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近代史的起点与明代中国的历史分途

蒙古帝国解体后，亚欧大陆各文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基督教文明解除了蒙古帝国的威胁，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都掀起了族群独立潮流，并将本土文明与蒙古帝国带来的新因素相结合，创造出更具活力、更为辉煌的新文明，且皆努力填补蒙古帝国留下的权力空缺。亚欧国际秩序从而呈现多种文明复兴、扩张与竞争的历史趋势，这一历史趋势主导了七百年来世界历史的基本线索，塑造了近代世界的基本格局，从而开启了近代世界的历史进程。相应的，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应为蒙古帝国组成部分之一元朝的灭亡，即1368年。[44]以往将西欧“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视作世界近代史开端的观点，显然是一种从结果倒推原因、以成败论英雄的“事后诸葛亮”，而未考虑正是14世纪以后三种文明的相互博弈，才造成了西欧的异军突起，是亚欧大陆各文明的合力，而非基督教文明的独力，形塑了世界近代史。

蒙古帝国解体后，西欧在蒙古帝国西进中带来的中国科学技术的促动下，在其对于海洋空间天然兴趣的催动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14—17世纪，掀起了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导的单向全球化进程，成为近代世界的历史推动者与主宰者。俄罗斯起源于东欧平原上的罗斯民族建立的长期分裂的诸公国，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军事征服，不仅首次结束了罗斯诸公国分立的局面，而且给当地政治带来了威权制度。14世纪，莫斯科公国在继承蒙古广阔疆域视野与政治威权制度的同时，逐渐挑战金帐汗国的统治，在广阔而平坦的俄罗斯平原上，通过扩张、兼并，从一个小公国迅速崛起，将势力在整个欧亚内陆扩张开来，形成了崭新的俄罗斯文明。参照“大航海时代”概念，可将俄罗斯这一时期的历史称为“俄罗斯崛起”。蒙古帝国解体后，伊斯兰文明同样将伊斯兰教“圣战”意识与游牧族群骑战风气相结合，奥斯曼帝国、帖木儿帝国及其后裔在欧亚非积极扩张，不仅攻占了基督教文明在东方的象征——君士坦丁堡，而且向东进入中亚、东南亚，形成了当今伊斯兰文明的势力版图，可称之为“伊斯兰扩张”。

与之相似，长城以内汉人所建立之新中华政权——明朝，虽标榜“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在政权脉络上，自觉继承华夏传统，也即所标榜与践行的“立纲陈纪，法体汉、唐，略加增减，亦参以宋朝之典”。[45]但在边疆立场上，却具有收复元朝旧疆的历史意味。“今我国家之兴，土宇之广，上轶汉、唐与宋，而尽有元之幅员。”[46]这主要表现在对于东北、南方与西藏控制的加强。不仅如此，蒙元帝国从阿拉伯地区获得的世界地图，尤其是海路地图，极大地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视野，驱动了明代官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贸易体制向东南亚、南亚海洋世界的空前伸展，其与民间以“下南洋”为名目，在宋元基础上与东南亚海外贸易的空前展开，是明代中国重建“中华亚洲秩序”的历史新内容。

另外，与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国家和社会整合一体、向外扩张不同，明朝在对外取向上呈现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历史态势。在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的经济趋势下，在南宋以后远洋贸易历史传统下，明代中国民间社会一直具有自发地、积极地固定控制南洋甚至远洋航行的内在驱动力。但与这一时期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国家大力支持民间类似行为的做法不同，明朝国家在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事、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对于西北陆疆开拓与东南海疆经略皆缺乏兴趣，相应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皆不积极支持，甚至采取禁止的政治立场。其封闭观念显著地体现于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并在东部沿海大规模构建长城防御体系。伴随于此的，不仅是军事主动权丧失而导致的边疆防线不断内缩，还包括长城修筑吸纳了国家近一半的财政[47]与主要的政治关注，在军事、财政、政治等层面，对明代中国历史进程形成了整体性影响。明朝由此不仅再次丧失了对内亚东部地区的控制，而且被来自这一地区的农民军、女真人摧毁了政权，从而呈现了与基督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截然不同的历史走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近代中西社会历史的分水岭，是世界近代史的重要推力。若与“大航海时代”“俄罗斯崛起”“伊斯兰扩张”相对比，可将明代中国的历史称为“明长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