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区域研究与全球视野：中亚史研究的理论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政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与发展、全球化的兴起、大学系统的迅速拓展，迫使学界开始反思以往的学科分类体系。最明显的变化在于，人类学放弃了人种学研究，而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则与其他学科合并，历史学开始重视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并逐步社会科学化，各学科的壁垒逐渐被打破，由此促使了区域研究的兴起。

现代学术语境下的区域研究（area/region studies）开创于美国，[17]在中国对应于区域和国别（country）研究。“区域”一词，既可以指客观存在的地域空间，也可以指抽象的文化、意识形态空间，其空间限度不受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约束。“国别”一词是指政治空间，它更适用于国际关系史、军事史等研究领域，这些领域必须依据民族国家本位原则，注重“中央—地方”模式的互动。传统的区域研究立足于民族国家，“在既定的版块中孤立地寻找历史进程”。[18]随着区域研究范式的演进以及自我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用全球化的“跨国”“跨地区”“跨文明”视野来进行区域研究。

区域研究由封闭走向开放，其视野由狭隘走向开阔，这与全球史范式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19世纪晚期，社会学从历史研究中发展出来。通过这些新兴学科，学者回顾历史以图发现整个世界变迁的基本原因。由此，出现了“全球史”的大规模历史解释。[19]20世纪初，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与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所倡导的“文明史观”兴起，引起了学界对于不同文明比较研究的热潮。要想进行文明的比较研究，就必须构建起一套全球性的历史解释体系，这离不开全球史视野。20世纪中叶以来，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等历史学家建立起大规模历史分期的现代模型，全球史研究范式也逐渐走向成熟。通过运用全球史的“世界体系”范式，学者可以找到各区域间的共时性联系。

就中亚史研究而言，尽管其依然带有殖民主义时代的痕迹，东方学、人种学的话语依然内附于学术界的研究体系之中，但中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思潮从未停止。笔者认为，二战以来欧美学界中亚史研究发生的区域转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二战后的历史学出现了重大范式转向。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认为：“在当前的历史学家中，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从民族体系转向地区体系。”[20]而这一范式转向的代表人物就是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20世纪60年代，布罗代尔的“整体史”与“长时段”理论，将地理时间纳入史家的关注当中，体现了对日常生活的社会史的重视。他的理论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亚史学者，如哈佛大学的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就受到布罗代尔的影响，在宏观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出16～18世纪欧亚大陆发生的七个“平行性”现象：人口增长、日益加快的节奏、“地区”城镇的增长、城市商业阶级的兴起（复兴）、宗教复兴和传教运动（改革）、农村的动荡、游牧的衰落。他认为，欧亚大陆在16～18世纪的早期近代阶段终于具有了共同的一体化历史，而中国也在其中。[21]这种对于地区联系的研究与叙述，无疑体现了一种全球史的视野。通过对欧亚大陆“平行性”现象的梳理，傅礼初提出了不同于欧洲主导下的海洋史的历史分期模式。这不仅是对“欧洲中心主义”话术的批判，还揭示了欧亚大陆各区域联结为“大陆命运共同体”的特性。

第二，20世纪70年代，欧美一批学者开始反思传统的以语言文献考证为基础的“汉学”（Sinology）研究，提倡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些影响深远的中国研究范式。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农业中国”模式与“冲击-回应”理论，力图从海洋、中原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史。[22]而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则提出以区域经济大区为基础的城市体系来理解中国史，这是一种“小中国”模式。[23]1984年，柯文（Paul A. Cohen）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号召，认为学者们应重视中国的内部差异。[24]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则更进一步，提出以复线历史代替单一主体的“民族史”叙事。[25]这些学者的观点集中反映了美国学界“中国研究”的区域转向。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内陆亚洲研究法”，[26]这展现了与费正清模式相异的“边疆中国”模式，其后的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以及“新清史”学派某种程度上都继承了拉铁摩尔的研究理路，将目光聚焦于中国的“内亚性”上。不过“新清史”有误读拉铁摩尔的倾向，对其“过渡地带”的核心思想基本上“视而不见”。可以说，以拉铁摩尔为代表的“边疆中国”研究，体现的正是对于“边缘地带”的重新发现，也就是中国史研究（中原王朝史研究）与中亚史研究（中国内陆边疆研究）的合流。

第三，20世纪90年代时，美国中亚史研究权威、号称“内亚大汗”的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提出了“中央欧亚”的概念。“中央欧亚”囊括了南俄草原，突破了俄式东方主义构建的欧洲、亚洲分界，体现了欧美学界对于内陆亚洲史的进一步认知。传统东方学中，“亚洲”与“中亚”往往作为一个野蛮“他者”的形象出现，而“中央欧亚”概念的提出，则是将欧洲的历史进程与内陆亚洲的发展相联系，体现了历史时空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中央欧亚”地区是以游牧民族的力量为主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游牧民族的历史主体性。

欧美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中亚史研究领域的一系列理论转向，深刻影响了中国、日本两国的学术界。布罗代尔的“整体史”与“长时段”理论、拉铁摩尔的“内陆亚洲研究法”以及塞诺的“中央欧亚”概念，对中、日两国学术界突破欧洲中心论、中原中心论、文明等级论以及线性社会形态论等壁垒有极大的参考与借鉴意义。就日本而言，早在二战前，松田寿男就对日本学界自白鸟库吉开始流行的“南北对立论”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提出了“干燥亚洲论”，将整个亚洲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风土地带”进行研究，整合了中国史、中亚史与北亚史三个不同的研究领域。[27]“干燥亚洲”的历史以游牧民的历史为主体，要想理解“干燥亚洲”的历史，就必须重视其商业活动，而商业活动的根基则是绿洲，绿洲与商路交织，构成了欧亚大陆“点与线”的世界。[28]松田寿男“干燥亚洲论”破除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注重游牧民、绿洲民与农耕民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恢复了游牧民在欧亚大陆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松田寿男提出了“天山半岛”的概念，重视绿洲与天山、草原之间的联系，这是其整体性区域研究视角的体现。需要注意的是，松田寿男提出的“中亚观”虽然避免了欧洲中心论的倾向，但是他通过重构中亚概念，也解构了中华的世界体系。

而二战后的日本学界则较多地吸收了丹尼斯·塞诺的思想。其中较为重要的学者就是杉山正明，他通过中央欧亚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史，认为“在18世纪后半以后的清朝，……在‘陆地世界’方面还是一个刚成年没多久的巨型帝国”，[29]将清朝纳入中央欧亚世界中进行研究与阐释。此外，杉山正明还继承了其前辈谷川道雄等的思想，将中国的隋唐王朝建构为“拓跋国家”，[30]视其为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政权的延续。而森安孝夫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全球史的视野，将“安史之乱”置于欧亚大陆的空间中去理解。通过与中亚、西亚地区的塞尔柱王朝、伽色尼王朝等政权的对比，森安孝夫认为安禄山与史思明建立的政权是“过早的征服王朝”。[31]上述学者的研究思想，无不体现了日本学术界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中央欧亚转向。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者开始采取区域视角对中亚进行研究。吴于廑提出了纠正性的“整体史观”，强调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关系是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关系，[32]这与中亚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的区域转向不谋而合。1985年，西域史权威张广达吸收了布罗代尔、费弗尔等年鉴学派学者的“整体史”观点，将绿洲、沙漠、山脉对丝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作用纳入欧亚交通史研究中，[33]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古“西域”称为“陆上地中海”。[34]在《中亚文明史》第三卷中，张广达与苏联学者李特文斯基从整体史入手，呈现了3～8世纪中亚地区“城市-乡村-牧区”互动体系。[35]中东史专家彭树智则提出“文明交往论”，指出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的交往特别频繁，交往主体随着地域的扩展而表现为种族、民族乃至社会、宗教共同体，而等级制、宗法制、伦理道德体系成为文明交往的社会、政治和精神中枢。[36]2011年，潘志平也提出了中亚史作为跨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倡导在中亚地区进行“地中海式的区域史研究”。[37]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理路，无一不受到布罗代尔“整体史”的影响，注重游牧、农耕、绿洲、雪域之间的社会交往与经济互动，展现了中亚地区的多元空间性，也局部恢复了中华的世界体系。

2003年，民族学家谷苞先生在给《西北通史》写序时指出，不能将西北“边疆化”，西北不是文化落后、野蛮的地区，陇东一带是华夏文化诞生地，“嘉峪关外”的敦煌则是丝绸之路的文化中心。[38]鲁西奇也反思了“国家同质性的演进路径”，批评了两种单线化的历史叙述模式——一是以社会形态演进为核心线索的叙述与阐释体系；二是“汉化”的阐释模式。[39]两位学者的观点都指向了长期以来遮蔽西北地区多元空间性的线性社会形态论、中原中心观、文明等级论等因素。2013年，笔者提出要将区域史的眼光带入边疆史的研究中，通过“天山史”的研究模式，从区域史的路径还原天山的地方性，给予当地社会一种常态性的认识。[40]这也是通过“化边疆为中心”的方式来重新理解中国史。无论是中亚区域史研究的整体性视角，还是中国边疆史研究“化边疆为中心”的取向，都体现了中亚史研究的区域转向。这种新的研究范式重视中亚地区的“人地关系”，关注中亚地区游牧、农耕、绿洲三者之间的互动模式。通过这种区域研究模式，中亚地区的内在多元性与外在开放性得以体现出来。中亚研究的区域转向既整合了全球史、整体史、区域史等范式，也联通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笔者认为，中亚史具有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重叠性，绿洲史就是具体载体。

上述学者的研究理路证明，中亚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是不可分割的，中亚史是中国边疆史的外延。边疆是一个空间概念，大致可分为“外边疆”与“内边疆”，“内边疆”为已经被帝国治理并控制的地区，“外边疆”则是文化风俗等与“内边疆”相似的区域，帝国的权力无法在这些地区形成直接的统治，因而一般采取外交或者羁縻统治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外边疆”地区的部族在政治上是倾向于帝国的。[41]总之，中亚曾经与中华的世界体系有着密切关联，中亚东部地区属于中国“内边疆”的范畴，历史上的中原王朝曾多次设置机构进行管辖，现为中国的主权领土。中亚西部地区则属于中国“外边疆”的范畴，历史上也与中原王朝来往密切。中亚作为中国的“内边疆”与“外边疆”，体现了该区域的“中国性”以及中国的“世界性”的局部重叠。因此，应该将中亚史研究纳入“环中国史研究”的范畴。

1991年中亚五国的独立开启了中亚历史的新纪元。中亚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可以追溯到苏联在中亚地区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中亚”的历史空间急剧压缩、重组为“中亚五国”的政治空间的过程。正是这种急剧的压缩与重组，造成了中亚西部地区（域外中亚五国）与中亚东部地区（域内中国西北地区）历史空间的断裂。这种历史空间的断裂是塑造今日中亚社会诸多面貌的重要因素。而历史学家的工作则是辨别这种断裂性，思考它们彼此断裂的原因，并恢复其历史空间的连续性。这意味着学界应当跳出“中亚五国”的民族国家空间，回到“中亚”的历史空间之中来进行中亚史研究，以全球史、区域研究、整体史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亚地区。

需要注意的是，突破民族国家叙事框架，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历史学研究模式。国际关系史、军事史等研究领域必须遵循民族国家本位原则。但是，笔者想要强调的是一种全球视野与多样化的空间关联，这种视角“可以与历史学的所有门类结合起来”。[42]如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的英、俄“大博弈”并不局限于中亚地区，而是在整个欧亚大陆上有广泛的战略冲突。“大博弈”牵涉到英、俄、中亚三汗国、阿富汗、印度、波斯、土耳其、中国（清朝）、日本等众多国家与地区。如果仅仅将其处理为“圣彼得堡—伦敦/加尔各答”的“点对点”联系，而不是置于欧亚大陆的广阔空间中进行讨论，则很难窥得历史全貌。

因此，中亚研究应当摆脱线性史观的影响，采取复线叙事的方式，形成更精细化的研究视角，以此来更好地阐释该区域的社会发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