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革：思想观念领域的一场革命

新时期的社会转型，对现代化的追求指向更为明确。以工业经济代替传统的农业经济，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并且把对人的利益满足放在核心位置，使得这一转型具有社会裂变的性质，它决定并影响了中国社会未来40年的路径选择与走向。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就强调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全党都要服从一个大局，那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2]的重大决策。在国民经济陷入窘境的局面下，这个现代化建设主要着眼于经济层面，而且也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社会整体性变革有坚实的基础。

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的30年里，中国人虽然致力于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但是因为热衷于政治，以及过于纠缠姓“资”与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导致生产力严重落后，有些领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经济永远都是一个基础，它是上层建筑的根基，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人类的历史证明，任何忽视发展经济，以及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与路线，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与现代化追求格格不入。经济的长足发展是现代化的必要保障，也是现代化的内涵之一。无视经济落后现实的本身，体现了“极左”政治的不合理性；社会凋敝与民生潦倒的现实本身，就是对旧时代的否定与对理性社会发展道路的呼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几年中，“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成了判断改革政策与实践的主要标准”[3]。邓小平指出，要以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来衡量领导与执政能力，“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了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4]1978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指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5]正视并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问题，体现了执政党的现代化视野，以及对汹涌澎湃的大众物质欲求的积极回应。唯有鼎新革故，及时做出制度与政策上的改变，才能拯救经济落后与破败的局面，进而促动社会政治、文化与价值观念等各方面趋向现代化的变革发生。“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如何看待经济活动，如何看待经济利益，这对一个社会的文明，不仅不是无足轻重的，而且是整个价值观念系统的一个核心问题。”[6]所以，改革是社会转型的推动力，改革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影响民族的现代化进程。

改革文学感应时代而生，并对时代精神有着较完整而准确的把握。在共和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中，改革文学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对物质财富的欲求，并肯定了这种欲望与追求的合理性。几乎所有改革小说，甚至像柯云路的《新星》这样表达政治体制改革的作品，都有对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表述。来自政府振兴经济的呼唤，与民众的物质富足的渴望，促动了改革文学的兴起。正因为改革文学的叙事内容与指向，契合了大众的心声，它才获得了充足的发展动力，同时这也使改革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普遍接受，最终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转型时代的中国作家把关注目光投向经济层面，描写人的经济活动，把人放在经济利益纠葛中加以展现，由此探讨经济观念的变化给中国人以及社会结构带来的深刻影响。

中国人对财富的态度很有意思：一边拼命追逐财富，一边对财富避而不谈，因为传统观念中，不仅有“君子固穷”舆论上的清高，而且也有“为富不仁”道德上的压力。体现在文学上，追求个体物质财富欲望，从来都没有成为文学表述的核心内容。尤其在阶级斗争语境下，财富与立场之间被画上了等号，拥有财富即反动，更使经济地位与阶级立场直接相关；20世纪50年代，主流文学作品中则完全剔除了个人富裕的任何冲动与诉求。“只要翻一下建国后到1979年的小说，就可以看到，经商就是罪恶，致富必然变坏，不安心农业生产的人一定是二流子，不得人心而且注定失败。”[7]在文学参与建构的这种意识形态中，任何个体的利益欲望都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在“极左”观念中，追求个人富裕与物质报酬会造成阶级分化，进而抽空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认为，经济观念意识的裂变以及新萌芽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新时期为这种裂变提供了适合的环境，执政党的政策与民众涌动的物质欲望，从根本上终结了既有的保守观念，“随着阶级斗争向现代化建设的转变，社会对物质报酬也逐渐接受……《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对物质激励进行了肯定。”[8]物质利益追求背后的道德与政治压力不复存在了，这意味着解除了束缚人追求财富的枷锁，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有以经济叙事为核心内容的改革文学的兴起。

改革小说为新时期提供了众多致力于改革、有着理想与奉献精神的英雄形象，如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及羽（《生活变奏曲》）、陈抱帖（《男人的风格》）、丁壮壮（《雷暴》），等等。这些改革者毫无例外地拥有收拾烂摊子、搞活集体经济的能力与素质。作为改革文学的开拓者，蒋子龙从《乔厂长上任记》开始，就致力于塑造具有领导经济发展才能的改革者。无论是乔光朴、车篷宽，还是牛宏、武耕新，他们身上最显眼的标签就是发展经济的能力。“纵观蒋子龙的作品，从《乔厂长上任记》开始，到《开拓者》《锅碗瓢盆交响曲》《燕赵悲歌》，始终贯穿着一条经济线，经济高于政治。”[9]乔光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曾经任电机厂厂长，而且是很有作为的领导，他有学识、有能力，把电机厂搞得有声有色。“一九五八年，乔光朴从苏联学习回国，被派到重型电机厂当厂长，石敢是党委书记。两个人把电机厂搞成了一朵花。”[10]在“文革”后复出的乔光朴身上，那种领导工业生产的卓越才华，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他依然能够有效地带领濒临崩溃的电机厂走出困境。乔光朴的人才观、质量观、品牌观与市场观，无一不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生产与经营理念，在他的领导下，电机厂扭亏为盈自然是情理之中。“如果我们对乔光朴这一曾有广泛影响而颇受读者欢迎的形象加以分析，也很容易看到，政治不是他之所长，或者说，在政治意识方面，他没有多少值得赞美之处。他所关心、强调的是经济效益。”[11]《燕赵悲歌》中的武耕新与乔光朴相比，在发展经济的能力方面，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乔光朴面对的电机厂虽然衰败，但还是有设备基础与生产能力的，而武耕新所处的大赵庄则一穷二白，是远近闻名的穷困之所在，正如当地的歌谣所唱：“大赵庄，穷光光。/盐碱地，土坯房。/苦水灌大肚，/糠菜半年粮。”[12]武耕新披荆斩棘，创造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奇迹，大赵庄最终成为农工商联合发展、人均财富达到小康水平的富足之地。在《锅碗瓢盆交响曲》中，蒋子龙塑造的改革者牛宏，以迎合市场的发展思路拯救了入不敷出的春城饭店，使这个行将破产的烂摊子重现生机，进而成为同行业中创收最多的单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小说，基本上是以改革者理顺、发展经济为核心叙事内容，这一时期每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改革者形象，都是搞活经济的专家。无论是“文革”后复出的老一代，还是新时期才登上历史舞台的年轻一代，这些改革者肩负着民族经济富足的梦想。他们迎合了时代的需要，也引领了时代的潮流。

如果说在改革的浪潮之中，引领时代进步的人是时代的英雄，那么这也意味着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英雄的内涵被注入了领导经济发展能力这一元素。新时期的社会舞台上，像步鑫生这样的改革者备受推崇，他们获得了政府与民众的一致性认可。新时期之初的改革小说，着力表现的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所以作家一方面深入地挖掘并表现改革者发展经济的才能；另一方面也在围绕着经济发展来建构文本。揭示并解决经济困境，以经济发展来实现集体与个人的双重收益，是改革文学的基本叙事套路。改革小说不仅有对局部经济发展的微观透视，如水运宪的《雷暴》、焦祖尧的《跋涉者》、张贤亮的《龙种》等，而且也有像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鲁彦周的《彩虹坪》、张锲的《改革者》等这样从宏观经济政策上来描写改革的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小说，是一种以经济为叙事核心的文学表述形态，这种文本建构的动力与指向，直接源自于转型时代社会思潮的变化。新时期重新肯定人、承认人的价值，这种肯定与承认首先是从经济层面实现的。只有满足人的物质利益诉求，才能进而使人的自由、权利与尊严得到保障。“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释放利益的力量。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里，极端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没有给物质利益留下什么空间。”[13]社会转型初期的改革小说，虽然对物质利益欲求的表述依然“羞羞答答”，往往把个体的财富追求包裹在集体经济发展的框架之中，体现出了过渡时代的特色。但是，以个体物质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认可，已然是不容回避的文学事实。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改革小说的兴起是社会思潮变动的外在体现，同时它也推动了这种社会思潮走向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