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绿色转型与可持续社会治理主要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2019年度 绿色消费与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

一、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居民消费无论是在规模、结构还是在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特征。包括：消费规模持续快速扩张，居民消费增长空间巨大；居民消费已从温饱向小康转型升级，消费方式也日益多元化；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快速提升，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中国消费领域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持续加大，消费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持续刚性增长，过度型、浪费型等不合理消费方式加剧了资源环境问题，消费领域成为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

二、消费已经成为中国推动整体绿色转型的关键因素。自2004年以来中国绿色转型程度逐年提高。2008年之前，生产和消费领域绿色转型都在进步，但自2008年起绿色转型势头趋于平缓并出现起伏波动。总体来看，生产领域绿色转型在持续进步，对整体绿色转型发挥了积极的支撑作用，但是消费领域绿色转型自2008年以来下滑趋势明显，到2012年消费领域绿色转型下滑程度超过生产领域绿色转型提升程度，可以说，生产领域绿色转型的效率提升未能弥补消费规模扩张带来的消极资源环境影响，绿色转型中消费领域成为制约整体转型的短板，消费领域绿色转型的大幅提升将对中国整体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发挥决定性作用。

三、绿色消费可以通过多重传导机制推动绿色转型。消费的绿色化对生产的绿色化发挥着引导和倒逼的作用，经绿色理念和措施引导的消费规模、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质量、消费偏好的变化必然会传导到生产领域，影响要素资源的配置方向、生产方式的改进、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产品品质的改善。绿色消费也是促进绿色生活方式形成的核心内容，是推动全民行动的有效途径。绿色消费活动可将绿色理念和要求传递、渗透到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带动公众积极践行绿色理念和要求，形成绿色生活全民行动，改善社会绿色转型的治理体系。

四、绿色消费能够成为绿色转型的新动能。中国绿色消费需求和市场不断扩大，居民消费不断升级，绿色消费品种不断丰富，绿色消费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绿色消费意愿不断提升。绿色消费的转型升级可以引领以环境标志产品为代表的绿色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创新，通过绿色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创造新的绿色消费需求，这种绿色生产与消费、绿色供给与需求的良性互动循环不仅能促进经济绿色增长，增加新的就业渠道和平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而且也可以大幅减少资源消耗和减弱环境退化，成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内生条件，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

五、绿色消费有助于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建立引领绿色消费的制度机制，一是可以将生态环境治理从生产环节拓展到消费环节，拓展生态环境治理的领域，增加激励和自愿领跑的方式，有助于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制度体系；二是消费是社会公众的基本行为选择，绿色消费可以促使公众真正进入环境治理过程，用其绿色消费行为以及绿色生态产品选择倒逼企业改善环境、增加绿色生态产品供给，是切实的、自发的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行为；三是消费端的绿色转型通过绿色供应链实践传导至生产端，可以引导产业链条中的“绿色先进”企业管理“绿色落后”企业，开辟生态环境治理的新途径，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六、居民消费理念、收入水平、消费偏好以及公共政策、绿色生态产品供给质量和价格水平等对推动绿色消费至关重要。消费者的绿色消费理念、环境意识和环境知识能够有效地提升对产品和服务绿色价值的认知，并间接影响绿色消费行为。公共政策主要通过影响消费者个体对环境和绿色消费的认知，最终影响其绿色购买、绿色生态产品使用和废弃物处置的态度。绿色生态产品供给价格高低会影响绿色消费水平的变化和绿色消费普及程度，因此需注意规范绿色消费品市场，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以便在绿色供给和绿色消费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技术进步对提升居民的绿色消费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

七、总体上看，中国居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绿色消费政策都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部分绿色消费政策的执行还有改进的空间。从政策框架和实践来看，当前绿色消费政策不少，但较为分散，未形成系统有效的政策框架体系。具体表现为：一是缺乏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多数绿色消费政策为理念性、指导性和自愿性政策，门类不全，政策层次及效力较低，可操作性不够；二是绿色消费政策对资源能源节约关注较多，对生态环保关注较少，经济政策激励普遍不足，调控作用有限；三是绿色消费相关政府职能分散，生态环境部门作用有待提升，政策及管理碎片化等问题较为突出，如果不进行相关政策的系统设计和整合，绿色消费的环境经济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八、将绿色消费纳入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目前，中国正处在推动消费绿色转型的机遇期、窗口期，其主要特征是消费正从温饱向小康全面转型升级，居民消费方式和意愿正在发生明显变化，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显著增强，中国正处于新的社会消费习惯与模式的形成期。中国当前推动消费绿色转型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5月就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中国政府也为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提供了强有力的行动指南。推动消费绿色转型具有日益成熟的社会基础和较好的实践基础。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参与意识和环境维权意识明显提升，对享有良好生活质量的要求和期待日益增长，形成了推动绿色消费的社会基础；同时，中国在绿色消费领域积累了一些有益的政策和实践基础，国际社会也有诸多好的做法可资借鉴。抓住这一珍贵的窗口期和关键期，及时引导，加快促进形成覆盖全社会和全民的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消费模式与生活方式，对中国整体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2020年度 绿色消费与绿色转型及高质量发展关系的评估

一、综合考虑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新冠疫情后绿色复苏的形势，中国政府应将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通过“十四五”规划全面推动相关实践。其理由至少有六个方面。

第一，从消费规模和结构看，中国开始进入消费全面升级转型阶段，这也是培育新消费模式——绿色消费与生活方式的窗口期和机遇期。从一些工业化国家的教训看，错过这个窗口期，一旦新的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形成后是很难逆转的。

第二，定量评估发现，从2012年开始，中国消费领域资源环境绩效的下降部分抵消了生产领域资源环境绩效的改进，从而拖滞了整个经济绿色转型的速度，而且随着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这种效应更加明显。也就是说，消费领域对资源环境领域的压力持续快速增加。对该现象，需要警惕。

第三，近年来，最终消费持续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CGE模型分析表明，如果实施绿色消费，对经济增长和就业都有长期的正效应，特别是涉及衣食住行方面的绿色消费，会成为这些行业较快增长的新动能；其中，食品制造绿色化、电动汽车、批发零售绿色化对相应行业的绿色发展带动效果最为显著。这一结论对新冠疫情后的绿色复苏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四，中国全面推动形成绿色消费具备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中国公众绿色消费现状调查研究报告（2019版）》显示，绿色消费的概念在公众的日常消费理念中越来越普及，83.34%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绿色消费行为，其中46.75%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支持”。《2019绿色消费趋势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京东平台上与绿色消费相关的商品销量同比增幅较平台上所有商品销售增幅高出18个百分点。在新冠疫情期间，公众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普遍和强烈，会进一步提升绿色消费的意愿。

第五，消费是每位公民和所有团体的共同行为，绿色消费是所有人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行动。推动形成绿色消费与生活方式无疑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体系的有效举措。

第六，欧盟、德国、瑞典等组织和国家已经将可持续消费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将其作为经济增长和提升人民福祉的新引擎，产生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因此，中国应抓住消费升级转型的窗口期和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机遇期，将中央政府对推动形成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强烈政治意愿全面付诸下一个五年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

二、建立“十四五”时期中国推动绿色消费的目标指标

目前，中国总体上还没有建立专门、明确、系统的关于绿色消费的中长期目标及具体的监测衡量指标。根据当前绿色消费政策和实践进展以及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中国“十四五”时期推动绿色消费的总体目标可考虑确定为：坚持生态文明理念，大幅提升绿色消费水平，加快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内生动能。具体可包括：全社会绿色消费意识大幅提升，绿色消费产品市场供给大幅增加，绿色、低碳、节约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初步形成，激励约束并举的绿色消费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结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消费目标，参考德国、瑞典等国家做法，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中国应建立绿色消费指标体系，用以监测、评估绿色消费整体状况和水平，也可以根据这些指标来确定“十四五”时期的具体目标值。绿色消费指标可以分为总体性指标和领域指标。总体性指标可采用人均生活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主要绿色产品产值、政府绿色采购比例等；领域指标可按衣、食、住、行、用、游等领域分别选择能够反映主要资源环境绩效状况的、可获取数据的指标。

三、将衣、食、住、行、用、游作为中国“十四五”时期推动绿色消费的重点领域

2020年，中国衣、食、住、行（及通信）、用（生活用品及服务）等领域的消费占居民总消费的75%以上。CGE模型分析表明，这一结构在未来15年内不会有明显变化；这5个领域是居民消费中对资源环境影响较大的领域；同时，在食品、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领域，1个单位的绿色产品消费对经济产出的拉动系数分别是2.5、3.0、3.8、2.7，经济拉动和资源环境绩效明显。德国、瑞典等国家基于CO₂的排放贡献，一般将食品、住房和交通（包括旅游）确定为可持续消费的重点领域。

为此，中国应将衣、食、住、行、用、游作为“十四五”及未来一个时期推动绿色消费的重点领域。主要任务是优先增加相关领域的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同时，做好减量、再利用和循环。

一是推动绿色饮食。开展仓储—运输—零售—餐桌全链条的反食物浪费行动，全面实施餐饮绿色外卖计划，统一和强化绿色有机食品认证体系和标准，扩大绿色食物有效供给。

二是推动绿色建筑。引导有条件的地区和城市新建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扩大绿色建筑强制推广范围；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推行绿色建筑标准。实施绿色建材生产和应用行动计划，全面推动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运行，强化绿色家居用品环境标志特别是能效标识认证，扩大高能效绿色家居产品有效供给。

三是推动绿色出行。鼓励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等低碳出行方式，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力度，鼓励公交、环卫、出租、通勤、城市邮政快递作业、城市物流等领域新增和更新车辆采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等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力度。

四是推动绿色家用。鼓励消费者选用节能家电、高效照明产品、节水器具、绿色建材等绿色产品，鼓励企业提供并允许消费者选择可重复使用、耐用和可维修的产品，支持发展共享经济，鼓励个人闲置资源有效再利用，完善社会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推进快递包装的绿色化、减量化和可循环，严格执行政府对节能环保产品的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制度，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范围和规模。

五是推动绿色穿衣。开展旧衣“零抛弃”活动和“衣物重生”活动，抵制珍稀动物皮毛制品，保护生物多样性，支持和促进纺织服装企业构建绿色供应链，提高废旧纺织品在土工建筑、建材、汽车、家居装潢等领域的再利用水平，强化纺织品和衣物的环境标志认证，大幅提高绿色纺织品和衣服的有效供给。

六是推动绿色旅游。制定发布绿色旅游消费公约和消费指南，鼓励旅游饭店、景区等推出绿色旅游消费奖励措施，制定/修订绿色市场、绿色宾馆、绿色饭店、绿色旅游等绿色服务评价办法，星级宾馆、连锁酒店要逐步减少一次性用品的免费提供，试行按需提供，将绿色旅游信息整合到相关旅游推广网站和平台，鼓励消费者旅行自带洗漱用品，推动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旅游相关标准和认证计划。

四、按照供给侧与需求侧共同发力、激励约束并举、政府企业消费者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构建绿色消费政策体系

消费是经济行为，涉及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绿色消费政策设计必须尊重经济规律；消费也是社会行为，涉及每位社会成员；消费又是文化行为，受价值理念、习俗等因素影响。消费政策设计需要明晰各主体责任义务，兼顾激励机制、监督管理、宣传教育等方面。

政府通过制定法规标准，形成相关绿色消费的促进制度安排。通过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价格政策等，激发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愿意和行为；通过制定并实施技术、产品、质量等标准体系，尤其是“领跑者”标准制度，引领产品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通过检查、监督和管理，保证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规范市场运营。

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品价格的降低，以扩大绿色产品供给规模；承担生态环境保护和企业社会责任，开展产品和服务生命周期评价，采取绿色供应链管理、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等措施，降低消费品生命周期中的环境负面影响；在节能环保低碳产品生产中，重视减材料化；发展智慧物流，通过对绿色消费产品（数量与质量）、品牌、仓储、运输线路、运输工具等的系统优化和管理，降低绿色消费品物流成本，满足消费升级需求。

在良好的政策激励与约束下，在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市场环境中，消费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与义务，践行绿色消费行为，培育形成绿色生活方式。

五、建立权责明确的绿色消费推进体制机制和技术支持机构，重视发挥女性、青年人、社会组织在推动绿色生活方式中的特殊作用

政府应进一步明晰经济综合、行业主管和生态环境等政府机构在推动绿色消费中的职能定位，制定绿色消费政府部门责任清单，建立跨部门的联动机制，形成推动合力。同时，建立专门推动绿色消费工作的技术支持机构，负责绿色消费研究、信息公开、监测评估、宣传教育、能力建设等具体事务。同时，充分发挥诸如中国消费者协会等社会组织在推动绿色消费中的重要作用。

应重视发挥女性和青年人在推动绿色生活方式中的特殊作用。有关调查显示，80%的家庭消费决定是由女性做出的，女性消费者成为绿色消费的先锋和主力军。青年人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消费有较强的敏感性，是践行绿色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力量。

德国、瑞典等国家都有上述建议的普遍做法。

六、抓住民众对新冠疫情的反思和记忆，倡议发起全国性绿色生活运动

充分发挥形象正面的明星和社会名流在推动绿色生活方式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引导绿色消费成为社会时尚。将绿色消费理念融入家庭、学校、政府、企业等各级各类机构的相关教育培训中。加强宣传，把绿色消费倡议纳入全国节能宣传周、科普活动周、全国低碳日、环境日等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中。建立面向社会公众的绿色消费激励和惩戒制度，加强绿色消费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提高全社会的绿色消费意识。

七、加强绿色消费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

构建绿色消费统计制度，开展绿色消费的监测、数据收集、统计和评估工作。建立全国统一的绿色消费信息平台，发布绿色产品和服务信息，提高绿色产品生产和消费的透明度，鼓励相关方采信绿色产品和服务认证/评价结果。加强对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关于绿色消费的培训，构建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伙伴网络，促进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

八、进一步制订绿色消费国家行动计划

根据德国、瑞典等国家的经验，除了用“十四五”规划统领相关任务外，有必要进一步制订配套的绿色消费专项国家行动计划，形成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的推动形成绿色消费与生活方式的中长期行动方案。

九、需要高度关注的若干绿色生产和消费的具体政策

（一）建立完善绿色建筑标准，将节能环保要求纳入中国正在推进的老旧小区改造，实施绿色化改造，并融入智慧城市、“无废城市”等创建活动中；新建建筑全面推行绿色建筑标准

统计数据显示，居住支出占中国居民消费支出的23.5%，建筑能耗约占社会总能耗的1/3。中国既有的近600亿平方米建筑，95%以上是高耗能建筑，单位建筑能耗比同等气候条件的发达国家高出2～3倍；建筑垃圾资源化率不足5%，远低于发达国家90%的水平。另外，有关预测显示，中国老旧小区累积住宅面积在未来十年的增速将明显加快。从老旧小区绿色化改造和新建绿色建筑两个角度，课题组构建的CGE模型分析表明，适度增加绿色建设的投资规模，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就业和资源环境都有积极的作用。有关研究也显示，与传统建筑相比，绿色建筑可节约能源30%左右。

因此，政府应高度重视发展绿色建筑问题，尤其是要抓住目前正在大规模开展老旧小区改造的机会，全面实施绿色改造。具体可从建立完善老旧小区改造的治理机制、完善绿色化标准体系和监管制度、以智能化手段大幅提升绿色化改造质量等方面实现绿色改造的目标。

（二）全面研究制定汽车产业绿色生产与消费政策体系

汽车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2009年以来汽车销量连续十年保持全球第一，目前中国汽车相关产业从业人员已超过社会就业总人数的1/6。然而，汽车使用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凸显，2017年中国交通运输领域汽油、柴油消耗量分别占全国总消耗量的46%和66%；2018年，汽车NO_x排放量占全国NO_x总排放量的43.6%，但其贡献的NO_x减排量却不足20%。因此，应将汽车产业放在推动绿色生产与消费的重要位置。

中国政府从燃油效率和污染排放标准等角度，在汽车生产和消费、交通、能源政策等环节，推进汽车产业绿色转型取得了明显进展，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课题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整体有效，其中，购置补贴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综合贡献度最高，接近50%；在促进技术进步、成本下降、市场增长方面作用均最为显著。

但中国汽车产业绿色生产与消费政策体系尚未成型，诸如相关税制征收环节不平衡、与节能减排挂钩不紧密、相关补贴偏重购置环节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汽车产业的绿色生产与消费。改革的方向应该是针对汽车全产业链建立健全绿色生产与消费的支持政策体系：在生产环节，应鼓励开发和使用非HFCS类替代品和替代技术；在购置环节，推动税制改革，加强税收对节能减排的引导作用，同时降低绿色汽车产品购置成本，鼓励绿色消费；在使用环节，应提高绿色汽车产品的使用便利性，降低使用成本；在报废回收环节，推动完善动力蓄电池回收政策和标准，完善再制造产业相关政策以及同保险产业的融合发展，推动再制造产业发展。

在税制改革方面，可考虑如下方面：2021～2025年对现有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免税政策逐步退坡；2026年后开始实施基于油耗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根据油耗法规调整建立优惠政策动态调整机制；2031～2035年提高优惠政策门槛，同时引入罚税制度。

（三）加大绿色电力消费市场改革力度

截至2019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7.94亿千瓦，占全部电力装机的39.5%；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04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为27.9%；预计到“十四五”末，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接近全国总发电量的40%。

因此，创建绿色电力消费市场，释放企业等用户对绿色电力的需求有重要意义。具体可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推广购电协议（PPA）和虚拟购电协议（VPPA），进一步明确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各类电力参与市场化交易的具体规则；二是减少地方政府的不当行政干预，放开发用电计划和用户选择权；三是引导推动电力用户与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企业开展市场化交易；四是完善各类用户共同开发使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五是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直接交易试点；六是明确可再生能源证书的环境属性，增强企业交易信心；七是建立包含各类利益相关方在内的交流平台，加强沟通与合作。

（四）制订国家绿色物流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截至2018年末，中国快递业务量达到507.1亿件，超过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经济体的总和；2018年快递物流业消耗了500亿张快递运单、245亿个塑料袋、57亿个封套、143亿个包装箱、53亿条编织袋和430亿米胶带，由此带来的废弃物填埋和焚烧成本近14亿元。同时，中国物流运输仍然以传统燃油车为主，近2000万辆物流车在消耗汽、柴油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污染物排放。

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不少创建绿色物流的好做法，积累了一定经验。但总体上看，缺乏系统的政策支持是制约绿色物流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为：相关立法滞后，政府主管部门职责分散，相关市场主体责任不明确，宏观指导多、具体政策少，相关标准和评价制度以及实践指南缺失，有关试点力度不够等。为此，推动中国绿色物流业发展的政策方向，就是通过制订国家层面专项行动计划和一揽子政策解决上述问题，全面推动行业的绿色发展，系统解决行业迅猛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

（五）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支撑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近年来，中国对有关数字化绿色低碳生活类项目（平台）多有探索，包括蚂蚁森林、碳普惠、零碳派、绿豆芽等在内的多个项目在创新低碳生活引导工具和机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其中以企业主导的蚂蚁森林数字平台和政府搭建的碳普惠平台为典型代表。

基于这些经验，中国可以在政府支持下搭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和统一适用标准的数字化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平台，支撑所有消费者个体和团体的绿色低碳行为。通过统一的平台解决目前自主自发搭建的分散性小平台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例如，因缺乏专门政策支持，单纯依靠企业运营的平台不可持续问题；出于对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性保护的考虑，现有平台无法获取大批量的、有效的减排数据的问题；绿色低碳核算标准不一，缺乏统一监管，造成用户低碳行为产生的碳减排量可能被重复计算的问题；等等。全国统一的数字化平台还可以为政府和团体的较大规模绿色消费行动提供技术支撑，例如会议活动的碳中和计划等。

（六）加快绿色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建设，加大认证认可力度，增加绿色产品与服务的有效供给

绿色产品与服务是绿色消费的基础，加快环境标志、节能、节水、绿色建筑等绿色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建设，加大相关认证认可力度是当务之急，绿色产品与服务的标准与认证认可一端连着消费者，一端连着生产者，可以同时撬动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七）政府等公共机构和国有企业要率先在绿色采购与碳中和等方面发挥更多的示范引领作用

修改《政府采购法》，将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主体纳入绿色采购范畴，并扩大绿色采购产品和服务范围，探索实行强制绿色采购制度；建立鼓励其他社会团体和企业绿色采购的激励政策。探索建立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举办大型活动（会议、赛事）要采取碳中和行动的制度，鼓励其他主体采取碳中和行动。利用全国数字化绿色低碳平台和设立的碳中和基金，支持各类碳中和行动。

（八）倡议发行绿色消费券，刺激和引领绿色消费

近年来，为刺激新冠疫情下的消费，南京、合肥、杭州、郑州等多地政府推出餐饮券、超市券、乡村旅游券、汽车专项补贴券等，取得了积极效果。例如，截至2020年4月9日，杭州发放的消费券已核销2.2亿元，带动消费23.7亿元，乘数效应达10.8倍。近期，美国也采取类似做法。

基于这些做法，中国有必要研究发行绿色消费券问题，不仅刺激新冠疫情下的绿色复苏，还可以考虑将各种形式的消费优惠券常态化，发放的主体可以是政府、产品生产商和销售商，甚至其他有意愿的团体，优惠的范围限定在绿色产品与服务上，给消费者以定向的绿色激励，对绿色消费发挥撬动作用。鼓励有推动绿色消费意愿的团体开展试点。

2021年度 中国“十四五”时期绿色生产与消费

一、中国“十四五”进入“深”绿色转型期，推动形成绿色生产与消费方式进入实质性的实践阶段，并将发生重要变化。主要特征至少有五个方面。

第一，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进入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阶段，新阶段发展的主题是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原则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绿色必然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衡量标准。这样的战略思路和原则决定着中国“十四五”及未来发展的方向、目标和任务。

第二，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在继续对资源能源节约与效率提升、生态保护、环境质量改善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绿色发展内容独立成章，首次对推动绿色生产与消费提出目标要求。即到2025年，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第三，中国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纳入“十四五”规划，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

第四，中国已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公众的绿色生活意识在较快提升；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中等收入人群达到5.6亿左右，消费率提升到60%左右，绿色消费潜力巨大，推动绿色消费具有越来越好的社会基础。

第五，绿色低碳复苏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潮流，对中国进行“深”绿色的转型有较大的促进和借鉴意义。

二、实现“十四五”规划相关目标，中国推进绿色生产与消费还需要解决好若干具体政策问题

中国“十四五”规划尽管对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出了明确目标，但对相关任务和措施只能是提出方向性和框架性的要求。因此，在落实层面，不仅需要细化的行动方案，更需要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具体的政策机制以及扎实的基础能力建设来保障。

（一）将建立完善绿色生产与消费法律议题纳入国家立法进程

在中国，和绿色生产与消费关系最密切的现行法律包括，2002年颁布、2012年修订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和2008年颁布、2018年修订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建立完善以绿色生产消费为核心内容的法律，可以考虑两种思路：一种是，整合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促进法，形成一体化的绿色生产与消费法；另一种是，根据绿色发展的最新要求，修订现行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合理界定两个法律所规范的边界，并去掉“促进”两个字，增强法律的约束性，作为推进绿色生产与消费的主干法律。

（二）进一步制订绿色消费国家行动计划

绿色生产的管理主体包括政府的资源能源、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综合、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实施主体是企业，中国“十四五”规划有关绿色生产的工作可以纳入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责和政策措施中。然而，绿色消费涉及更多的管理部门，覆盖所有组织和个人，领域宽泛，影响因素复杂，统筹协调和具体实施难度大。根据德国、瑞典等国家经验，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下，有必要进一步制订配套的绿色消费专项国家行动计划，形成更全面、更深入、更具体的推动形成绿色消费和生活方式的中长期施工图。

（三）注重源头性措施和系统性方法，全面推广工业产品生态设计工具，大力构建绿色供应链

有研究表明，80%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是产品设计阶段决定的。工业产品生态设计是指，按照全生命周期的理念，在产品设计开发阶段系统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销售、使用、回收和处理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力求产品在全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地降低资源消耗、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原材料、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欧盟早在2009年就对生态设计进行立法，中国近年来也有一些好的探索实践，中国政府应该针对高能耗、高碳高污染排放的产品生产制定生态设计技术规范，推行生态设计方法。同时，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不仅关注产品和企业，而且要落实到整个产业链，应在目前推动的构建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嵌入绿色供应链的理念，形成绿色的“双循环”。

（四）加大绿色低碳标识产品、服务和企业的认证力度，倒逼生产与服务绿色化，扩大绿色产品与服务供给，引导绿色消费

绿色产品与服务是绿色消费的重要内容，扩大绿色产品与服务供给是推进绿色消费的基础。专题模拟分析显示，在绿色产品消费环节进行持续适当的补贴，对培育绿色产品消费市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选择。

绿色低碳产品与服务认证一端连着消费者，一端连着生产者，可以同时撬动绿色消费和绿色生产，是一项有效的市场机制和领跑者制度。欧盟和中国在这方面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政府应进一步重视发挥该制度对推动绿色生产与消费的作用，首先，加强顶层设计，打造统一的绿色低碳产品与服务认证体系，并将其与相关约束性管制措施和激励政策相融合，协同增效。其次，将认证拓展到企业的绿色低碳行为，发挥领跑者的作用。最后，修改《政府采购法》，将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主体纳入绿色采购范畴，并扩大绿色采购产品和服务范围，探索实行强制绿色采购制度；建立鼓励其他社会团体和企业绿色采购的激励政策。探索建立各级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举办大型活动（会议、赛事）要采取碳中和行动的制度，鼓励其他主体采取碳中和行动。

（五）着手建设促进绿色生产消费的基础设施和能力

连续两年对建立中国绿色消费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开展的研究，其结果不令人满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少重要指标缺乏相关的数据。中国在“十四五”时期全面启动绿色生产与消费工作后，相关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必须同步跟进，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1）构建绿色消费统计制度，开展绿色消费的监测、数据收集、统计和评估工作。

（2）在此基础上，建立绿色消费评价指标体系和中长期目标指标。由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差距较明显，评价指标和目标指标可以分区分类建立。

（3）建立全国统一的绿色消费信息平台，发布绿色产品和服务信息，提高绿色产品生产和消费的透明度，鼓励相关方采信绿色产品和服务认证与评价结果。

（4）加强对社会组织、企业和公众关于绿色消费的培训，构建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伙伴网络，促进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

（5）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支撑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例如，搭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和统一适用标准的数字化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平台，支撑所有消费者个体和团体的绿色低碳行为。

（六）鼓励新冠疫情下出现的绿色低碳工作和生活方式常态化，警惕经济复苏过程中和碳达峰前依赖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增长冲动

一方面，新冠疫情期间，在线办公、视频会议、线上消费等工作和生活方式普及，催生了“无接触”产业的快速发展，应全面评估这些新业态的经济和环境影响，鼓励那些绿色低碳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常态化。另一方面，要加强资源环境管制，加大碳达峰碳中和知识和政策的宣传培训力度，防止地方和企业通过新上高能耗、高污染项目恢复新冠疫情下的经济，拉高碳排放峰值。同时，高度重视线上消费带来的物流包装大幅增加等新问题，加大绿色物流建设力度。

三、实施汽车行业绿色税制改革

汽车产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也是能源消耗、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产业。

2020年专题研究从生产、购置、使用、回收四个环节提出了推动汽车行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同时认为对汽车行业税制进行系统的绿色化改革，对汽车行业的绿色发展具有牵头抓总的作用。为此，在综合考虑原材料和燃料节约、污染减排、碳中和等要求的基础上，2020年就汽车行业绿色税制改革提出如下建议。

（一）实施鼓励开发和使用非HFCs类替代品和替代技术的财税政策

环保汽车空调制冷剂的推广可通过纳入汽车产品奖罚税政策体系来实现，即将制冷剂排放要求纳入排放考核指标，对满足制冷剂排放要求且达到其他相关节能环保指标要求的车型，给予消费税、车辆购置税等税收优惠。同时，继续沿用现行关于1.6升及以下排量节能环保汽车推广实践的做法，并将制冷剂排放要求纳入其中，直接鼓励环保制冷剂等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的使用。

（二）实施推动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税收优惠政策

针对企业在回收报废汽车过程中较难取得增值税进项发票、可抵扣的进项税额有限这一问题，采取简易征收方式。针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先进技术和设备购置投入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等问题，对于环保投入高、符合相关评审要求的企业，减征企业所得税。为推动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提升环保水平，提高汽车回收价格，减少废车流入非法市场，提升汽车整体回收利用率，可比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应税所得额。

（三）实施汽车产品奖罚税政策

在保证汽车税收总体平衡的前提下，以现行汽车税制为基础进行优化调整，加强现有税种对节能环保的调节作用。政策设计近期与远期目标相结合，依据产业竞争力发展水平设定政策实施阶段。2021～2025年，继续实施现行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并逐步退坡；2026年起，引入基于能效指标的车辆购置税和消费税奖罚税政策。目前，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标准体系，将乘用车燃料消耗量指标纳入汽车税制已具备一定基础。实施奖罚税制度，首先可在原有税制的基础上增加乘用车百公里燃料消耗量指标；待时机成熟后可逐步加入排放指标、电动汽车的电耗指标等。

模拟分析显示，实行上述汽车行业绿色税制，无论是在减少汽车生产的原材料投入、增加新能源汽车生产，还是在化石燃料节约、制冷剂替代、二氧化碳和常规污染物减排方面，都会产生显著的效果。

四、在钢铁行业全面推行绿色设计政策

2019年，中国粗钢产量占世界的53.3%，生铁产量占世界的64.2%。钢铁行业不仅是中国常规污染物排放的大户，也是碳排放的第一大工业行业，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左右。在钢铁行业推行产品绿色设计，从源头上提升产品的绿色化水平，对钢铁行业的绿色发展和绿色贸易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钢铁行业的绿色发展问题，采取了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资源能源效率提升、污染防治和关键生产技术改进等措施，明确实施行业绿色制造体系计划。在绿色设计方面，正在研究制定30余项钢铁产品绿色设计行业标准。但总体上看，绿色设计理念尚未成为钢铁行业绿色发展的主流理念，相关标准建设滞后，激励措施缺乏，相关能力不足，直接影响到行业绿色发展向纵深推进。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强化绿色设计政策的顶层设计，建立部门和产业上下游的协同推进机制

绿色设计政策顶层设计是为了解决全面系统和长期推动的路线图和施工图问题。建立协调机制，既要使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形成合力，又要让行业上下游遵循一致的标准规范，形成绿色产业链。

（二）在钢铁行业推行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

引导钢铁企业广泛深入应用全生命周期的理念、方法、数据和方案，开展生产和服务。为此，首先要建立健全钢铁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资源环境影响数据库，量化单位钢铁产品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指标，明确产品的绿色程度；其次制定产品生命周期各环节绿色改进方案，建立钢铁企业实施绿色设计的技术服务体系。

（三）建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钢铁行业绿色设计标准、评价体系和认证认可制度

绿色设计标准是钢铁企业实施绿色设计的基本技术遵循，针对企业相关行为建立的评价体系和认证认可制度是管理与市场的“风向标”。相关标准、评价体系和认证认可制度的制定要在全生命周期中，统筹考虑资源能源效率、污染防治和碳减排等方面的要求，协同增效。

（四）采信钢铁行业绿色设计评价、认证认可结果，建立激励机制

将钢铁企业绿色设计评价、认证认可结果与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环境税、资源综合利用税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环境监管频次、政府绿色采购、企业税收、财政补贴等政策和管理措施挂钩，针对钢铁行业绿色设计实践设计综合性的激励政策与机制。

（五）帮助钢铁行业进行绿色设计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

依托行业协会、大学和科研机构，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资金、智力资源和技术上支持钢铁企业培养绿色设计专门人才，提升专业能力。

五、应用生态设计的理念和方法，将垃圾焚烧设施提升为提供良好人居环境产品的绿色设施

在中国，焚烧发电已成为生活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相关设施建设进入高峰期。2020年，中国有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519座。根据18个省区市已发布的相关规划，未来10年还拟将新建476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

中国在建设和运行垃圾焚烧设施进程中遇到两大难题：一是部分运行设施的环境绩效不好，对周边居民产生了环境影响，引发不满；二是随着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公众对环境质量和环境风险变得非常敏感，存在将垃圾处理设施归为一种“脏”的设施的误解，从而对已建或拟建在身边的垃圾处理设施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出现典型的“邻避”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来通过强化监管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家垃圾焚烧发电厂监测数据公开平台显示，目前几乎所有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烟气排放浓度均能满足国家标准，大部分设施烟气排放浓度优于现有国家标准。从技术能力看，中国目前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及装备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对于第二个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来从技术、管理、社会、信息等维度，采取了综合性措施，“邻避”事件数量大幅度下降。然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邻避”问题是由设施环境绩效和环境风险、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所影响的利益相关方的认知和心理及利益诉求等综合因素构成的问题复合体。从中国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发展进程的状况看，环境领域引发的“邻避”问题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持续发生。因此，长期、稳定和有效的解决方法是改善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的“功能”，改变其在公众认知中的“形象”。

按照绿色发展的思路，专题组在借鉴相关国际经验和研究中国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建议：应用生态设计的理念和方法，将垃圾焚烧设施提升为提供良好人居环境产品的绿色设施。

具体方法是，制定环境安全、生态和谐、社区友好、经济有效等四大类若干项技术标准。按照该技术标准建设和运行垃圾处理设施，设施就会具备多重功能：首先，既解决垃圾污染问题，又不会产生新的环境风险；其次，设施与当地的生态景观、城镇建设格局及风格、人文习俗相融合协调；最后，设施运行惠及当地社区，形成良性互动。当然，实现多重功能要经济有效。目前，中国的惠州、常州和杭州已有类似的成功案例。

实施步骤是，首先，整合现行有关垃圾焚烧发电设施建设和运行的规定，建立统一的绿色标准和技术规范；其次，按照绿色标准实施领跑者制度，积累一定经验后全面推行。

六、实施食物的绿色消费政策

食物的可持续消费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食物损耗和浪费不仅意味着食物生产时资源投入的无效消耗和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且废弃食物在不同的处理方式下也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如果将全球废弃食物看作一个“国家”，则这个“国家”将是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中国的相关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一方面，食物供应链总体损失与浪费量大。2016年，国家粮食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从田间到餐桌每年粮食损失约1350亿斤，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10%左右。中国水果物流阶段的平均损耗率为20%～30%，蔬菜损耗率接近30%～40%。另一方面，更多的食物损耗和浪费发生在消费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18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在2013～2015年，每年仅餐桌上的浪费量高达1700万～1800万吨，相当于3000万～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2018年，全国餐厨垃圾产生量超过1亿吨，日均近30万吨。有学者估算，每年中国的食物全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为16.05亿吨；假设只有1/5的食物损耗和浪费（FAO估计的全球平均水平约为1/3），那么碳排放也将达到3亿多吨。

正当本研究就食物绿色消费提出若干政策建议之际，中国的《反食品浪费法》于2021年4月29日发布实施，其重要原则是绿色低碳消费方式，并对不同消费环节和主体做出了诸多明确的规定。在此基础上，专题研究认为：《反食品浪费法》不只是反对食品浪费的法律，而且是中国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领域的首部法律，必须落实到位，使其发挥引领作用。为实施好该法，还需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食品绿色消费涉及千家万户，需要开展声势浩大且持续的普法宣传，提高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识，引起广泛的重视；二是针对具体的法律规定，制定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和方案，使之落地见效；三是建立政府主导、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引导、餐饮企业带头、消费者自发遵守的协同机制；四是加强食物绿色消费的科学研究、数据调查统计工作，建立信息定期发布机制。

七、借鉴国际经验，加速深化绿色消费转型

促进可持续消费的国际经验，包括2012年启动的联合国“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十年方案框架”，表明过去解决可持续性问题的努力往往未能全面审查消费和生产过程的复杂性或完整价值链；需要遵循系统视角来降低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创新商业模式，以缓解对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还必须激励消费者以更可持续的水平进行消费，减少浪费，更多地关注产品质量以及其购买行为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可持续性的考量需要贯穿制定绿色转型的愿景和路径以及实施运行的各个层面，同时推出大量新的监管和市场化政策、措施以及教育活动。

在当前和向低碳发展转型的背景下，在中国设计自己的绿色转型政策和社会治理体系时，以下建议可能会提供有益借鉴。

（一）采用整体性可持续消费手段，整合可持续性与后疫情时代复苏

在开发支持可持续消费的方法时，要采用整体性的方法。这意味着要关注完整价值链，即从材料和能源投入到产品设计和生产流程，再到产品使用和后消费管理，都需要得到关注。绿色转型和社会可持续性是需要站在系统角度全面考虑的复杂挑战。此外，须将可持续性与后疫情时代的复苏联系起来。新冠疫情复苏计划有助于推动绿色复苏所需的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转型。如果上述资金用于绿色转型、促进绿色就业、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将极大促进绿色创新繁荣发展。

（二）推广可持续生活方式，将新兴数字技术融入产品价值链

倡导发动教育示范运动，推广可持续生活方式，参考瑞典和日本共同领导的一项关于可持续生活方式和教育的计划（2012～2022），旨在推进将可持续生活方式作为应对全球挑战的共同规范，例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资源效率、减缓气候变化、减少贫困和增加社会红利。认识到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关键教育和2050年1.5℃温控目标对于实现绿色转型和提升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应借鉴日本等国家经验，通过网络、教育运动和认证体系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可持续性相关的信息。

将新兴数字技术融入整个产品价值链上的生产流程，以提高效率。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和社交媒体传播绿色转型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为作出改变个人和企业可以采取的措施。考虑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设定的目标和指标，绿色转型需要进行全面数字化结构转型。

（三）积极利用绿色税收和经济激励措施，鼓励后疫情时代平衡生活方式

积极利用绿色税收和经济激励措施。对环境外部性较高的产品征税，采取激励措施促进人们购买环境可持续性更高的产品。关注迄今为止在可持续性讨论中得到很少关注的领域，如食物供应系统和纺织业等生态足迹较多的领域。鼓励后疫情时代继续调整生活方式，更加注重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同时更持续地享受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