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部曲：印度洋向太平洋的嵌入

三部曲的第二部是“印度洋向太平洋的嵌入”，主要是指郑和下西洋和满剌加王国兴起的关系。满剌加王国位于今马六甲海峡一带，满剌加王国的兴盛，即印度洋东大门马六甲海峡的崛起。马六甲海峡占据重要地理位置，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其崛起既代表着印度洋向太平洋的嵌入，是人类交往由“印度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转型的开端，也预示了全球化在海上的诞生。

洪武年间，明朝对外交往的三十个国家中并没有满剌加。有关该城市建立的年代，学界存在很大的分歧。英国东南亚史学家霍尔认为，无论是记载1292年马可·波罗由海洛返回威尼斯、1322年鄂多立克东游、1345～1346年伊本·白图泰经海洛来华的相关文献，还是1365年的《爪哇史颂》，都没有提到过这个地方，说明满剌加是由拜里迷苏剌建立的。后来这种观点被普遍接受。[15]拜里迷苏剌是满剌加王国的创建者，马六甲海峡的崛起和满剌加王国的兴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马六甲海峡得名于满剌加的音译，这一史实在以往虽没有被更多关注，却是极为重要的。

其实，阿拉伯人在唐宋时期已经通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但是那时的马六甲海峡一直没有确切的名称，也没有与其他港口媲美的国际商业中心。15世纪初，满剌加王国处于暹罗王国（今泰国）的控制之下，每年给暹罗贡金40两。马欢随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1413）第一次到达满剌加后，记述了当时满剌加的地理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存状态：

其国东南是大海，西北是老岸连山，沙卤之地。气候朝热暮寒，田瘦谷薄，人少耕种……人多捕渔为业，用独木刳舟泛海。[16]

在郑和下西洋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明朝使得满剌加摆脱了暹罗的控制，郑和与马六甲海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马欢在书中记载：

永乐七年己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诏敕赐头目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城，遂名满剌加国。[17]

郑和远航和满剌加王国的兴起有着特殊的关系，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季风，它使得满剌加成为出使航线上的重要节点——船队远航到西洋的古里需要一个中间站，满剌加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中间站的不二选择。这就是满剌加兴起的机遇，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它是名不见经传的；其后在郑和的航海外交中，它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瀛涯胜览》中记载：

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放在内。[18]

更重要的是，郑和船队的船只分头出发到各国进行交往贸易，最后回程都要汇合在满剌加取齐，“打整番货，装载停当，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19]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抓住机遇，与中国保持尽可能紧密的联系，为郑和船队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存放货物之地。满剌加王国的兴起主要依靠的是其国际船只和货物集散地的身份。

永乐九年（1411），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曾率领一个540多人的使团出访明朝，而明朝也赐予他船只回国守土。这在《西洋番国志》中有明确记载：

又赐造完大舡，令其乘驾归国守土。[20]

这就说明中国作为大国和满剌加这一新兴小国的关系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这一新型的国际关系与以前蒙元帝国攻打爪哇和后来葡萄牙人建立马六甲殖民地都是完全不同的。

海峡的崛起不可逆地将东西方交往的重心转移到了海上。大约一个世纪以后，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来到满剌加，他对满剌加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记录了满剌加极为繁盛的贸易景象，甚至认为满剌加获得的利润之多是人们根本无法估计的。他在《东方志》（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一书中记载，满剌加有四个沙班达尔[21]，负责来自世界各地的贸易。[22]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在葡萄牙殖民者攻占满剌加之前，探险家达·伽马越过好望角后首先到达的正是印度的古里，然后沿着郑和的航线于1511年来到了满剌加。从葡萄牙人的记述中可以了解到，在郑和下西洋后到15世纪末，位于海峡最狭窄地带的强盛的满剌加王国控制着世界贸易航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满剌加也就掌管了贯穿东西方航路生命线的钥匙，从而成长为一个繁盛的世界文明交往中心。

这样一个繁盛的贸易中心的兴起与郑和的航海外交有着直接的关系，英国史学家霍尔认为，这是使满剌加在15世纪末以极其罕见的速度获得世界重要地位的秘密。葡萄牙人皮雷斯还指出，无论谁是满剌加的主人，其首先便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23]满剌加不仅是印度洋的东大门，更是贯通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连接点。由此可见，明代中国不仅通过郑和下西洋连接起了印度洋海域周边各国，建构起一个新的国际体系，而且促发了满剌加海峡的崛起，引领了印度洋向太平洋的嵌入。

从地缘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明朝和满剌加之间由不了解到友好结盟，关系发展迅速，其中的奥秘，是双方都看清了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相互信任，最终达成了合作双赢的结果。明朝对于兴起的满剌加王国，除了在礼仪层面进行颁诏封王之外，还派遣郑和下西洋开通海道，使得海路畅达，这对满剌加王国的意义极为重大。满剌加扼中国与西方的海上航道之要冲，是前往西洋的必经之地。依托满剌加，明朝官方朝贡贸易逐步扩大，双方频繁交往近30年。而这30年，也正是满剌加繁荣商业贸易，迅速崛起的时间段。满剌加王国成功地与中国在政治上结成紧密关系，从而摆脱了暹罗的控制。美国学者泰勒曾指出：“马六甲的建立和伊斯兰教的出现标志着马来历史的开端”“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马来历史可以说是从马六甲才开始的。”[24]郑和下西洋的壮举让满剌加如一颗新星在马来西亚升起，它的兴起导致了文明互动中心的迁徙。

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重心在大陆上，印度、西亚都曾是世界文明互动的中心。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满剌加的崛起，标志马来人的崛起，也就是东南亚的崛起。[25]马来语成为当时的商业用语，讲马来语的满剌加作为一个繁盛的国际商贸中心，促成了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的空间转移，带来了东南亚的整体凸显。更重要的是，满剌加王国兴起，使得马六甲海峡之名得以彰显，而它正位于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交接点上，由此引领了印度洋向太平洋的嵌入，为后来西方东来、东西方交往重心全面转移到太平洋打下基础，是人类交往史上的重要一步。

满剌加的和平崛起，无疑有利于区域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国际贸易网络的形成，也有利于世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在15世纪初印度洋国际体系中，在印度洋向太平洋嵌入的过程中，满剌加王国的兴盛与印度洋东大门马六甲海峡崛起，同郑和下西洋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大国与新兴小国合作共赢的经典案例，也预示了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这正是16世纪以后西方人东来，丝绸之路在太平洋上全面展开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