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学界对中亚史区域研究的推进：关注域内 域外之间的互动性和关联性

中亚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具有密切的联系，国内以往的中亚史研究更多地偏向于中亚东部地区（域内研究），而对帕米尔以西的区域没有形成足够的重视。如今我们的学术重心转向中亚西部地区（域外研究）的同时，不能忽视域内与域外之间的关联性，这也就需要超越单一的中原中心论或者草原中心论。同时也要重视葛兆光等指出的，关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学会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看中国，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59]将不同区域之间的异质性社会连续体置于一个区域空间中予以观察，也就是采用了某种特定的空间整合了“域内与域外”来观察中国，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史、外国史与中亚史之间的某种重合性。刘志伟指出，所谓“区域”，真正的意义是一个超越国家的视域。一个所谓的“区域”，可以是国家里面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跨越国家的空间范围。在国家里面的这一部分，可以局限在国家这个整体中看，但刘志伟更主张超越国家的视野。这样，所谓“区域”虽然包含了“局部”的意思，但更具有整体的意义。因此，所谓区域研究，在以国家内部的一个地方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更应该把这个地方放到宏大的超越国家的视野里去认识。[60]

区域研究要重视域内、域外之间的关联，就是要充分认知连接性区域（如七河流域、河西走廊、帕米尔地区、兴都库什山地区、里海地区等）的作用。这些连接性区域往往是“过渡地带”。七河流域是连接天山北麓草原绿洲与锡尔河北岸草原地带的农牧交错带。河西走廊起着“沟通东西、联动南北”的作用，是位于蒙古高原、中原农耕区、藏区、西域之间的枢纽地带。帕米尔地区是中亚东、西部地区的分界线。兴都库什山地区是中亚与南亚次大陆的交界地带。里海地区连接了锡尔河北岸草原地带与黑海北岸森林、草原地带。以上各区域都具有连接不同国家、地区、文明的“中介”作用，是中亚地区与外部各轴心文明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因而需要相关研究者们予以重视。通过中亚区域研究，我们就可以走出只是在王朝历史和外国史范畴中去理解“中国”和“民族”的框架，跳出单线化的基层社会和王朝国家关系的思路眼光，或者将“中亚史”简化为外国史、异域史的处理方法。这些传统的处理方式将中国周边地区视为与中国史毫无瓜葛的历史过程，区域研究“反而更重视大家头脑里面形成的不同的国家想象，或对国家建构的一种结构性的观念，从而把我们的思路、关怀更多地引向近代国家实现的路径或者相应的机制上”。[61]

中国史学的一个近代变化，就是这种区域研究视野的纳入。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这一名篇中指出：

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62]

陈寅恪先生的这一论断在唐朝、回鹘、吐蕃、大食（阿拉伯帝国）以及粟特人之间的关系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安史之乱（755～763）以后，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势力逐渐消退。索格狄亚那地区的粟特人被纳入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体系之中。在东部欧亚地区，唐朝的外交政策转变为利用新兴的回纥汗国与青藏高原的吐蕃之间的冲突，来避免中原地区以及长安城被侵扰。中原地区兴起的排胡风潮以及吐蕃人对安西四镇的入侵，使东部欧亚地区的粟特商业网络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粟特人转而寻求与回鹘汗国进行合作。在这种背景下，回鹘人皈依了摩尼教，从而使粟特人得以进入回鹘人的统治阶层，而粟特文化也对回鹘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粟特人与摩尼教关系密切，以至于摩尼教有时候被视为粟特人的官方宗教，只有信仰摩尼教的粟特人才能够得到回鹘汗国的保护。直到公元840年回鹘势力衰退以后，中原地区才再度掀起排胡浪潮，这深刻地影响了唐代以后汉族文化及其族群认同的形成与发展。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申遗文本，就运用了年鉴学派的研究思路，重视沿线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体现了域内、域外的相互关联。[63]此外，就国际学术界而言，从2013年到2018年，超过350名研究人员、专家在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ICIMOD）的协调下，同兴都库什喜马拉雅监测和评价委员会（HIMAP）合作，全面研究了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区（HKH）的生态系统和人口。总干事大卫·莫顿（David Molden）指出，该研究旨在“汇集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以更好地管理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区，使人们能在一个健康的山区环境中享受更好的福祉，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64]相较于国外区域研究，国内学术界在域外地区兴都库什山地区、里海地区、七河流域以及帕米尔地区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在地方文书、遗址等“物”的层面，很少讨论人地关系与国家议题。近期学界在“河西走廊研究”中则应用了陈寅恪的“外族盛衰连环性”理论，“跳出走廊看走廊”以及“从走廊看中国”，在东至长安、西至地中海的游牧、农耕、雪域、绿洲互动的宏大场景中展现了河西走廊介于农牧“过渡地带”的特征，是为区域研究视角的一次成功尝试。从河西走廊体现的这种中国史与世界史的重合性中，我们理解了中国与世界从未断裂为中国史和外国史，中国史从来就不自外于世界史，世界史离开中国史，也将不成为世界史。[65]同时，域外文明进入帕米尔以东地区的时候就具有了某种“中国化”的进程，而以敦煌的体现最为集中。上述成果都是域内、域外相互联系的区域研究案例，通过相关研究，可以恢复中国与域外地区的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等层面的多维关系，以便我们理解二者的历史与现实关联，从而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倡议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