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宋代湖湘詩人概述

宋代湖湘詩人有著鮮明的特點，首先是寓湘詩人占主導，本土詩人相對而言要少得多；其次是詩人居湘地域很不平衡，大量詩人集中於少數幾個地方；三是詩人身份類型豐富而複雜。考慮到詩人本籍、居所及身份對詩歌創作的影響，且詩人居所與身份更是影響詩人群體形成的两大基本因素，因而本章在對宋代湖湘詩人的基本情况進行介紹時，將從這三個方面入手。

一 宋代湖湘詩人籍貫與寓湘分佈

本書對宋代湖湘詩人的統計主要以《全宋詩》爲基礎，補以《全宋詩訂補》《宋代禪僧詩輯考》《沅湘耆舊集》及歷代方志等文獻。經輯録，《全宋詩》共載湖湘詩人782位，其中詩僧100位；《全宋詩訂補》共補入湖湘詩人15位；《宋代禪僧詩輯考》共補入湖湘詩僧21位；《沅湘耆舊集》共補入湖湘詩人49位；其他文獻補入湖湘詩人88位。统计之，则宋代共有湖湘詩人955位。對這些宋代湖湘詩人的籍贯進行考察，可确定为湖湘本籍的詩人僅165位，占比17%。從這個數據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宋代湖湘本籍詩人相當之少。具體來看這165位湘籍詩人的詩歌作品情况，其中詩歌1卷以上的僅8人，分别是北宋的陶弼詩1卷，周敦頤詩2卷，鄧忠臣詩1卷；南宋的鄧深詩2卷，劉翰詩1卷，廖行之詩4卷，趙葵詩4卷，樂雷發詩5卷。而其他湘籍詩人存詩量都比較少，甚至有一半以上僅存詩1首。詩歌數量如是，就詩人聲名而言，且不論蘇黃之類的詩壇領袖，宋代湖湘連翁卷、趙師秀那樣能躋身文學史的本土詩人亦不曾出現。如果説這是因爲湖湘的地理位置不如沿海的江浙閩所導致的，那麼湖湘文學較之同處内陸的江西、湖北甚至偏處西陲的蜀地皆有所遜色，則實在令人困惑不已。對於這種情况的出現，本書試著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解釋，其一是客觀的地理條件限制，湖湘自古有“匯聚四水、吞吐長江”之稱，其地内部的交通主要依靠湘、資、沅、澧四條河流，而東、西、北三面出入湖湘的路徑基本只能依靠長江，這造成了湖湘相對閉塞的空間，上文討論過這種地理條件爲湘人塑造了獨立倔强而富於創造力的性格，但此時需要説明的是，這種地理條件同時也阻隔了湘人與外界的交流，使得湖湘歷史上的漢化進程相對而言比較緩慢，張偉然的《湖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指出湖湘居民在漢代時仍以蠻爲主，直至宋元才完成洞庭湖周圍、湘江流域、資水中遊及沅水下遊右巖的漢化過程，而其他地區基本上仍處於蠻夷狀態，[34]這嚴重制約了本土文人的成長及與外來文人的有效交流。其二是湖湘在秦漢之後的歷史中幾乎未曾出現過一個獨立而穩定的中央政權（即使五代的馬楚政權也只有短短的幾十年，且只是一個地方割據政權），即不曾成爲一個獨立的政治經濟核心，不具備教育、培養大批知識之士的能力，也無法吸引大量的有識之士到來。此外，湖湘甚至没有一個可供士子鄉試的便利場所，直至明代湘中士子科考都需遠渡洞庭趕赴湖北，洞庭洶涌，士子當中甚至命喪途中者亦不在少數，這種不便與風險也成爲士子進學的一個重要阻礙因素，等等，諸如此類的原因極大地影響了當地文明的有效發展。其三是主觀方面的原因，湘人自强倔强的性格有其内在自足的一面，這使得其不太熱衷於模仿外來文化形式，而湖湘又長期缺乏能得到本土士人認同的文學領袖——儘管屈騷傳統尚在，然而畢竟時隔甚遠，難以對湘人産生現實的影響，故而湖湘本土長期以來不曾出現文學大家。此處需要順便一提的是，理學發展上正是因爲宋初周敦頤開創了儒學新局面，湖湘士子競相研究義理，故而形成了名揚天下的湖湘學派，此或可爲典範影響鄉人這一論點作注脚。總之，因爲地理條件之限制，湖湘難以出現文學大家，又因爲湘人性格的特點，文學大家的缺失使湘人失去了朝文學發展的方向，本土文學可謂進入了一個發展的死胡同之中，故而宋代湖湘本土詩人之寥落則不足爲怪了。

宋代湖湘本土詩人相當之少，而其籍貫分布亦相當不平衡。通過對165位湖湘本土詩人的籍貫進行考察，除了個别詩人籍貫不可考之外，可知宋代潭州的湘籍本土詩人最多，達60餘人，而其他州府按人數由多到少排列分别是岳州、永州、衡州、道州、鼎州、郴州、邵州、澧州、桂陽及沅州。由此可知，宋代湖湘絶大部分的本土詩人都來自湘江流域，其他三大流域除了臨近洞庭湖的鼎州外，所出詩人都相當之少。在湘水流域中，又以潭州占絶對優勢，其次是幾乎環繞洞庭湖的岳州，湘水中遊的衡州情况尚且平穩，不過湘水上遊的永、道二州却十分醒目。這與永、道其地多納謫官對當地文化有促進作用不無關係，此外，永、道二州山水絶勝，邑人賦詩或刻於石或存於方志，其詩歌流傳保存較好，也是現今可知詩人較多的一個重要原因。十四個州級行政區當中，資水流域的上遊武岡軍、澧水流域的上遊辰州以及沅水流域的上遊靖州三個地區没有本土詩人留詩記録。這樣的詩人分佈格局也與上文所提的張偉然認爲的宋代湖南漢化區域剛好相對應，同時與宋代湖湘書院的地域分布亦大體對應，則知漢文明濡染與書院教育和造就詩人之間的正相關關係。

與本土詩人相對應的是寓湘詩人，宋代寓湘詩人近800位，其中不乏名家，如北宋的梅堯臣、華鎮、趙抃、米芾、沈遼、劉攽、劉摯、孔平仲、黃庭堅、秦觀、惠洪等，南宋的李綱、陳與義、張孝祥、曾協、王庭珪、范成大、楊萬里、項安世、戴復古、劉克莊、文天祥、張栻、朱熹、趙蕃、魏了翁等，他們都在湖湘留下了較多的詩歌作品。而就宋代寓湘詩人的地域分佈來看，以潭、衡、永、道、郴五州爲多，其中又以潭州的寓湘詩人最爲集中。其結果是使得這些地方能更容易地形成詩人群體進行詩歌唱和活動，故而宋代湖湘詩人幾大群體主要出現在以上區域，而其他區域因爲詩人較少且較分散故而呈現出來的詩人群體也相對要少很多。

二 宋代湖湘詩人的身份類型及特點

因爲個人身份類型具有多面性與複雜性，常常出現一人兼有多種身份類型的情况，故而以何種標準來劃分詩人的身份類型需要加以斟酌。本書參考歷代方志當中傳統的分類體例，并結合宋代湖湘詩人的具體情况做了一些調整，在考察身份類型時，將宋代湖湘詩人分爲名宦、鄉賢、流寓、仙釋諸類，并對各類詩人的特點分别進行討論。不同身份類型的詩人，詩歌創作的出發點通常不太一樣，他們的創作總是有意無意地带上了他們的身份特點。以下對宋代湖湘不同身份類型的詩人分别作論述。其中因爲“名宦”是詩人之主體，這是宋代詩人身份構成的普遍現象，故只作一般説明。又宋代湖湘“鄉賢”類的本土詩人人數少，存留作品少，故亦只略作説明。而“流寓”當中的貶謫官員與“仙釋”中的詩僧相當之多，是宋代湖湘詩人構成獨有之現象，故作重點討論。總之，本書采用這種身份分類標準，是希望能在沿襲歷史傳統的基礎之上，爲宋代湖湘詩人找到一個合理的闡釋角度。

（一）名宦

地方志中的名宦是指在史傳當中有記録可查的具有一定政績的地方官員，廣義上來説，其實也就是記録在案的地方官員（不包括謫官）。本書宋代湖湘詩人當中的名宦指在湖南有詩歌存留的地方官員，且與鄉賢相區别，主要指非湘籍的湖湘官員。在中國古代，詩人的主體一般是“官員”，或稱“士大夫”，其概念與“士人”“文臣”“文人”基本相同，宋代湖南詩人的構成亦不例外，以“名宦”爲主體，據筆者初步統計，有四百餘位，將近宋代湖湘詩人的一半。

具體而言，宋代湖湘的“名宦”詩人又以科舉入仕的官員爲主，這類詩人雖然也可能遭遇宦海沉浮的轉换，但從總體上來説他們的仕途是比較通達的，而能通過層層科考入選爲官，也説明他們普遍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所以説他們無論是在政治前途上還是文學修養上都有較大的優越性，可稱爲文化貴族。如郭祥正、章惇、張舜民、華鎮、陳傅良、阮閲、吕頤浩、李綱、沈與求、楊萬里、周必大、張孝祥、辛棄疾、趙汝譡、趙汝鐩、戴栩、陶夢桂、高斯得、李曾伯、朱繼芳、賈似道、王義山，等等，儘管他們當中有少數人在湖湘時職位不高，但他們畢竟是經朝廷科選的官員，其執政地方的經歷往往只是升遷甚至入朝前的凖備，故而其心態大多比較積極，視野亦比較開闊，作品當中更多地表現出對時局的熱切關注。

除此之外，“名宦”詩人還包括一些以門蔭或是其他途徑進入仕途的低級官員，這一類官員大多一生都沉淪下僚，升職難望，但也因此他們的行蹤比較穩定，對當地風土人情更加熟悉，閑暇時間也比較充裕，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地方詩歌的創作。如王铚、陳棣、曾協、史堯弼、楊長孺、徐璣、方信孺、史彌寧等。不過，他們的詩歌大多境界狹小，關注自身，詩思細膩，詩格卑弱，尤多摹山範水之作。當然，科選官員與以門蔭入仕的低級官員之間的區分并非絶對的，這两者之間可能會出現互换，以進士登科者也有可能終生沉淪，以蔭補入官者亦有可能進入朝堂，具體情况相當複雜。就詩歌創作而言，科選官員也可能創作獨抒性靈、關注自身的詩歌，低級官員也有可能對政治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具體情况不一而足，故而上文所給出的只是大致的劃分，在進行具體的詩歌分析時不可膠柱鼓瑟。

（二）鄉賢

在地方志中能列入鄉賢的人物除了必須是本土人士之外，一般至少還需符合以下三個條件之一：或是其忠孝、節義、隱逸等品行具有道德表率的意義；或是其政事有勛績可彰（不一定在本土爲官）；或是其才華出衆，詩賦辭章名著一方。總之，鄉賢是指當地道德品行或文章政事之細行足能勵風化者。本書借用鄉賢的本土性，將其引申爲有詩歌存留之本土詩人。鄉賢在宋代湖湘詩人當中人數不多，僅百餘人，且大多存詩極少，許多詩人只在方志的藝文一門中存有殘句或一两首作品。

就具體的身份特點而言，宋代湖湘詩人當中的鄉賢仍以登科官員爲主，他們或在湘内爲官，或出湘爲官，且頗有政聲，是邑人典範。此類詩人如歐陽程、陳瞻、劉隲、路振、黃師道、柳應辰、侯友彰、陶弼、鄧忠臣、劉次莊、彭天益、朱輅、唐績、侯彭老、侯延慶、王以寧、周炎、鄧深、李揆、廖行之、趙葵、李芾、李長庚等人，就詩歌創作而言，儘管他們在身份上與名宦類詩人有相似之處，但是作爲本邑人對湖湘的描寫却與寓湘官員有所不同，這表現在他們對家鄉風物的描繪更加細致，不一定如外來官員一般逐名勝古跡而吟詠，在他們筆下家鄉的一事一物皆可入詩，而其中流露的情感也多是閑適而歡快的。

里居邑人也是鄉賢詩人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一類詩人多是不曾仕進、隱於鄉里的布衣或致仕回鄉的耆老，如廖融、伍彬、李韶、任鵠、王正己、唐人鑒、鄒輗、劉翰、樂雷發、魯仕能、吴釿、鄧希恕、羅太岊、羅太亨等人。他們的詩歌特色或多隱逸之氣，如宋初廖融、任鵠等人組成的衡山隱士詩人群即是如此，在對衡山秀美景色的歌詠中表現出自己遠離政局的愜意；又或是呈現出雍容平和的面貌，如宋末以魯仕能、吴釿等人組成的“平江九老會”的詩作，多是温和從容之言；此外少數詩歌也表現出對政局與民生的熱切關注，如寧遠樂雷發，累舉不仕，後賜特科狀元，却僅出仕三年即告病回鄉，其詩《烏烏歌》與《逃户》皆是名作，前者以激憤絶望的語言痛斥了南宋政權的積弱無力與任人宰割，後者則以冷酷的白描語言表達了對村民棄家逃租的深痛悲憫，這一類型的詩歌在鄉賢詩人當中極爲少見，也因此樂雷發成爲湖湘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的現實主義詩人。

總之，宋代湖南的鄉賢詩人相較名宦詩人來説，總體數量不多，作品也十分有限，但是在他們當中亦形成了幾個具有一定規模的詩人群體，如宋初的衡山隱士詩人群與宋末的平江九老會，他們的詩歌具有其他類型詩人的作品所没有的特色，而作爲鄉賢，他們對地方文明的引導與化育甚至比地方官員有著更直接而顯著的影響力，因而他們也是宋代湖湘詩人當中不容忽視的一個類型。

（三）流寓

流寓在地方志當中一般是記録謫居當地的遷客，本書引申爲宋代湖湘詩人當中的遷謫騷人。宋代是一個黨爭相當嚴重的時代，北宋從仁宗朝的慶曆新政到神宗朝的熙豐變法，到哲宗朝的紹聖新政，再到徽宗朝初期的“元祐黨人碑”事件，甚至一直持續到宋室南渡，從來都没有停止過黨爭。士大夫們從最開始的政見分歧，到後來的學術對立，再到最後道德人格上的完全不同，無不一再地加深著士大夫團體的嚴重分化，黨同伐異、一旦上臺則瘋狂打擊異己這樣的戲碼無時無刻不在上演。而南宋則基本上繼承了北宋瘋狂的黨爭，宰執大臣更换頻繁，核心統治集團的士大夫們往往用人唯“黨”，意氣用事，報復傾軋之事不絶如縷。可以説，两宋朝廷永遠都在上演著走馬觀花、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熱鬧大戲。但因爲宋代黨爭之劇，雖然宋立國之初有“不殺士大夫”的祖訓，使得宋代士大夫可避殺身之禍，士大夫却往往難逃貶謫之罪。貶謫在宋代一般是指官員的職、官、差降級或者罷免，具體表現在將官員由朝廷外放地方，或者給予“分司官”“宫觀官”之類的有名無實的閑官，嚴重者甚至“編管”“安置”“居住”於偏遠州縣，與流放相似。湖南偏於内地，水陸不便、商賈不行，地理環境上又得“卑濕”之惡名，故而貶官多有置於湘者，故范仲淹《岳陽樓記》有嘆“遷客騷人，多會於此”[35]。宋代寓湘貶官中多見朝官，不乏善於諷詠的詩人。經統計，宋代因貶謫居湘的詩人多達53位，其中多有存詩頗豐者，這在宋全境來看也是比較突出的。具體情形從表1.2可見一斑：

表1.2 宋代貶謫居湘詩人一覽

续表

從表2.2中可見，宋代貶居湖湘的詩人當中不乏名家。他們的分佈以永州最多，其次是道州、衡州、郴州、潭州等。从贬谪的時間與緣由来看，以神宗朝熙寧變法、哲宗朝元祐黨人事、徽高宗朝秦檜當政及寧宗朝韓侂胄當政爲湖湘带來的貶官爲多，而這幾個事件除了熙寧變法乃因政治理想不同而造成一部分朝官外放之外，其他幾個時期幾乎主要是因爲奸相弄權而造成大量良臣戴罪貶居。因而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是奸相爲湖湘送來了大批的優秀詩人。從詩歌創作來看，宋代湖湘流寓詩人的存詩量相當之大，有一半左右的詩人存有别集，則流寓詩人在數量上雖然不能與名宦或鄉賢詩人相比，但在存詩量上却十分可觀，所以説流寓詩人是宋代湖湘詩人當中十分令人矚目的一個類型。

（四）仙釋

仙釋在地方志中是指修道之人與佛門僧人，本書引申爲宋代湖湘存詩的僧人與道士。就現存的詩歌來看，宋代湖湘仙釋詩人絶大多數是詩僧，而道士較少。

佛教在湖湘經過自東晉至唐五代數百年的發展，到宋代出現新的發展高潮，此時，湖湘已然成爲全國的弘法重地。這主要表現在两個方面，一是宋代湖湘寺廟遍布，幾乎所有的縣級區域都有寺廟分布；二是僧人衆多，據《宋會要輯稿·道釋》，北宋天僖五年（1021）荆湖两路共有僧尼22539人[36]，故而保守估計，是年湖南僧尼當不少於萬人。由此可見湖湘當時佛教之盛。

對《全宋詩》《全宋詩訂補》《宋代禪僧詩輯考》《沅湘耆舊集》等文獻載録的宋代湖南詩僧進行統計，可考宋代湖湘詩僧共134位。其中《全宋詩》載100人，《全宋詩訂補》增補5人，《宋代禪僧詩輯考》增補21人，《沅湘耆舊集》增補9人。又對各詩僧占籍進行考察，得出其中明確爲湘籍者21位，不確定籍貫者51位，明確爲非湘籍者62位，相較而言，本籍詩僧相當之少。62位非湘籍詩僧來自全國各地11個不同省份，按來湘人數由多至少的次序來排列分别是四川、江西、福建、浙江、江蘇、重慶、湖北、安徽、廣東、廣西和甘肅，基本覆蓋宋代的大部分國土，可見宋代的湖湘已具備了相當的佛教向心力，能吸引大量外地詩僧的到來，是一個全國性的佛教弘法重地。相對而言，明確爲湖南本土籍貫的詩僧甚少，僅21人而已，湖南作爲一個佛教大省，本土詩僧如此之少。這種情况可謂十分怪異，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仍是前文有提到過的，湖湘文化水準在宋代雖較前代有所發展，但在全國來看，仍然比較落後，知識之士也相對要少，僧人當中能賦詩者則更加少見。早有學者肖華忠指出，從有史可考的知州一級及以上各級文武官吏、名見經傳的進士、史書上有著作名稱或發明創作可考者這三個維度來考察一個地域的人才發展狀况，宋代的湖南均處於全國平均水準之下，而處於全國平均水準之上的地域有黃河下遊、四川盆地以及江南東部的蘇、浙、贛、閩諸省，[37]與四川、江西、福建、浙江、江蘇這些來湘詩僧數量較多的省份基本相符。也就是説因爲宋代湖南本土整體文化發展仍然有限，本土僧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故而能作詩者甚少。其二是宋代湘學興起，長沙與衡山两大佛教名地恰恰又是書院盛行之地，雖然其間學者亦與僧人交往，但理學的倡行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本土士人對佛教的信奉。

從詩僧的身份來看，宋代湖湘134位詩僧中曾住持湘中寺廟者多達88位，而湘籍詩僧中有7位曾出湘爲住持，其餘的39位或寓湘或遊湘的詩僧據初步考證至少有13位亦曾住持外地寺廟，則宋代湖南詩僧中有近80%曾爲住持。其原因不難推測：一是住持作爲一個寺廟的核心管理者與弘法者，一般文化程度較高，能作詩的可能性較大；二是住持的言行與創作更可能被記載下來得以流傳。

詩僧住寺地域分布與宋代湖湘詩人總體分布大致相同，但又有一些獨有的特點，這百餘詩僧大多可考其行蹤，他們有大約三分之二集中寓居於潭州，其次是鼎州和永州，而其他地方則只零星數人。宋代湖南詩僧大量集中於潭州的重要原因是當時湖南的两大佛教勝地長沙與南嶽衡山都處於潭州境内。通過檢索光緒《湖南通志·寺觀》，可大致了解宋代長沙與衡山的寺廟狀况，如其中所載長沙比較聞名的寺廟有谷山寺、道吾寺、雲蓋寺、麓山寺、智度寺、開福寺、三角寺、楚安寺、慧通寺、道林寺、鹿苑寺、水西小南臺寺等，南嶽衡山聲名較著的寺廟有福嚴寺、芭蕉庵、石頭庵、承天院、雲峰寺、法輪寺、上封寺、方廣寺、雲峰寺、南臺寺等，除此之外另有同屬潭州的益陽有啟寧寺、龍牙寺、白鹿寺，寧鄉有潙山密印寺，瀏陽有石霜寺，等等，因而僧人大量集中於潭州無足爲怪。需要説明的是，在潭州各寺之中，寧鄉縣的潙山密印寺詩僧最多，先後有13位詩僧居於此寺。其次是長沙市内的谷山寺，先後出現了4位詩僧。而作爲佛教名山的南嶽雖然寺廟衆多，但詩僧并不密集，每所寺廟僅一至两名詩僧。此外，鼎州有詩僧13位，分别分佈於普安寺、乾明寺、静照庵、文殊寺等，其中德山乾明寺曾寓居4位詩僧。其實鼎州詩僧較多并不奇怪，因爲早在東晉時期，鼎州的武陵與潭州的長沙就已出現高僧活動，两地同爲湖南最早出現佛教活動的地方，有著更爲悠久的佛教傳統。而作爲佛教名山之南嶽，則直至南朝時期才有高僧入住。最後需要説明的是，百餘位宋代湖湘詩僧當中除了不能確定宗派的十餘人之外，其他所有的僧人都是禪僧。這其中尤其是北宋的惠洪，長期寓居遊走於衡潭等地，在湖湘留下了近四百首詩歌，是宋代所有寓湘詩人當中留湘作品最多的詩人。

相對詩僧而言，宋代湖湘詩人中的道士比較少，現在有詩存留的不過十數人，如羅道成、邵琥、石道士、曹道冲、洛浦道士、盛曠、李思聰、張虛白、張白膠、瀟湘子等人，其中以白玉蟾最爲有名，白玉蟾被全真教奉爲南五祖之一，存詩两卷，其生前曾遍遊天下名山，亦曾遊歷湘中，留下湖南詩十餘首，用詩歌對湘中風物作出了獨特的解讀。

（五）其他詩人

過往詩人主要是指不入仕的江湖詩人及因事道經湖湘留有詩歌的詩人。江湖詩人大多是布衣，他們四處遊走、行蹤不定，靠經商作賈、講課授徒，甚至干謁權貴、投親靠友爲生，這類詩人是南宋出現的一個新群體，有學者認爲江湖詩人“已經藴藏了專門作家的出現因素”，而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題材狹小，反映社會現實不夠；注重個人世界的展現，摹寫更趨日常，情感更細膩；立意不高，偏向藝術技巧的追求。[38]此類詩人如嚴羽、姜夔、徐照、蘇泂、張埴等。借道湖湘的詩人有可能是轉徙的官員，也可能是因私事道出湖湘的士人，因爲古代交通的不便，途經湖湘的詩人常常在湘逗留時間較長，此間不免將對湖湘風物人情的印象賦之於詩歌，雖是浮光掠影的快照，却也是湖湘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此類詩人如陸遊、范成大、米芾、劉克莊等。

僑居詩人主要是指從外地移籍到湘中的詩人，這一部分詩人雖然數量不多，但十分重要，因爲獨具特點的是，宋代湖湘僑居詩人當中有一部分人爲湖湘文化乃至宋代學術發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此即移居湘中的理學家。湖湘學派的創始人及代表人物胡安國、胡寅、胡宏、張栻等人分别從建州（在今福建）與綿竹（在今四川）移籍湘中，在衡山與長沙廣授生徒，開創湖湘學派，并使之發揚光大，與閩學、婺學三足鼎立。

同時，以胡氏家族與張栻爲中心也分别形成了两個學術團體，而他們在治學之餘也進行詩歌創作，可稱爲學者詩人。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因爲宋代湖南學術風氣的盛行，湘中許多邑人熱衷學習義理，他們從學於湘内外的理學家，并在地方長期從事學術或教育事業，包括陳淵、謝用賓、趙方、方暹、方輗、毛友誠、秦噩等人，他們的詩歌又有一番不同的風貌。而外地學者亦因湖湘學派的興起而前來湘中講論學術，此則以朱熹、林用中、范念德師徒諸人爲典型。總而言之，宋代重要的學者僑居湖湘是促成湘中學者詩人群産生的主要原因。

宋代湖湘學者詩人雖然人數不多，却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群體，也是除了流寓與詩僧之外湖湘詩人身份構成的第三大地域特色。文學史上長期以來給理學家的詩歌打上説理論道的標簽，認爲他們的詩歌缺乏文學審美性，不值得探討。然而實在冤枉的是，學者的詩歌固然不似文人詩那般感性興象，而是更富有思想的深度，但是他們的作品當中也不乏學理與形象俱佳的作品，如張栻與朱熹的大量唱和作品十分活潑有趣，魏了翁的詩歌當中亦有意象險怪詭譎的作品，對理學詩歌以“枯燥乏味”一言蔽之，對文學研究是不客觀也是不負責的。吕肖奂師在《宋代官員詩人酬唱論略》中指出：“官員詩人創作酬唱的主題，較少涉及本職工作，也較少談及朝廷大事，以至於後世閲讀他們的詩歌時，往往會忽略他們的官員身份。這一方面是因爲他們更傾向於用駢文古文處理本職工作的那些‘俗務’，而習慣用詩歌處理他們的業餘雅趣，這種文體策略造成完全不同的效果：文章幾乎全部是其官員身份的表達，而詩歌則是對官員身份的剥離；另一方面也是因爲他們的詩歌創作有意追求超越‘俗務’的‘雅趣’，以顯示嚮往身份以外那種山林江湖的精神世界。”[39]雖是論述官員詩人通常運用不同的文字書寫形式來區别其官員與詩人的雙重身份類型，不過這個道理也可以平行移用到宋代湖湘的學者詩人身上。宋代湖湘學者詩人與在詩壇以“康節體”聞名的邵雍不同，他們極少用詩歌來表達義理，而是很善於運用不同的文字書寫形式來區别自己在不同場合的不同身份。散文與書信是他們表達哲學義理觀點的最主要的書寫體裁，而詩歌則主要被用來表達比較感性的即興的情緒，雖然他們的詩歌當中會带有一些理趣的特點，與一般的文士詩人有所區别，但是總體而言，他們的詩歌主要展現的是其詩人的存在，而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其作爲學者的身份特點的。

不過，儘管本書根據詩人的身份將宋代湖南的詩人分成名宦、鄉賢、流寓、道釋等諸多不同的類型，但是事實上因爲人類社會中個人身份的複雜性，任何一種分類方法都無法將人們徹底地劃分清楚，故而在具體的個案論述當中無法保證詩人身份的純粹性。這主要表現在两個方面：一是因爲每一位詩人可能會具有多種不同的身份，首先如前文所謂的僑居詩人與學者詩人之間即有大量的交叉，具體來説如詩人趙蕃，既是名宦，又是學者，且在湘有罷官經歷，其個人身份類型比較複雜，他的詩歌創作可能會兼有多種身份類型的特點；二是不同詩人之間經常發生交際酬唱，并形成大大小小的文人群，在這種文人群當中，所聚集的不一定是身份一致的詩人，而是各種不同身份類型的人聚集到一起相與酬唱，如本書第三章將要具體探討的以張栻爲中心的長沙文人群即是如此，有學者、名宦、里居鄉賢等不同身份的詩人。因此，在具體的論述過程當中，詩人的身份只是一方面的參考維度，雖要對之予以重視，但不能將此作爲判斷他們詩歌趣向的機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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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04頁。

[2] （清）曹寅：《全唐詩》卷90，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 （宋）劉敞：《公是集》卷22，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4] （唐）韓愈：《韓昌黎全集》卷20，世界書局1935年版，第288頁。

[5]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3098頁。

[6] 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嶽麓書社2010年版，第1頁。

[7] 孫星洐：《尚書今古文注疏》，廣文書局1980年版，第7—16頁。

[8] 詳考可參張京華《湘楚文明史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頁。

[9]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10頁。

[10]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44頁。

[11] 張京華：《湘楚文明史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頁。

[12] （春秋）左丘明著，杜預注，楊伯峻點校：《春秋左傳注疏》，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305頁。

[13]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43頁。

[14] （清）阮元：《禮記注疏》卷17，中華書局2009年版。

[15] （元）許有壬：《至正集》卷17，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 （明）薜綱纂修，吴廷舉續修：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15，明嘉靖元年刻本。

[17] （明）徐學謨：萬曆《湖廣總志》卷34，明萬曆十九年刻本。

[18] （明）薜綱纂修，吴廷舉續修：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15，明嘉靖元年刻本。

[19] （清）蘇佳嗣修，譚紹琬纂：康熙《長沙府志·學校志》，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20] （清）姚念楊修，趙裴哲纂：同治《益陽縣志》，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21] （明）孫存修，楊林纂：嘉靖《長沙府志》卷4，明嘉靖刻本。

[22] （清）蘇佳嗣修，譚紹琬纂：康熙《長沙府志·學校志》，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23] （清）沈維基修，楚大德纂：乾隆《永興縣志》，清乾隆二十七年刻本。

[24] （清）翁元圻修，黃本驥纂：嘉慶《湖南通志》卷43，清刻本。

[25] （清）隆慶修，宗績辰纂：道光《永州府志》卷1上，清道光八年刊本。

[26] （清）汪斆灝修，王闓運纂：同治《桂陽直隸州志》卷9，清同治七年刻本。

[27] （明）陳洪謨纂修：嘉靖《常德府志》卷9，明嘉靖刻本。

[28] （清）應先烈修，陳楷禮纂：嘉慶《常德府志》卷41，清嘉慶十八年刻本。

[29] （元）脱脱：《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953頁。

[30] （清）饒佺修，曠敏本纂：乾隆《衡州府志》，清乾隆二十八年刊刻。

[31] （清）吕肅高修，張雄圖纂：乾隆《長沙府志》卷13，清乾隆十二年刊本。

[32] （清）陳宏謀修，歐陽正焕纂：乾隆《湖南通志》卷44，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33] （清）李瀚章修，曾國荃纂：光緒《湖南通志》卷68，清光緒十一年刻本。

[34] 張偉然：《湖南歷史文化地理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頁。

[35] （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貴校點：《范文正公全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頁。

[36]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道释一》，中華書局1997年版。

[37] 肖華忠：《宋代人才的地域分佈及其規律》，《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3期。

[38] 侯體健：《劉克莊的文學世界》，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頁。

[39] 吕肖奂：《宋代官員詩人酬唱略論》，《江西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