历史中消失。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席卷全美的“科学为人民”运动再次举起了贝尔纳的旗帜；而90年代接踵而至的、其影响波及现在的科学大战（Science War），是资本主义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矛盾继续发展的结果，学界左派们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新一轮批判是导致这场大论战的首要原因（被认为掀起了科学大战的《高级迷信》一书，其副标题“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的争论”清楚表明了左派的科学技术批判是这场战争的关键因素）。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思考和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时，回顾20世纪的这场运动，反思他们的遗产，仍然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