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材料的搜集与利用

张之洞为晚清重臣与学林领袖，其去世后门生故吏编纂有文集与年谱，成为张之洞研究的基础史料。近年来，新史料、数据库不断出现，这些新史料为理解旧史料提供了条件，但由于关于张之洞的材料十分庞杂，版本很多，各版本的史料价值不尽相同，如何辨析、选择、利用新旧史料，以及处理好新旧史料的关系，避免以“新”“奇”材料掩盖常见史料的价值，是需要谨慎考虑的。本书参考和使用的材料主要如下。

（一）张之洞的个人著述和档案。1909年张之洞于京师白米斜街寓所病故，是年冬归葬于南皮。张之洞归葬不久，其子张权（字君立）、幕僚梁鼎芬（字节庵）发起编辑张之洞文稿工作，在京师地安门内设广雅书局，邀请许同莘（字溯伊）、王孝绳（字司直）等故吏进行整理，“清流”故交陈宝琛（号弢庵）为顾问。其后书局裁撤，又恰逢辛亥鼎革，人员离散，编辑整理工作唯余许同莘承担。许同莘一面整理张之洞遗稿，一面在枢垣史馆、京曹省署、私家记录、坊刻残丛中多所转抄，历时十年七个月，终成奏议、公牍、电牍、书札、骈体文、散体文、杂著、金石文诸文稿。因担心事变未已，人事不可测，故将全稿交给张权。许同莘拟将文稿编为《张文襄公全书》，计八种一百五十八卷，因奏议、公牍、书札、电稿卷帙浩繁，录副不易，张权父子决定先将此四种以聚珍版印行。[42]《张文襄公电稿》六十六卷（1918）、《张文襄公奏稿》五十卷（1920）、《张文襄公公牍稿》二十八卷（1920）、《张文襄公函稿》七卷（1920）相继铅印刊行，合称“张文襄公四稿”。其后《广雅堂骈体文》二卷（1921）、《广雅堂散体文》二卷（1921）、《广雅堂杂著》四卷（1922）由南皮张氏雕版刊行，并称“广雅堂集”。直到1933年，《张文襄公全书》最后一种《广雅堂金石文》四卷刊行。1928年，王树枏在许同莘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增删，编成《张文襄公全集》，交由北平文华斋雕版刻印。1937年，甘鹏云利用王树枏编印《张文襄公全集》书版，加以修补、校勘，删去认为伪造的《家书》一卷，附录《张文襄公全集校勘记》，印行了楚学精庐版《张文襄公全集》。[43]现学界使用较多的文海出版社影印的《张文襄公全集》即楚学精庐版。1998年，苑书义等人在北平文华斋本的基础上进行增补，编校成《张之洞全集》12册（河北版）。2008年，赵德馨等人亦利用北平文华斋本，结合苑书义等人的工作，编校出版《张之洞全集》12册（武汉版）。

《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全集》的版本和流传相对清晰，其他关于张之洞的材料来源则相对复杂。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有张之洞档案。该档案大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由张之洞曾孙张遵骝赠送，一部分由近代史所历年购置，里面材料情况非常复杂，既有上文所说许同莘交付的《张文襄公全书》原稿，也有张之洞的亲笔书信、张之洞书信抄件、下属禀文、同级或上级咨文、移文、札文，以及廷寄、奏稿原件与抄件等。2014年，虞和平主编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将其中的张之洞电稿甲编、乙编、丙编，及其他近代史所搜集的一部分电稿、奏稿正本、抄本的大部分影印出版，但仍有大量的公牍、信件等待发掘利用。这些电稿前有手写的卷数和考订的时间，对比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许同莘与赵凤昌的往来信件，应为许同莘的笔迹。[44]许同莘在《（编辑）〈张文襄公全集〔书〕〉叙例》中言“虑世变之未已，而人事之不可测也，归全稿于京卿”，[45]可知这些大部分是许同莘交与张之洞后人的《张文襄公全书》电稿部分。2010年，桑兵主编的《清代稿钞本》三编中收录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的《张文襄公电稿》《张文襄公督粤收接电稿》，这些电稿全为张之洞督粤时期电稿，前有明显的编辑字样。[46]对比张之洞档案中的电稿部分，《清代稿钞本》三编所收的电稿未分甲、乙、丙编，而是按时间顺序连贯排列，且部分电稿中出现张之洞档案电稿里面被删除的部分。举个例子，以下是《清代稿钞本》三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文海版《张文襄公全集》中同一封电稿（光绪十年九月初七日致龙州潘抚台），下画线部分为删除部分：

卅、江电悉。杨病深为焦虑。敌悍器精，我军日胜日伤，持久难继。闻关外散勇嗜利，愿包打某处，成功领赏，盍悬重赏，姑妄用之。此辈胜则前驱，败亦不惜，请酌。振帅疟后忽大病，痰盛气结，连日动风发狂谵语，甚危。并闻。译西报廿日桂军伤其副提尼记拉足甚重，前云赴东京之兵船三洛改赴鸡笼，英力助法，无渡兵援台事。尊处江电本日申刻始由龙局发，何迟如此，请查究行营到龙若干里，急递几时可达。洞。鱼。[47]

卅、江电悉。杨病深为焦虑。敌悍器精，我军日胜日伤，持久难继。闻关外散勇嗜利，愿包打某处，成功领赏，盍悬重赏，姑妄用之。此辈胜则前驱，败亦不惜，请酌。西报廿日桂军伤其副提尼记拉足甚重，前云赴东京之兵船三洛改赴鸡笼，英力助法，无渡兵援台事。洞。鱼。[48]

卅、江电悉。敌悍器精，我军日胜日伤，持久难继。闻关外散勇嗜利，愿包打某处，成功领赏，盍悬重赏，姑妄用之。此辈胜则前驱，败亦不惜，请酌。西报廿日桂军伤其副提尼记拉足甚重，前云赴东京之兵船三洛改赴鸡笼，英力助法，无渡兵援台事。鱼。[49]

由此可知，《清代稿钞本》三编中的张之洞电稿应该是较早编辑的版本，《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电稿为再次编辑的版本，《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张之洞全集》）为又次编辑的版本。《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删除了很多细节，并将日期改为与韵目一致。许同莘、王树枏各自删改的意图不明，也许是觉得不重要，但这提示研究者要重视各版本的差异，不同版本也给研究者提供了不同细节。

2005年，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馆藏的张之洞档案，取名《张文襄公（未刊）电稿》，共40册，大部分为张之洞督粤时期的电稿。电稿为抄件，亦未分甲、乙、丙编，应该是编辑《张文襄公全集》之余抄写，里面收录了下属禀文、信件，张之洞对翻译的外国报刊的批语，因此亦有相当大的史料价值。

除了电稿外，广州图书馆主编《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收录了光绪六年、七年张之洞致张佩纶的手书，对研究其早年人际交往有帮助。

（二）档案、官书、资料汇编。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宫中档，军机处录副档、随手档、上谕档及官方编著的文书，是了解时局的最基本材料。已出版可用于研究本课题的档案集和官书有：《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光绪朝朱批奏折》《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宫中档光绪朝奏折》《清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清史稿》《清史列传》等。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的其他档案，有些亦与张之洞督粤时期相关，需要进一步发掘。

中法战争是张之洞督粤时期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及其续编中的《中法战争》是研究中法战争的基础史料。《中法战争》中收录的外文材料，亦可与中文史料进行比对，这对研究中法战争中的张之洞大有帮助。此外，丛刊里面的《洋务运动》，对研究张之洞督粤时期的洋务举措亦有帮助。

广东作为华洋交杂的地方，张之洞督粤时期的地方对外交涉亦是重要内容。除了《清季外交史料》《中外旧约章汇编》等，还可以利用其他档案文献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

（三）文集、日记、年谱、书信。与张之洞密切相关的人员的文集、日记、年谱、书信对研究张之洞的人物关系及相关事件有重要作用。张之洞在光绪初年关系最为密切者是所谓的“清流交际”。相关材料有《李鸿藻年谱》《涧于集》《张佩纶日记》《张佩纶家藏信札》《陈宝琛年谱》《愙斋自订年谱》等。实际上所谓的“清流”与“浊流”并非对立的两面，李鸿章在光绪初年便与张之洞建立一定的联系，对张之洞抚晋、督粤时期的一些事务有所帮助，联系张之洞档案与《李鸿章全集》中的一些内容，对事件和政局的了解可能更加全面。

作为两广总督，张之洞处理与地方大员、官绅的关系贯彻于整个督粤时期。《张靖达公奏议》《彭玉麟集》《冯子材集》《岑襄勤公遗集》《岑襄勤公年谱》《请缨日记》《刘永福历史草》等对了解整个中法战争面向有所帮助。《清芬阁集》《照轩公牍拾遗》《不谦斋漫存》以及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的“张树声档”等涉及基层治理与海南岛开发，是了解张之洞督粤时期基层管控的重要材料。《邓承修勘界日记》《李兴锐日记》《交轺随笔》则记录了相关勘界活动以及张之洞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张荫桓日记》则记录了有关张之洞与中美华工的相关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对张之洞督粤举措的态度，影响着相关事态的发展。《翁同龢日记》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所收阎敬铭、奕譞、翁同龢等人的材料中均有反映。

赵凤昌作为张之洞督粤和督鄂时期的重要幕僚，参与许多核心事件，时人有“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戏谑对联。[50]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编的《赵凤昌藏札》，里面有不少信件内容属于张之洞督粤时期，亦涉及不少重要人物，其价值仍需要进一步发掘。

（四）报刊。报刊是研究晚清史的重要材料，虽然不同的报刊因主办方立场不同，里面内容呈现出来的面向亦不一，但却是了解时局与地方情况的重要材料。《申报》是当时的大报，时间连贯性强，当时包括张之洞在内的地方、中央大员都阅读《申报》，因此里面反映的内容也是官员所知悉的，可以大体反映当时舆论情况。《循环日报》、《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士蔑西报》（The Hong Kong Telegraph）在香港主办，离省城较近，里面有许多当时地方情况的见闻，《循环日报》甚至是张之洞在广东阅读的报纸之一。《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是英国人所办的报纸，对中国的政局和事件多有关注，里面关于张之洞督粤时期的材料亦不少，且反映了外方视角。除此之外，国家图书馆所编《张文襄公（未刊）电稿》收录了不少译报，部分附有张之洞的批语，弥足珍贵。

（五）笔记史料及文史资料。笔记史料比起其他史料来，往往比较生动，所言事情亦更加隐晦，但由于日后追忆和立场的不同，里面的许多事情虚实难辨，需要通过其他材料进行考辨，如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刘体仁的《异辞录》、文廷式的《知过轩随笔》等均是如此。不过值得说明的是，文廷式当时在张树声幕府，有可能反映当时张树声及其幕僚对张之洞等人的某些态度。黄濬、徐凌霄和徐一士是民国时期的掌故大家，且与晚清遗老多有接触，如黄濬与赵凤昌及其子赵尊岳过从甚密，因此，黄濬所写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徐凌霄和徐一士所写的《凌霄一士随笔》，里面关于张之洞的一些看法有借鉴之处。许同莘在编《张文襄公全书》《张文襄公年谱》时获得不少资料，与赵凤昌也多有交流。赵凤昌曾写信给许同莘，论及《张文襄公年谱》时道：“谱外另撰笔记，可搜罗遗闻，当追忆以供采择，但望不提出自不佞耳。”[51]因此二人的笔记参考价值较高。赵凤昌的文字以“惜阴堂笔记”栏目连载于《人文》月刊，许同莘的文字则以“旧馆缀遗”栏目偶尔刊于《河北》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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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龙树寺觞咏大会》，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97，第90页。

[2]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陈寅恪：《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11，第219页。

[3] 《到两广任谢恩折》（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三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武汉出版社，2008，第239页。本书所引《张之洞全集》均为该版，下不另注。

[4] 李细珠曾就1900～2000年前人对张之洞的研究论著做一索引，具体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381～395页。此外亦可参见任放《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5] 各主要报纸的评论可参见桑兵《盖棺定论“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6] 《张文襄公事略》，《清代野史》第3卷，巴蜀书社，1998，第1468～1490页。

[7]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1939年铅印本，收入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3～17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胡钧：《张文襄公年谱》，文海出版社，1967。

[8] 王兰荫：《张之洞之富强政策》，《师大月刊》（32周年纪念专刊）1934年12月；郑鹤声：《张之洞氏之教育思想及其事业》，《教育杂志》第25卷第2、3号，1935年2、3月；谢恩晖：《张香涛之经济建设》，《经济学报》（燕京）第2期，1941年5月。

[9] Meribeth E.Cameron，“The Public Career of Chang Chih-tung，1837—1909，”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7，No.3，1933，p.209.

[10] Arthur W.Hummel，ed.，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

[11] 如胡滨《张之洞与洋务运动》，《文史哲》1963年第5期；陈辉《从清流派到洋务派——略谈张之洞对帝国主义态度的变化过程》，《江汉学报》1964年第3期；黎仁凯《略论张之洞从清流派向洋务派的转化》，《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冯天瑜《张之洞的道路——从清流党到洋务派》，《江汉论坛》1983年第10期；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从清流派到洋务派的思想转变》，《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等等。

[12]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7），1970。

[13] 张秉铎：《张之洞评传》，台北中华书局，1972。

[14] William Ayers，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99.

[15] 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5），1976，第26页。

[16] Daniel H.Bays，“The Nature of Provincial Authority in Late Ch’ing Times：Chang Chih-tung in Canton，1884—1889，” Modern Asian Studies，Vol.4，No.4，1970，p.326.

[17] 冯天瑜：《张之洞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

[18] 谢放：《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第52页；谢放：《张之洞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40页。

[19] 周汉光：《张之洞与广雅书院》，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苏云峰：《广雅书院（一八八八—一九○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1984年6月，第242页。

[20] 唐上意：《中法战争中的张之洞》，《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唐上意：《中法战争与张之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

[21] Seungioo Yoon，The Formation，Reformation，and Transformation of Zhang Zhidong’s Document Commissioners，1885—190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尹圣柱：《张之洞文案委员制在晚清官僚结构改革上的地位及其意义》，陈锋、张笃勤主编《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106～114页。

[22] 黎仁凯：《张之洞幕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第30页。

[23] 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该书第二章即有关张之洞督粤时期与地方传统的对话。

[24] 高阳：《同光大老》，华夏出版社，2007；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1988。

[25] 张达骧：《张之洞生平述闻》《张之洞轶事》，武汉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1辑；张达骧：《南皮张氏兄弟事迹述闻》，天津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1986；张达骧：《南皮张氏遗事见闻录》，武汉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1989年第1辑；张达骧、李石孙：《张之洞事迹述闻》，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总第99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

[26] 《张之洞书札手迹》实非张之洞书札，撰人为山东巡抚张汝梅，具体可参见刘正刚、张启龙《中山图书馆藏“张之洞书札手迹”考辨》，《文献》2015年第5期。

[27] 该所之档案现已均并入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

[28]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29] 吴剑杰编著《张之洞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吴剑杰：《张之洞散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

[30]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1] 李志茗：《幕僚与事变——〈赵凤昌藏札〉整理研究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李志茗：《赵凤昌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32] 赵尔巽等：《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第3336页。

[33] 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台北政治大学政治研究丛刊第4种，1963；朱沛莲：《清代之总督与巡抚》，台北文行出版，1987。

[34] 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5卷第2期，1937年6月。

[35] 罗尔纲：《湘军新志》，商务印书馆，1939；罗尔纲：《绿营兵志》，商务印书馆，1945；罗尔纲：《晚清兵志》，中华书局，1997。

[36] Franz Michael，“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 of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18，No.4，1949，pp.469-483.

[37] 王尔敏：《淮军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7。

[38] 刘广京：《晚清督抚权力问题商榷》，《清华学报》新10卷第2期，1974年。

[39] 刘伟：《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40] 邱涛：《咸同年间清廷与湘淮集团权力格局之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邱涛：《同光年间湘淮分野与晚清权力格局变迁（1862～189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41] 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2] 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集〔书〕〉叙例》，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许同莘档，甲622-3，第1、2、20页。按：王树枏所编《张文襄公全集》亦将许同莘之《叙例》收入，但行文有所出入，故以许同莘档为准。以下未注明来源之档案，皆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原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另，当年档案整理时，将“全书”题为“全集”，该书出版时卷次亦有变化（变为一百六十三卷）。

[43] 关于许同莘及《张文襄公全书》编纂的具体过程可参见秦进才《张之洞全集的整理历程》，《文史精华》1999年第1期；戴海斌《张之洞电稿的编纂与流传——以许同莘辑〈庚辛史料〉为中心》，《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2期。

[44] 如甲编张之洞致总署电（光绪十年闰五月三十日条）前有“张文襄公电稿卷一。起光绪十年闰五月三十日，讫光绪十年十二月三十日”字样。见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5册，大象出版社，2014，第187页。

[45] 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集〔书〕〉叙例》，许同莘档，甲622-3，第20页。

[46] 如张之洞致总署、北洋李中堂等人电（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条）前有“《张文襄公电稿》卷四。起光绪十一年四月初一日，讫七月二十五日”字样。见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三编第131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第6页。

[47] 《致龙州潘抚台》（光绪十年九月初七日），《清代稿钞本》三编第130册，第35～36页。

[48] 《致龙州潘抚台》（光绪十年九月初七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5册，第294～295页。

[49] 《致龙州潘抚台》（光绪十年九月初七日），王树枏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文海出版社，1970，第8795页。《全集》根据“鱼”目改为九月初六日发。

[50]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98页。

[51] 《赵凤昌致许同莘》（十月十八日），《许同莘存札》，许同莘档，甲6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