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论上的思辨与研究视角的选择

一 理论上的思辨

当前对社区居委会功能与定位解释的话语权无疑掌握在政府和学术界的手中。两者在和谐社会的政治生态中把对单位制解体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与社会整合的诉求与希冀投向了居委会，但是在共同的关注中，也存在对居委会的不同定位。一方面，政府试图通过居委会这一组织重建基层的管治秩序，加强政权在基层的建设，以保障社会的稳定，正所谓“基层不稳，地动山摇”。因此，在政治实践中居委会就被解读为政府的“脚”和职能的延伸，是政府在社区的“代理人”。另一方面，与政府的现实取向有些许不同，学者们大多从滕尼斯关于《共同体与社会》的想象中寻求对话的平台与语基，并从宪法的定性中提取居委会的自治依据与法理基础，同时从西方的治理语境中借用社区组织的经验与理论，主张居委会的自治属性回归以及去行政化改革路向。正是在这两种话语的张力之中，居委会游走于“行政”与“自治”的两端，成为学术研究与理论思考的重要内容。

已有的对于社区居委会的研究主要聚焦制度建构与功能分析，即偏重于在理论预设基础上的“结构-制度”分析和规范研究。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关注居委会作为行动主体的策略与生活研究，由此展开了居委会研究的全新论域。[91]事实上，居委会是嵌入社区场域的一种内生外源性社区组织，[92]有着“自己”的社区场域中的行为逻辑和策略实践。因此，将生活世界和实践过程的视角嵌入对居委会的研究具有当然的意义，有助于深入解读居委会的内在逻辑、居委会所嵌入的现实场域。不过，现有的一些研究存在两点不足。其一，带着西方的理论预设和历史的惯习去观察居委会的行为，得出居委会高度行政化、内卷化的结论，并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居委会应该进行去行政化的改革、实现自治属性回归的“应然结论”，这也是已有的研究进路。这种先验的理论预设往往会导致对现实的某种脱离历史的选择性观察和局部裁剪，进而建构出“局部观察”基础上的“虚幻图景”。其根源就在于对作为主体的居委会在社区实践中的行为策略和关系实践缺乏一种整体性的观照与深入探讨。其二，把社区居委会带回社区场域中进行研析，又往往将居委会定位于现时的空间横断面进行分析，将居委会视为一种现时的、抽离于综观的历史脉络和宏观制度背景的行为主体，忽视了“路径依赖”所承诺的“从哪里来”的问题，也缺失了“邻里政治”想象中“微观议题的宏观切换与解读”，因而也就难以解答“现处何地”“将欲何往”的问题。缘此，本书拟遵循“历史-现实”的行文策略，从“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视域出发，重新解读居委会行政化以及去行政化的悖论，以回答居委会30多年来的改革问题，也期望与国家与社会研究中的经典范式——“社会中的国家”进行理论对话。

二 研究视角的选择

为什么要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探讨居委会的行政化问题？这里仅对研究视角的选取做一简单交代（第二章将重点介绍本书的理论视角）。

首先，在基层的界面上，国家与社会相遇了，而在居委会这一平台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与博弈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表现。这就导致了“国家与社会”成为研究基层社区治理最常用，也是最有洞察力的一个分析视角。这一视角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很快成长为社区场域中主导性分析视角，是当前社区治理研究中最常用，同时也是不能回避的视角。此外，我们也希冀通过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居委会层面的展演，丰富已有的“国家与社会”理论，贡献中国学者的学术智慧。

其次，一个理论视角的出现是学术界集体智慧的结晶，之后就会进入繁荣期，众多学者运用此视角把这个理论框架里可以研究的问题都进行了研究。但是，也会出现一个不利于学术累进的现象，那就是由于该理论范式的解释力和公信度有限，久而久之研究就会出现重复性的简单再生产，难以突破。有鉴于此，本书在对“国家与社会”学术史的系统爬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基层场域，针对“居委会的行政化”的学术难题与实践缘起进行批判性重构和创造性论述，以期丰富“国家与社会”的理论图景。

最后，居委会是一个外源性的社区组织，那么居委会的功能定位与角色扮演就必然是作为组织整体的居委会与所嵌入的环境彼此之间互动与建构的产物，居委会单方面的主体选择难以有效解释其行动逻辑，而宏观背景的理论演绎也难以丰富居委会的生活实践。因此，我们需要在国家与社会力量交织、社区多元主体充分互动的场域中展开对居委会在“制度-行动”框架下的分析。唯其如此，我们对居委会的研究才能做到客观、公正与科学。

因此，在尽可能详尽地描述“事件”的基础上，笔者将通过“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对居委会的行为惯习做出分析性的解释，诠释其具体的历史惯习、关系运作、策略互动、话语实践与制度文本等如何建构了居委会的行政化，以此来展现基层社区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国家，进而揭示居委会的行政化逻辑。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所讲述的是居委会的故事，但是笔者也关注作为理论命题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实际上，笔者是通过“国家与社会”的理论视角来解读居委会行政化故事的，进而在居委会的生活场域与关系实践中扩展“国家与社会”的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