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零售业的国际化经营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呈现风起云涌之势。其背景在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处于全球价值链末端的零售业日益加快其国际化经营步伐，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此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与零售业国际化的实践相对应，西方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此后经久不衰并延续到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跨国零售巨头大举开拓全球市场的实践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全球范围看，由跨国零售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所决定，零售业国际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还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与跨国零售企业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零售业的发展。中国零售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到目前为止，零售业国际化对中国而言主要是以中国零售企业在国内市场迎战外资零售企业为标志。虽然在过去近30年的竞争中，中国本土的零售企业整体实现了从当初被动防御，到积极应战，再到足以抗衡的阶段的过渡，但是，中国零售业国际化的典型特征是外资零售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引进来”，而不是中国零售业面向海外市场的“走出去”。和中国零售业这一“引进来”的国际化相对应的事实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进出口总值世界第一的经济和贸易大国。在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产品主要是由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零售企业完成全球范围的“最后一公里”，将其送到全球消费者手里的。这些跨国公司依靠强大的技术、品牌和渠道影响力，掌握了对中国产品低价采购和高价销售的权力，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这对中国而言无疑是一种尴尬的局面。摆脱这一困境，实质是中国要通过产业链的向外延伸，用我国企业的全程自主分销取代外商主导的低价采购，来赢得对中国产品的价格决定权和渠道分配权，打好高端产业链争夺战，从而彻底改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长期处于低端锁定的被动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零售业“走出去”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是我国在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统筹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一带一路”秉承“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为新时代的全球化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动力。如果我们从“一带一路”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问题，就可以发现，中国零售业“走出去”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在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中国可以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作为零售业的海外目标市场，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力度，并通过向中国国内采购、东道国本地采购、沿线国家采购，以及全球采购，一方面发挥对沿线国家产业体系的反向溢出效应，带动沿线国家首先进入“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进而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另一方面借助由中国主导构建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推动中国自身的全球价值链延伸。具体来说，由此构建的“一带一路”零售贸易网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效应：一是与国内价值链衔接，带动国内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二是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的联动发展，提升中国产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整体竞争优势，推动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价格竞争向质量竞争转变，从而从根本上发展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三是通过“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从而实现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升级及贸易增长。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兴起，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剧，严重阻碍了全球投资和贸易的发展。全球化遭遇的困难并不是由全球化本身所致，而与缺乏对全球化的良善治理有直接关系。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零售贸易网络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治理问题的有效途径，对沿线绝大多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可以有效规避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不利影响，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借由“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参与全球价值链，从而实现自身的包容性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中国零售业“走出去”对接“一带一路”的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及实证分析。团队成员中的尹卫华对本书的第四章、常健聪对第六章、郭薇对第十章有特殊贡献。

是为序。

朱瑞庭

2019年10月于上海建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