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肖超宇博士的专著《元末士人危素研究》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付梓，希望我写上几句代序，考虑到此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而我对他的研究课题和写作情况比较熟悉。作为指导教师，从论文选题，到开题、写作、初稿修改，我和超宇有过多次交流与沟通，见证了他在论文写作中付出的艰辛努力和钻研精神，因而在尊作出版之际谈一些自己的想法，以表祝贺之意。

危素是元末明初著名文人，生于元成宗时代，卒于明洪武朝，经历了元明鼎革的时代变迁。在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统治时期，他先后出任经筵检讨、中书参知政事、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等职，参与过辽、金、宋三史的史料征集与修撰以及《后妃功臣传》的编纂工作。另据碑铭记载，他撰有《宋史稿》50卷、《元史稿》若干卷，可惜已经亡佚，难以得见了。各种史料表明，危素在元末以精通文史名世。明兵进攻大都（今北京）时，危素欲以身殉国，有人劝慰说：“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基于此他才打消了自尽的念头。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兵占领大都，危素归附明朝。翌年，他与曾坚、张以宁、王时、胡益等故元旧臣被召至应天（今南京），“以新制衣冠赐之”，危素任新朝翰林侍读学士。然而朱元璋对危素以及其他元朝“遗臣”心存猜忌，不予重用。洪武三年（1370）冬，危素因遭到监察御史王著等人弹劾，被夺职、谪贬和州（今安徽和县），“阅再岁而卒”。

很显然，危素的个人经历和命运沉浮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这个人物非常值得探讨，然前人对他的研究相对薄弱，具有较大拓展空间。在充分论证之后，超宇决定以危素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旨在通过这一人物为切入点，深入考察其在元末复杂政争中的政治选择以及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时代特征，以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我赞赏超宇的想法，希望他在爬梳元明文集、方志、碑刻等史料的基础上，把危素置于元明鼎革的时代背景下，精细地考察其生平、家世、婚姻、文史贡献等相关内容，以此探索他在元末明初的心路历程和时代巨变大势之下个体命运的艰难抉择，从而为我们以及后人更加全面地认识危素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作为本书最早的读者，我认为可以称道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穷尽式的资料搜集。研究危素的难度在于资料较为分散，搜集殊为不易。相对集中的材料除了危素本人撰述的《危太朴文集》外，还有《明史·危素传》和宋濂（1310—1381）的《故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危公新墓碑铭》，其余大多散见于元人文集、碑传、方志等资料。超宇利用电子检索技术先将辑得的资料编成长编，然后再根据研究的需要分别加以归类、辨析，将其作为立论的依据，这是史学研究的传统路数，也是最基础的工作。据我所知，作者在三年里可以说夜以继日，没有浪费一天的时间。读者从文末所附参考文献可知其用功之深。

第二，通过资料辨析，厘清了一些基本史事。现有搜集到的大量文献资料，通常存在着地域上、时间上、详略上、性质上的差异，有的史源不一，甚至存在抵牾或偏差，这就需要研究者对史料的真伪及可信度进行检验和甄别。超宇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关于危素的家世、行实，尤其是他出仕之前的活动和家世情况文献记载殊少，并不清楚。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榨取资料中的有用信息，以此作为立论依据。如作者翻检危素《金溪黄氏墓记》时发现，危素的祖父危龙友是从金溪黄氏家族过继给危家的，危素应属黄氏血脉的后裔。事虽细微，却令人耳目一新。再如，以往的研究者大多认为洪武三年（1370）冬，危素被弹劾革职后谪贬和州，主要是让他为余阙守墓，这一认识似成定论，殊少异议。作者在综合分析各种记载之后，断言明廷令危素为余阙守墓事，于史不合，纯属后人附会。类似颇具新见的考证不止一处，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史学功底和强烈的问题意识。

第三，作者对危素交友圈及其在明初活动轨迹的考察具有独到之处。

元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元代的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超宇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跟着王东平教授学习中国北方民族史，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打下了很好的研究基础。2013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攻读专门史博士学位后，又补修了民族学、民族理论和民族语言等相关课程，同时也受到了萧启庆先生“多族士人圈”观念的启示。他认为危素毕竟是一介文人，他的才情和诗文之所以能赢得时人的喜爱，除了他自身突出的诗文禀赋外，与其他各族诗文家的交往交流也激发了他研习学问的进取心。因此考察危素的交友圈，深度了解他与同时代其他文人交往的范围和相互影响，无疑是危素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超宇通过查阅各种元人文集，辑录了大量危素与范梈、孙辙、吴澄、祝藩、虞集、柳贯、揭傒斯、欧阳玄、黄溍、苏天爵、康里巎巎、余阙、迺贤、宋濂和王祎等诗文名流相互唱酬的资料，从而构建了危素的交游圈，其中康里巎巎、余阙、迺贤分别为康里人、唐兀人和哈剌鲁人，显示出各族士人的文化互动。

危素在元末做过官，后来在明初又被任命为翰林侍读学士，因此他的“遗民”身份受到质疑。所谓遗民，指的是经历改朝换代后拒绝在新王朝担任一官半职的人们。明初甘为元遗民者为数众多，其中大多数是汉族，杨维桢、郑玉、王翰等人就是典型的元遗民。以此标准研判，危素显然不属于遗民范围，而是“降臣”或“遗臣”，而“降臣”的结局及其在明初的活动无疑是危素研究难以绕开的议题。超宇从明初朱元璋对“降臣”的态度以及《元史》编修人员的选拔入手，探究危素在明初活动的轨迹和结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各种史料显示，从危素投附明朝那一刻起，朱元璋就对他们这批元代遗臣充满了戒心和不信任感。洪武三年（1370）六月十五日，当李文忠北伐的捷报传回京师、文武百官相率拜贺之际，朱元璋则下令：“凡北方捷至，尝仕元者不许称贺”，这样就把一些曾经仕元的朝臣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其中就包括危素、曾坚等在明兵攻克元都以后归附的降臣。他们这些人的结局大多不好，即便被尊称为开国文臣第一人的宋濂，最后也难以摆脱这种厄运，晚年因子孙犯罪受到牵连，被流放四川，死在中途。正如姚大力先生所言：“对降臣结局的想象，正好反映出明初人们遗民心态的泛化”（《北方民族史十论》，第261页）。基于这种认识，超宇断言明廷令危素为余阙守墓之事纯属时人对降臣结局的想象，这是符合逻辑的分析，足资信据。仅就危素对元代典章制度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了解，尤其是他对顺帝一朝史事的熟悉程度无有出其右者，朱元璋对此未必不知，然而他却无缘参与编修《元史》，修纂人员“不仕于元”和“不在官”的规定，很可能就是针对危素而下发的。这些讨论都有独到之处。

披阅全书，作者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精细地考察了危素的生平和相关问题，同时还就学界关涉危素的一些争议史事进行了考述，为研究元明社会变革以及多民族文化交融共存的时代脉动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学人谙知，蒙元史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不仅入门起点高，而且治学传统悠久。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身这一领域，利用多语种文献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超宇就是这批优秀学者群体中的一员，相信诸君读完这部著作，能感受到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功底。或许书中某些结论和方法还存在可以讨论的地方，但瑕不掩瑜，它的出版必将为我国元史研究的图景增加一抹鲜亮的色彩。最后希望超宇再接再厉，潜心治学，取得更多佳绩。

尚衍斌

2020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