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唐文宗即位
李炎生于公元814年（元和九年），二十七岁之前，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做王爷，任凭皇位在父亲穆宗、哥哥敬宗和文宗的手里转来转去。李炎有一次去邯郸自助游，偶然认识了一位王姓歌妓。此女不仅艳惊四座，而且歌舞俱佳，李炎喜欢得不得了，当时便决定为她赎身，然后带回自己的王府。这位歌妓就是上文提到的王美人。
唐武宗即位后，对仇士良、鱼弘志始终保持“阳示尊宠，内实嫌之”的态度，遇事对仇、鱼二人言听计从，但一直憋着报复之心。
仇、鱼二人为了将自己的“从龙之功”扩大化，又向唐武宗翻起文宗朝的“陈年旧账”：据说除了陈王李成美曾被唐文宗定为皇位继承人，唐文宗的宠妃杨贤妃也曾选中一个继承人，即安王李溶。杨贤妃与其亲戚、宰相杨嗣复合谋，打算利用朝臣集团将唐文宗选定的皇位继承人换掉。待李溶即位，杨贤妃便可以先帝后宫之名，晋升为摄政太后，从而开启弘农杨氏外戚干权的新局面。
仇士良、鱼弘志故意提起这些旧事，无非是想拔高宦官集团的影响，打压朝臣集团。唐武宗放任宦官集团打击异己，甚至将唐文宗的妃子杨氏、陈王成美、安王李溶等潜在的政治对手全部赐死。
有些人看不惯唐武宗的“倒行逆施”，谏议大夫裴夷直冒死进谏称，现在唐朝的国家体面要紧，陛下宜“速行丧礼，早议大政”。先办完先帝唐文宗的丧仪再说，不必如此着急进行打击报复。
然而，唐武宗还需要利用仇士良等人来增加自己的威权，又怎会听进裴夷直的逆耳忠言？
于是唐武宗说他党附杨嗣复，将他贬为杭州刺史，随后又贬到荣市安置。唐武宗的表现，让仇、鱼二人坚信没有选错新君人选。
为了让宦官集团更加相信自己的无能，唐武宗又为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首领加官进爵，以诛杀异己、维护皇权有功，加封鱼弘志为韩国公，仇士良为楚国公，升任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样，原先仅为左神策军中尉的仇士良就得以凭借新职，名正言顺地统管皇宫禁卫诸军，监督检察禁军军官。
左右神策观军容使的职位听起来很“高大上”，可这些年坐在此位置上的宦官多半命不久矣。这一点仇士良十分清楚。在他之前，他的死对头、文宗朝大宦官王守澄也曾凭“从龙之功”获得该荣衔。而王守澄最终被赐死，就是由仇士良和唐文宗联手褫夺其禁军兵权造成的。
仇士良对唐武宗的任命十分惶恐，赶紧上表称病，可唐武宗却尽力表现出一副无知的面目。他白日里与道士们讨论玄学、研究长生不老秘术，晚上则抱着宠妃在宫里花天酒地。
唐武宗的放荡不羁，反倒让仇士良找不到生事的机会。
唐武宗果真擅长“捧杀”人。仇士良骤然得势后，宦官集团内部立马呈现分裂态势。
仇士良刚坐上观军容使宝座，他的死对头、大宦官、知枢密刘弘逸和薛季棱就开始计划取他性命。刘弘逸和薛季棱是唐文宗在世时最信任的宦官，他们见证了唐文宗晚年立储的全过程，也对唐武宗登基的“暗箱操作”了然于胸。刘弘逸认为发动“清君侧”取代仇士良，进而推翻唐武宗统治，才能对得起文宗生前的信任。
于是，开成五年（840）八月十七日，刘弘逸联合薛季棱发动护灵禁军，在唐文宗的葬礼上突然倒戈，准备先杀仇士良、鱼弘志，进而废黜唐武宗。刘弘逸的计划很周密，可此时的唐武宗早已登基半年多，君臣名分已定，刘、薛意欲废立君主，显然得不到朝臣们的支持。因此刘弘逸、薛季棱等人刚动手，就被兵部尚书王起、山陵使崔郸手下的卤簿诸军所杀，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尽管这次事件并没有证据证明宰相杨嗣复、李珏参与其中，但唐武宗也把二人列为有罪之人，将他们削了相位，贬出中央，彻底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宰相职位一下子出缺两人，唐武宗自然需要补充新鲜“血液”。
晚唐时期，在宦官主政内外的同时，文官集团内部也出现了长达40年的政治博弈——牛李党争。那时，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结成了一个专司聚拢科举人才、排斥异己的朋党集团“牛党”，他们素来与出身世家的官僚政见对立。他们利用宦官想掌权的心理与之联盟，共同对付世家出身的官僚。而世家贵族也不乏才干能臣，他们如法炮制，效仿“牛党”成立“李党”。两党政争形同水火，为此，唐文宗在世时曾无奈地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杨嗣复、李珏正是“牛党”的骨干。史载，杨嗣复作为权德舆的门生，多年来与牛僧孺、李宗闵“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他们的去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表庶族利益的“牛党”。所以唐武宗顺势邀请“李党”党魁李德裕回朝任首席宰相。
令仇士良、鱼弘志没想到的是，李德裕此番回朝，要的不是“牛党”的命，而是宦官的权。
开成五年（840）九月，李德裕回朝拜相。这是他第二次位列百官之首。在此之前，他早于唐文宗时代凭借治理西川之功，得宰相裴度推荐主理凤阁。后因其为人正直，得罪了文宗的亲信大臣李训、郑注等人，遭贬外放浙西，也由此因祸得福，躲过了“甘露之变”的冲击。
李德裕向来敢于实话实说。此次回朝之初，他针对唐朝政局对唐武宗提出了三点建议：其一，要“使政在中书”，保证三省的宰相能像过去一样各司其职，避免“政出多门”，防止宦官干政；其二，朝廷所选用的宰相，必须是“正人”，这样才能“使贤者得尽其力”；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无论何时，唐武宗都需要对他保持十分信任，要“使君臣无猜”，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谗邪乱政”。
李德裕的一番话，如明灯般为渴望集权的唐武宗指明了道路。但不得不说，这或许只是李德裕这位朋党首相的自我标榜。因为在此之后，借着维护皇权的名义，李德裕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又与大宦官、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搅和到了一起，大肆任用“李党”成员，打压“牛党”，打压科举。
面对李德裕的行径，唐武宗并未阻拦。在他看来，只要能收拢皇权，委政“李党”也并无不可。
李德裕没有辜负唐武宗的信任。他上任后立即以宰相为中心给“三省”加权，同时发挥“李党”的作用，在朝中培育自己的势力，为日后从宦官集团手中夺权奠定了基础。仇士良等人初时并未在意李德裕的回归和把权，毕竟无论牛、李谁上台，宦官集团都是文官集团内部夺权时最重要的“外援”。只要有共同的利益，敌人也能成为朋友。
可仇士良逐渐发现，唐武宗对“李党”的信任已经远远超越了“利用”。
唐武宗性喜行猎游宴，即便成了九五之尊，依旧保持与武士角力的习惯，并常常邀请长安城内的地痞无赖进宫，与自己谈天说地。这在仇士良看来，正是皇帝玩物丧志的表现，是好事。然而某次唐武宗自泾阳县打猎归来，因为回城时间较晚，被出身“李党”的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堵在紫宸殿内。唐武宗不但不生气，事后还专门找到李德裕等宰相，对高、郑二人大加赞赏，请李德裕多推荐一些忠直之臣入朝，好让自己效仿唐太宗。
唐武宗如此大反常态，仇士良等人看在眼里，终于意识到，李德裕的出现使得宦官们正在失去皇帝的信任。
仇士良当然不甘失败，很快，“机会”来了。
会昌二年（842）四月，群臣倡议，给唐武宗上尊号。这在唐代属于皇帝加强皇权的大事，所以唐武宗钦命李德裕主理尊奉事宜，并令仇士良安排神策军负责安保工作。
按照惯例，给皇帝上尊号，需要提前准备敕书，并在典礼施行当日大赦天下。不知道是不是仇士良的故意安排，神策军中却传出一条小道消息，称宰相李德裕与户部、度支使等商议，即将于下一年度削减神策禁军的衣物和军饷。该项旨意内容将在皇帝大赦当日随敕书一同发布，昭告天下。
神策军本为西北戍边部队，因安史之乱后禁军溃败，才得以凭借卓越的战斗力从野战军逐渐升格为长安禁军，并借助强大的军势，震慑各地不臣的藩镇。为此自唐代宗起，犒赏神策军、笼络军心就成为每任皇帝登基后必做的大事。
小道消息把李德裕描绘成离间皇帝与神策军关系的“佞臣”，引起军中将士骚动。仇士良见机赶紧向神策军传话，称此消息若属实，他必将在典礼当日带领众将士讨回公道！仇士良胸中想必又燃起了废立皇帝的热情，可这回还没等他准备好一切，神策军就收到了宫中的旨意：“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简短的十三个字，唐武宗既表明了自己支持李德裕的态度，也在神策军中彰显了自己有担当的形象。
当然，这道简短的圣旨还间接剥夺了仇士良控制神策军的权力。
不得不说，唐武宗这波“一石三鸟”之计用得实在高明。经此事后，仇士良威信尽失，不久后便称病致仕，退出朝堂。
仇士良走了，唐武宗终于可以做回真正的皇帝了。
他和李德裕都期盼唐朝“中兴”，可在晚唐波诡云谲的政局里，除了宦官干政，藩镇割据也是一大“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