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区域与空间：西北史地新视野

第一章 区域史视角与边疆研究：以天山史为例

新疆在大多数学者眼里，是一个异质性、动荡性更强的社会。如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在中国的地区边境，地方社会显得最异常，样式也最多”[1]；在清代文献中，同样不乏对西域表达出“殊方绝域”的感慨，这其实反映了“中原本位观”的局限，内地对西域缺乏基本的了解。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不仅要克服地理空间上的险远，还要克服语言、文化习俗的差异，从事者寥寥，如西域史地就被称为“绝学”。[2]

作为亚洲中部最大的一座山脉[3]，天山就是内地与“绝域”的一道地理分界线。道光年间思想家魏源记述道：“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维吾尔）北准（准噶尔）；而外地则以葱岭（帕米尔）为纲，东新疆西属国。属国中又有二：由天山北路而西北为左右哈萨克；由天山南路而西南为左右布鲁特（柯尔克孜），虽同一游牧行国，而非准非回非蒙古矣。”[4]天山作为天然地理分界线的作用被恰如其分地表达，一是天山作为内地与新疆的天然分界，二是天山作为内部“南回北准”——南北的分界线。天山南部和北部各有一个地理政区名词来表达：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乾隆时官修的《钦定西域皇舆图志》将西域分为“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南路”“天山北路”，而核心则是记述“天山南北路”[5]。嘉庆年间伊犁将军松筠撰修的《西陲总统事略》，按照“新疆南路”“新疆北路”来记述[6]，徐松撰写的《新疆赋》，由《新疆南路赋》与《新疆北路赋》[7]组成，实际上新疆南路即天山南路，新疆北路即天山北路。洪亮吉将流放见闻撰写为《天山客话》[8]，有时天山就作为新疆的代名词。

天山在我国的先秦文献中就有记载。在《山海经》中已经有“敦薨之水”（塔里木河）、“敦薨之山”（天山）的记载。另一部著作《穆天子传》中则有周穆王到天池会见西王母的传说。汉代关于西域的地理空间进一步清晰化，《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9]中原的文献对天山早有认知，天山作为西王母的居地，也成为“西域”的一个文化象征，清代嘉庆年间流放伊犁的洪亮吉写下《天山歌》，“地脉至此断，天山已包天。日月何处栖，总挂青松巅”[10]。清末任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楠在《哈密道中》中写道：“汉家明月入胡天，塞外中秋一样圆。立马天山看北斗，故乡回首独凄然。”[11]在时人的观念中，地脉、天涯、明月、胡天、北斗、青松等——“天山”作为“绝域”的意象跃然纸上。

天山的重要性随着时局的改变而日益引起瞩目。中国为确保陆疆的安全，重视经营新疆。俄国、英国、中国围绕各自的利益在中亚与新疆展开了号称“大博弈”[12]的地缘政治竞争。尽管中国一度面临“塞防”与“海防”的两难之境，但依然以塞防为重，左宗棠出师新疆，剿灭了一度窃据新疆的阿古柏势力，保全了大片国土，也在“大博弈”中保持了平衡。这种平衡维持了近30年后被再次打破，俄国、英国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国局势处于半失控的状态，制造了新一轮的中国内陆边疆危机。外蒙古在沙俄的蛊惑下迅速宣布“独立”后显现出连锁反应，唐努乌梁海、科布多、阿尔泰、图瓦先后从中华民国版图中剥离。一直与沙俄及苏联在东北亚竞争的崛起的日本也不甘落后，势力深入中国东北、蒙古等内陆边疆地区，形成与苏联的对抗之势。

此时日本学术界“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亚洲史”“东亚史”的史学观念，淡化“中国史”的意图明显。[13]不无巧合的是，亚欧大陆的另一边有一位法国学者格鲁塞出版了《草原帝国》一书，他将乾隆时期对喀什噶尔与伊犁的统一视为草原帝国的终结。[14]将中国历史表述为“草原帝国”与“农业帝国”对立斗争的历史，这种“南北对立”逻辑背后是指向“南北分治”，天山与长城作为区分南北关系的“分界线”，其政治意义陡然上升。

这一时期有两位国际学者对天山的研究值得重视，一位是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15]，另一位是日本学者松田寿男[16]。松田氏的研究继承了日本“亚洲史”的传统，他将亚洲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湿润亚洲”，包含狭义的中国和印度等；二是北亚的“森林亚洲”；三是中亚的“干燥亚洲”。天山山脉就是干燥亚洲的一个重要地理标志。拉铁摩尔则秉承美国“门户开发”的政策传统，提出“华夷共治”的观点。从学术研究看，与松田氏“历史地理”研究路径形成鲜明区别的是，拉铁摩尔在研究中开辟了一条具有强烈人类学倾向的道路。他的眼光也更为明确，从“区域”的比较中发现“新疆”的特殊性。“新疆以西，……有着与新疆类似的地理形态；新疆以东，甘肃、宁夏的情况也类似，这两个地区对于新疆的影响犹如内蒙古与外蒙古的关系。”[17]拉铁摩尔与松田寿男构建了一个以新的“亚洲史”为背景的天山历史叙事框架，这个框架完全不同于中国王朝史的叙事框架。不过，他们对新疆史的影响并不大。

真正对新疆历史叙事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来自俄罗斯帝国以及继承者苏联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1857年，俄罗斯帝国中非俄罗斯人的数量（55%）就已经超过俄罗斯人，俄罗斯的现代化发展，为民族运动的高涨提供了潜在的条件。1905年，俄国已经产生了民族政党。1917年10月，俄罗斯共有206个民族党。[18]19世纪80年代，俄罗斯鞑靼人加斯普林斯基发起了一场“扎吉德”运动，从语音方法、课程内容和设置、教材选取和编写等方面对伊斯兰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该运动很快就传入新疆的操突厥语的人群中，民族主义的知识开始进入新疆。1921年，在苏联塔什干的会议上确定了维吾尔的名称。[19]1934年，盛世才督新时期效仿苏联民族识别政策，将新疆的民众划分为汉、维吾尔、塔兰奇、哈萨克、蒙古、回、锡伯、归化等14个民族。当时甚至还出现了要按照“民族”进行自决的舆论，顾颉刚先生立即予以回应。[20]

到1949年，新中国将草原、农业区以及绿洲成功整合为一个“亚洲的中国”，经历了约百年的动荡，中国地缘格局重新稳固下来，正如拉铁摩尔所言，新疆的地缘重要性再次得到确认。与晚清民国时期不同的是，新疆以“民族区域自治”代替了此前的行省一级的政区制度，民族史、政区史成为新疆历史的标准书写范式。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苏秉琦关于中国文明的区域体系、张光直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新说、李济关于中国民族的形成等知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已经得到公认。1989年，费孝通先生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是对中国的民族特色发展道路的一种反思。实际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考古发现和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提供了对新疆各民族的历史起源与发展，对新疆与中原、草原的关系的新证据。20世纪初，日本探险家日野强考察新疆北部边疆城市伊宁的商业状况时，看到各人群在聚集交易买卖的场景时，发出“实乃天下一大奇观”的感叹。[21]而他在考察南疆喀什回城时，不仅看到回城的商业繁荣，为全省第一，更注意到“……阿富汗、克什米尔人等，身着各种服装，在市场上往来奔走，那情形宛如参观东西人种博览会”[22]。在中国，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末，清朝的知识界就发展出一套“西北史地学”，虽然还是遵循“王朝史观”，但是注重西域地方化、本土化的知识取向已经非常明显，如徐松的《西域水道记》，对于西域各地的风土人情、山川河流等记载颇为详尽。不过这一传统在20世纪初民族国家话语的冲击下被中断了，而一度被“边政学”取代。

近年来，随着张广达先生关于西域是一个文明的“陆上地中海”观点被广泛认可，区域研究的视角再次受到重视。区域研究有助于揭示新疆历史的多样性，帮助重新认识新疆历史与中原历史、草原历史的相关性以及新疆的本土化特点。围绕着“陆上地中海”这一区域研究的走向，天山必然重回到新疆历史叙述的中心：“无论是当今还是历史时期政治区、经济区、文化区等人文地理现象的区域分异，无不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有着某种或强或弱的因果关系。”[23]

新疆的沙漠、绿洲、戈壁、河流、高山、草原、湖泊、冰川等形成了多样化的空间，形成巨大的地理落差。天山山脉就如一道巨大的索带将这些地理空间联系起来，天山作为新疆的地理重心，就是这幅历史画轴的“轴心”，松田寿男形象地把天山山脉比喻为“半岛”，“长长地浮现在沙海上的所谓‘天山半岛’，在其南北两岸把很多的绿洲象珠子或肉串似地串连起来。这些绿洲实在可以看作是设在‘天山半岛’岸边的停舶场，看一看历史，可以说确实如此”[24]。绿洲是“停舶场”和“港口”，绿洲之间的道路是“航路”，驼队是“沙漠之舟”，天山是“半岛”，一幅“陆上地中海”的商业交通景象已经被勾勒出来。清代天山沿线的城镇，常被称为“旱码头”，骆驼被称为“旱龙”。不过，“陆上地中海”的繁荣主要来自蒙古草地上的归化城到天山腹地的古城商路的开辟，“燕晋商人多联结驼队，从归化城沿蒙古草地以趋古城”[25]。从归化城通往新疆的商路也有三条：北路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至古城；中路由武川、白灵庙西行，经阿拉善、额济纳草原至古城，再西行至乌鲁木齐；南路经包头、宁夏、兰州、凉州等地达古城。

18世纪至20世纪中叶，新疆区域中心市场是距离迪化以北约500里的古城，而不是首府迪化。古城通往蒙古的运粮路线被称为“蒙古食路”，口外的茶等商品也来此出售，其繁荣程度超过行政中心迪化和惠远。行政中心与商业中心出现了分离的趋势。新疆形成了一个以古城为中心的全区商业网络，自古城分道，循天山而北，取道绥来以达伊犁、塔城；循天山而南，取道吐鲁番以达疏勒、和阗。[26]市场上流通的物资有粮食、茶叶、毛畜产品以及各种手工业品等。绥来县（玛纳斯）因紧靠奇台，商业繁荣，有“金奇台，银绥来”之称。

古城的繁荣来自“长城-天山”商路沟通了东西之间的商货贸易，这条商路不仅是一般意义的财货之路、文化交流之路，而且是不同力量的交会线。拉铁摩尔敏锐地发现，“长城-天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过渡地带，其标志是连接“长城-天山”商路的形成。约在7世纪，“长城-天山”沿线的游牧道路被唐的力量控制，“游牧文化为定居文明所制，实可称为一大转机”，从那时起，“中国长城以内的道路，始与沿天山两侧绿洲间的道路，即从游牧者开辟的商路有相当的联络”[27]。从道路中可以看到沿线各种复杂力量的交织和博弈。拉铁摩尔进一步提出地理原动力、社会原动力和历史原动力在道路形成中的作用不同，游牧者迁徙的牧道是社会原动力驱动的结果，还发展不成真正意义上的道路，只有成为财货的流动之路、贸易朝贡之路、绿洲与草原的交流道路，这几种力量关联交织而塑造的道路，才是“真路”。[28]“历史原动力”在商路的形成中具有核心作用，而这种“历史原动力”的来源必须还原到长城和天山的关系中来看。如沿长城道路的形成就是历史原动力驱动的结果，长城主要的功能是隔绝农区与牧区的防御屏障，却变成了“道路的准绳”。[29]为了给长城沿线提供人力和物资，“长城以内，由中原出发的道路，分途抵塞，其中最著名者，即为‘御路’”[30]。如陕甘大路，形成了新的东西向商路，有政府建设的驿站，有沿线农业社会提供的各种保障，这样的道路被拉铁摩尔称为“真路”。长城内是农区，外是草原和次绿洲，天山内是沙漠绿洲，外则是草原绿洲，而古道恰是农区、草原、绿洲三种力量的交会线，它们组合与变迁构成了古代商路发展的历史原动力。清朝再次击败控制天山的准噶尔游牧势力，打通了“长城-天山”沿线两侧的道路，使得农业地带、草原地带、绿洲的力量在“过渡地带”得到平衡，促使东西交通路线再次恢复。

天山既作为“长城-天山”整体形态的一个部分，又具有新疆内部游牧民与绿洲居民“过渡地带”的性质，“天山北麓地区及南准噶尔区，位阿尔泰山、天山之间，形成游牧民族与天山南麓民族的过渡地带”[31]。因此，天山也成为连接南北的“过渡地带”，仅靠社会动力还不足以形成“真路”，还需要借助历史动力。如天山北路取代以前沿阿勒泰山的道路，是因为后者是游牧牧道，而绿洲与游牧者之间有交换的需要，连接的道路是财货通行的道路，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汉人都主要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也处于游牧民与绿洲居民之间的“过渡地带”。没有位于“过渡地带”的道路会因缺乏动力而被废弃。如历史上的阿尔泰路和经由罗布泊的丝路都被废弃，这也是天山南路和天山北路能够成为主要道路的原因。前者主要联络草原绿洲，为“草原之路”，后者主要是联络沙漠绿洲，为“绿洲之路”。因此，“过渡地带”对道路变迁具有直接的影响。天山南路与天山北路在天山腹地的古城交会，并通过它与长城的交通线相会，从而形成了一个“陆上地中海”的纵横交织的交通网络。

天山不仅南北气候迥异，而且山上、山下具有显著的地理与气候落差，形成了不同的生态文化空间，山上的山居民和山下的绿洲民之间以金属、牲畜交换山下的粮食和手工艺品形成商业市场。各个绿洲的特色不一，每一个绿洲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清代乾隆年间，纪晓岚吟咏新疆的特产说：“西域之果，葡萄莫盛于吐鲁番，瓜莫盛于哈密。”[32]19世纪末成书的史料《依米德史》对天山南路的“七城”特点都有记载，和田绿洲，“这里盛产绸缎，蕴藏着丰富的黄金和各种宝石。这个城市足以使一个庞大的商贾开销掉自己所有的钱财。和田的手工艺品不是那一流的商家靠金钱可以买得了的。这里的土地较其人口小而瘦，粮食不能自足。但盛产各种果实乃至剩余”；在阿克苏绿洲，“这里少见手艺人，大部分是庄稼人。阿克苏有着丰富的粮食和水果。还有多而美的大米。这些大米往往被运往其它城市出售”；在吐鲁番绿洲，“这里还有驰名各地的葡萄，白如雪朵的棉花”。[33]这些史料不仅可印证汉文史料，而且对地方的记载较汉文史料更为清晰具体。

如果将“长城-天山”主路视为“主航道”，如水系的“干流”，那么天山南路与天山北路是两条主要“支路”，如水系的“支流”，而更次一级的道路，则为更低一级的“支流”。依次类分，不同“干流”与“支流”的汇合处形成各种地方层级的市场。如商路东端的百灵庙、商路西端的镇西（巴里坤）都是曾经的地方中心市场，以商路的各级中心形成的市场体系是一种与农业地带具有明显差异的区域体系，不仅对施坚雅提出的农业区市场体系产生挑战，而且可提供一个观察新疆区域史的新视角。以商路市场层级为中心，可以分别识别出不同的区域：“长城-天山”、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天山侧面（山居民与绿洲民）、草原绿洲、沙漠绿洲、河流、山脉等，[34]可以分出不同层次的区域史。

“中亚处于东西文明的连结地带，又是各文明的接触的边缘地带，从东看它是遥远的‘西域’，从西看它是神秘的‘东方’，而本土又未有系统的史学传统，它在东方和西方的叙事史书中，都是边缘地带的零零碎碎事和人。”[35]但是，通过天山这一历史“主轴”或许可将这些零零碎碎的事和人勾勒成一幅更为完整的画卷。区域史有助于恢复以往在新疆历史书写中被忽略的事件，如“长城-天山”的道路以及在道路上奔走的骆驼客，过去他们不是历史书写的主体。但在拉铁摩尔看来，这些“非汉非胡”的“过渡地带”人群，却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历史的主体始终是人，而不是所谓的地域单位。在历史认识中的地域概念，不只是历史家为研究的方便而划出来的范围，更是人们在历史活动过程中划出来的历史的和流动的界限。”[36]许倬云也指出，中国近代史的过程，“迂回曲折，若从‘我者’与‘他者’的调换，将中国原有的文化，化‘他’（西方文化——作者注）为‘我’，弃‘我’为‘他’，在中国历史上毋宁是仅见的深远变化”[37]。基于对民族主义知识的反思，必须还要有化“我”为“他”的眼光，以历史的“我”看历史的“他”，这样才能重新观察和解读以天山为背景的各种事件，从其中的“变”与“不变”，体会新疆历史的复杂性、生动性和模糊性，重新理解新疆及其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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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第378页。

[2] 参见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3] 天山山脉全长2500千米，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中国境内为1700千米，西起乌恰县克孜河谷，东至哈密星星峡，南北宽100～400千米，总面积25万平方千米。山势东高西低，多冰川。最高峰为托木尔峰，海拔7435米，在阿克苏地区。

[4] （清）魏源：《圣武记》卷四，载《魏源全集》，岳麓书社，2011，第175页。

[5] （清）傅恒等修《钦定西域皇舆图志》，乾隆武英殿刻本。

[6] （清）松筠修《西陲总统事略》，中国书店影印本，2010。

[7] （清）徐松撰，朱玉麒整理《西域水道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05。

[8] 修仲一、周轩编注《洪亮吉新疆诗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第241～262页。

[9] 《汉书》，中华书局，2007。

[10] 修仲一、周轩编注《洪亮吉新疆诗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第87页。

[11] 王树楠：《哈密道中》，转引自李彩云《论清代西域诗中的天山意象》，《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12] 指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控制之战略冲突，英文为“The Great Game”，俄文为“Турниры теней”。

[13] 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中华书局，2011，第9～14页。

[14]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项英杰校，商务印书馆，2010，第670页。

[15]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是美国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曾周游新疆、内蒙古和东北各地，20世纪30年代初为北平哈佛燕京社研究员；还曾访问过延安，1941年由罗斯福推荐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后任职于战时情报局，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50年代曾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著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亚洲问题的解决》《美国与亚洲》等诸多著作。

[16] 松田寿男（1903-1982），中国古代中西交流史及历史地理研究学者。1953年以《魏晋史书中所记载的天山各国的论证》获文学博士学位。著有《干燥亚洲文化史论》《东西亚洲的楔子》《中央亚细亚史》《亚细亚史论》《中国》《东西文化的交流》《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等。

[17] 〔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第101页。

[18] 〔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第26页。

[19] 〔美〕约瑟夫·F.弗莱彻：《1368—1884年间的中国与中亚》，载〔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24页。

[20] 顾颉刚：《新疆的种族》，载《浪口村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214页。

[21] 〔日〕日野强：《日野强伊犁纪行》，华立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第149页。

[22] 〔日〕日野强：《日野强伊犁纪行》，第188页。

[23] 鲁西奇：《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24] 〔日〕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第3页。

[25] 钟广生：《新疆志稿》卷二《新疆实业志·商务》，（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8。

[26] 许檀：《清代山西归化城的商业》，《文史哲》2009年第4期。

[27] 〔美〕拉铁摩尔：《亚洲腹地之商路》，田嘉绩译，载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新疆摄影出版社，1994，第130页。

[28] 〔美〕拉铁摩尔：《亚洲腹地之商路》，第130页。

[29] 〔美〕拉铁摩尔：《亚洲腹地之商路》，第123页。

[30] 〔美〕拉铁摩尔：《亚洲腹地之商路》，第125页。

[31] 〔美〕拉铁摩尔：《亚洲腹地之商路》，第130页。

[32]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五，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33] （清）毛拉穆萨：《依米德史》，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部译本。

[34] 参见黄达远《在古道上发现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史观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5] 潘志平：《区域史研究的考察——以中亚史为例》，《史学集刊》2011年第2期。

[36] 参见刘志伟《区域研究的人文主义取向》，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一书序言，学林出版社，1999，第6页。

[37]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