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革与改革文学

以改革为表征的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更像一台充满了矛盾纠葛的大戏，每种势力、每种观念都在自己角色下，尽可能使这场戏剧充满跌宕起伏的情节、波澜壮阔的色彩，以及耐人寻味的细节。转型时代的每个人都是这场大戏的观众，同时也是置身其中的参演者，这也是改革这一社会话题吸引人的原因所在。如果说改革是一场大戏，那么改革文学则是这场戏剧生动而翔实的脚本，它记录了转型过程中丰富的社会信息与民族心理脉动。“在作家的笔下，历史的变革是一个闪烁着新的希望、纠缠着旧的梦魇、夹杂着无数新的误解、苦恼、惶惑、忐忑不安而又不可逆转的复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式人物彼此交织着，浸透着悲喜剧因素的命运，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都不是一般的政治统治关系，甚至也不限于伦理观念和社会心理，还包括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更为久远的文化传统。”[24]可以说，改革文学全景式地展现了转型的社会图景，并且淋漓尽致地表达出了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期冀与渴望，以及对纠缠于新旧之间的改革的忧与思，这基本上能够概括改革文学的内涵。我们认为无论是建构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还是思想、观念、意识等方面新旧冲突与变革的叙事，都应该属于改革文学。陈思和认为：“凡是反映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改革进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变化、人的心理和命运变化的文学作品，都在此列。”[25]在文学史上，对于如何界定“改革文学”争议不大，毕竟这一样式的文学面目还是比较清晰的，容易识别。“凡是深刻地反映了新时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当代现实生活的作品，它就不可能不触及改革，它就不可能不是改革文学。”[26]当然，有的批评家认为应该从文学的社会效果来判定改革文学，“判断作家的创作是否属于‘改革文学’之列，应该从创作动机与社会效果辩证统一的角度，看作家是否意在通过自己的创作对改革大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其作品是否在客观上起到了这种作用。”[27]很显然这一观点不仅在实践上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只追问文学的社会效应，那么也势必丢弃文学的艺术性本质。改革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衡量其社会价值，这也是保证文学既有感染力又有影响力的根本。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唯有变化是永恒的，任何形态的僵化都与历史逻辑背道而驰。从这个角度来说，转型与改革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对于社会变革的书写，也自然是任何时代文学的必然性主题之一。“文革”后的中国社会进入剧烈变革的新时期，百废待兴的民族期冀复兴而呼唤改革，改革文学准确而及时地表达了民族心声，成为新时期之初最为主流的文学话语。我们看到，文学是社会转型的最直接受益者，率先呈现出了摆脱“极左”政治的新气象。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的最大差异，就在于真实性的回归——文学敢于建构真实的人，敢于表达真实的情感，敢于揭示社会真正的病灶。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始，文学重拾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以生动而形象的方式表达了作家对于历史、现在与未来的理解与认知。虽然对于历史的反思是必要的，但是人类社会的目光永远都是向前的，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学建设的高潮也已到来；随着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文学描写的题材也已重点转移。文学走出了‘伤痕’，获得了解放，奔向改革，面向新人，走向新的世界。”[28]即使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契合了大众对于民族灾难的控诉与个体创伤的哀怨心理，然而作为文学潮流，它们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持续性的表达。悲痛与创伤确实需要抚慰，如何面对已然重新开始的生活，才是最为紧要的问题。在这种情势下，改革文学取代伤痕、反思文学而成为文学主潮，也具有了时代历史的必然性。

以蒋子龙1979年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29]为肇始的改革文学一出现，就改变了批判和反思历史的文学单一面貌。虽然改革文学无法超越、脱离转型时代，它在某些方面依然沾染着转型期的色彩，比如改革小说对“极左”政治的反思，对公权力不受约束的为所欲为，以及私欲泛滥等方面的描述，是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相一致的。但是改革文学还是以开阔的艺术视野、现代化眼光与强烈的未来指向，取代了伤痕与反思叙事潮流，使新时期文学开始了真正意义的“转向”。改革文学“以它澎湃的涛声很快掩盖了对十年灾厄和几十年‘左’倾危害的哀伤与悲叹，表现出一种雄壮、磅礴的气概和奔放、明朗的色调，从历史的严峻回顾中鼓舞人们去变革历史”[30]。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批判”来建构叙事，那么改革文学在揭示社会问题的同时，更多地具有了建设性意义。而且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比起同时期其他作家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来，都显示出一种‘新的风格、新的气质’。”[31]同时，改革文学从1979年兴起、高涨，到1985年走向衰落，持续六年时间，作为一种文学潮流来说，这个时间跨度与新时期的伤痕、反思，以及先锋、寻根潮流相较显然更为持久。改革文学的生命力足以证明它之于民族、时代以及受众的意义。

新时期的改革被视为民族的又一次长征，而且改革题材创作最早以工厂、车间为表述对象，所以“改革文学”这一文学史名词，是从“新长征文学”“工业变革文学”演化而来的。当“改革”成为时代最流行的词语之后，这一文学潮流也自然找到了恰切的名字。然而，无论哪一种命名其实都体现了改革文学直面现实的特性，也正是因为贴近社会生活，并关注转型期的种种社会问题，才使其备受大众的认可与追捧。所以改革文学究其实质还是一种问题小说，“表现社会改革的小说，从小说的艺术形态看，大多属于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颇为发达的‘问题小说’类型。”[32]作家试图以此来揭示影响和阻碍社会前进的诸种现实，在“文革”后积弊丛生的时代，这种表述无论从感性层面还是从理性角度来说，都是一种最为合理的文学形态。新时期初期的改革文学，基本上都表达了对经济体制、人事制度、权力政治，以及一些传统的陈规陋习的批判与否定。社会转型是由旧向新的过程，在新的理念关照下，旧有的现实充斥着应该革新与调整的问题，这是转型期带有必然性的社会现实。如果说从启蒙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新时期文学接续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特质，那么在表达“问题”上，也同样存在这样的承继，冰心、王统照等人的问题小说在新时期产生了回响。当然，与“五四”时代“问题小说”所揭示的问题过于宏观而抽象相比，改革文学更注重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展现，这体现出相对于近代社会的凌空蹈虚，新时期则更追求实际效果。这也是作为一种“问题小说”，改革文学更有其市场的原因之一。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社会转型让改革走进了文学领域，也使改革文学与改革理论一样，成为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改革作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路线出台之前，要求社会变革的声浪已经潜流暗涌，而且也出现了敢于冒险的改革实践者，比如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十八户村民。1979年兴起的改革文学不仅改变了文坛的景象，生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潮流，而且它也成为民族心声的表达窗口，使汹涌的变革情绪得以抒发。笔者认为，改革文学是先于改革理论与政策的，它要完成的不是对社会运动的总结性描述，而是对社会变革的一种观念上的引领。当改革文学出现并迅速吸引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之后，实际上它已经有效地引发了时代的共鸣。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文革”实际上是一场文化灾难，这使得浩劫之后的文化园地呈现出荒芜景象。大众精神享受的需要与文化贫瘠之间的矛盾，也是造成新时期文学社会中心化的重要因素，人民群众把文学作为最主要的食粮以填补饥饿多年的精神之“胃”。所以像《伤痕》这样的小说虽然在艺术上还比较粗糙，但是依然能够赢得受众的欢迎。这并不是文学本身的力量，而是文学被特殊时代所赋予的光环，也就是说“文革”后的转型期最大限度地放大了文学的魅力。这体现了文学恰逢其时的境遇，也是新时期之初文学潮流繁盛的社会时代背景。

像蒋子龙这样的作家，因为一篇作品而一夜之间名播天下[33]，在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当一种文学真实展现了民族的变革渴望并承载了大众的梦想，那么这一文学形态便具备了改变社会的力量。“‘改革文学’将人民对改革、发展的强烈愿望传递给国家，又将改革、发展的国家意志传达给人民，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动员力量，表达了鲜明的时代意识，使读者感奋而起。”[34]转型期的社会发展证明，改革文学之于现实的促动意义。如《乔厂长上任记》倡导的工厂人事与技术改革；《彩虹坪》呼唤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星》所揭示的基层政治生态，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执政党改革举措的出台。“面对百废待举的社会的改革热情，显然不是由政策所激活的情绪，而是在历经浩劫之后民族自我反思所必然得出的结论，这是对旧的抛弃、也是对新的渴望。这种不安于现状而力图超越现状的追求，是源于每个人(包括作家们)的心理的，因此很难说，它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出现的，相反，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改革政策的出台。”[35]改革文学不仅呼唤改革，为改革鸣锣开道，而且也从实际意义上推动了体制变迁的进程，“因为作家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与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对现实的变革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和推动力量”[36]。

从《乔厂长上任记》开始，改革文学就带上一个种姓特征，那就是强调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功能。改革文学在揭示社会问题的同时，通过弃旧扬新表达自我价值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作家对于社会重构的理解与认识。对于“文革”后的转型期来说，宏观上的现代化大方向是没有争议的，然而从什么角度去发现并解决问题则会因人而异。如果我们把改革看作是一幅完整的“清明上河图”，那么每一部改革题材作品都是这幅图的一个局部映像，从不同侧面透视着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由众多局部构成的改革图景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中国社会关系和精神风貌的深刻嬗变，可以听见历史新旧交替、艰难转折中的痛苦呻吟与欢乐呼喊，可以领悟种种悲壮的美和含义深厚的人生哲理。”[37]对于作家来说，他们选择何种叙事对象不仅要着眼于文学建构，而且取决于他们对社会病灶的认知与改革理念的理解。有评论者指出，柯云路的《新星》，“是要回答中国是否有希望和以什么方式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38]陆文夫说，他创作小说《围墙》就是达到对改革者支持的目的，“在先进与落后的较量中，他们是这样地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持，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了”[39]。以文学的方式来参与改革的合唱，是新时期之初作家创作的出发点，这既是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体现，也展现了身处社会转型期的作家的担当意识。一些作家对改革文学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们不仅是以改革文学创作登上文坛，而且一直致力于为改革“鼓与呼”。蒋子龙之外，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名字：柯云路、张一弓、陈冲、张锲、程树榛、水运宪，等等。

作家对文学社会效应的自觉意识，使改革文学始终洋溢着民族国家的情怀，所以改革文学一出现就成为“新时期文学中的历史进行曲，时代进军号。”[40]正是因为自觉定位于为改革服务，改革文学对改革的期冀、对人物的爱憎、对社会沉疴的呈现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情感基调也就具有了群体性特征。“新时期开始几年的文学创作从作家到作品都不是‘沙龙的’，它们属于整个时代的社会心理。”[41]这在改革文学叙事上体现得最为充分，作家接续了“十七年”文学关注现实的传统，并摆脱“瞒和骗”向真实回归，使文学书写最大限度地贴近社会生活，把握民族心理的脉动。同时，我们看到改革文学的独特性还在于，作家预设读者的范围扩大了，他们不再只为那些有欣赏、批评能力的人而创作，他们以大众为文学接受对象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求仁得仁”，改革文学被广泛地接受与认可，是与作家的这种创作情怀直接相关的，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在转型期的典型体现。

改革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文革”后最主流的文学形态，除了作家的创作准确地把握了时代潮流、塑造了契合大众审美心理的人物形象，以及迎合了后者的变革渴望之外，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也是其繁盛的重要因素。“回到80年代的语境中，‘改革’无疑是民心所向，政府的规划、民心的向往、文学的理想基本上是合一的，在那一时刻文学的想象与现实的逻辑也是合一的。”[42]转型期的改革首先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变革，或者说围绕经济体制的变革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的核心主题。而对于濒临崩溃的经济局面的拯救、对于物质文明追求的渴望，不仅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内心深处，同样也来自于执政党。作为国家主旋律文学，改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无须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推广，就能与读者大众融为一体。虽然大众的阅读被“极左”政治下的“瞒和骗”文学弄坏了“胃口”，但是他们却没有丧失对于文学的渴求，而且这种被压抑的文学需要的爆发，也为新时期文学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文革”后，伤痕、反思文学因为触及了最为直接的民族创伤，所以在接受上也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来说，这两种文学样态由于其批判性特质，是不受主流欢迎的，尤其是在刚刚“解冻”的转型时期。

改革文学出现并迅速取代伤痕、反思潮流，终结了所谓的“缺德”“向后看”的文艺，这也比较符合主流对于文学发展的期望。“‘改革文学’或‘改革题材小说’既切合对于创作贴紧现实，与社会生活同步的要求，又能平衡对于‘伤痕’揭发在创作上的比重，因而受到指导创作的部门的重视、提倡。”[43]所以当蒋子龙与他的《乔厂长上任记》被天津市委以反对“揭批查”为由进行大肆批判之时，中宣部、中国作家协会对这种批判进行了直接的干预，后者极力地肯定蒋子龙并确认其小说的价值意义。主流媒体对于改革文学的态度，也能反映出这一时期执政党对于这种文学的评价倾向。《人民日报》上不仅刊载了对于像《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等具体作品与改革文学潮流的肯定性评价[44]，而且还对一些改革小说加以推荐[45]。这些无疑都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对改革文学的认可。我们看到，改革文学虽然也有对权力滥用与不良政治风气等方面的批判，但是它毕竟对社会转型更具建设性价值，而且对于政治、历史的追问显然并不是改革文学的核心主题。生逢社会转型期的改革文学具备了文学传播与接受上的所有优势，从“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真正觉醒的这一过渡阶段中，似乎也只有改革文学才能承担起继往开来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