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亦官亦学的有贺长雄

一 青少年时期的有贺

有贺长雄生于明治维新前的1860年（万延元年）。其父有贺长邻是大阪一位声名显赫的国学、和歌学专家。有贺长雄的降生，使这位已生有4个女儿、时年47岁的学者平添了家门延续的希望。此后，有贺长邻的夫人又生下了二女一男，因此，有贺长雄共有兄弟姐妹7人，其中姐姐4人，妹妹2人，弟弟1人，可以说有贺长雄出生在一个人丁兴旺的家庭。

本来，有贺家族是“歌道”[5]世家，“继承享德年间（1452～1455）盛行于世的二条流派，与歌道历史上最著名的‘古近传授’关系密切”，家门极尽繁华。但是，天保八年（1837）遭遇大盐平八郎[6]发动的农民暴动，有贺家的三栋用防火结构建造的仓库被义军焚毁，多少藏书和万贯家财化为灰烬。屋漏偏逢连夜雨，有贺家遭受的创痛尚未痊愈，又值明治维新开始，学习歌道的门人作鸟兽散，有贺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断绝。歌道也逐渐被世人遗忘殆尽。因此，有贺长雄朦胧懂事之时，正是有贺家族走向凋落之际，父亲有贺长邻不得不依靠小学教师的工作维持生计。

可是，幼年时期的有贺长雄似乎全然不知家庭生活的拮据，即便进入寺子屋，仍然是一个顽皮的少年，讨厌读书，沉浸于玩耍游乐。后来，大阪办起了小学，有贺长雄被送进了父亲担任教师的小学就读。12岁那年，有贺长雄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获悉家计的艰难和父母的艰辛，幡然悔过，开始自觉努力学习，由一个懒散学生一跃成为学校里的“学霸”。

其时，大阪府知事渡边升[7]在御堂开办集成校，计划选拔有培养前途的少年入读，向他们讲授西学，以培养精通西学的人才。有贺因此以所在小学第一名的成绩被集成校选拔入学，接受英语教育。集成校旋即停办，改名为大阪官立外国语学校。于是有贺又作为集成校的优等生进入该校就读。

1876年，有贺长雄为了赚取家庭生活费用而辍学，为当时来日本担任铁路技师的外国人做翻译。有贺的父亲是在与自己因和歌而结缘的挚友花房端莲[8]的说服下，同意让儿子有贺长雄参加东京开成学校[9]的入学考试。有贺长雄不负众望，一举成功。[10]翌年4月12日，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成立东京大学，有贺由此转入东京大学，专攻哲学。在同期学生中，有历任早稻田大学校长、总长、文部大臣的法学博士高田早苗，也有历任早稻田大学第二任校长、《东洋经济新报》主干的经济学博士天野为之。他们既是同窗，又是志同道合的挚友。

有贺长雄以酷爱学习、不落人后的顽强性格闻名。他考入东京大学预科时，同时入学的80余人，被分成A、B、C三个班。A班班长是土方宁，B班班长是丹幸马（后成为有贺长雄的大舅子），C班班长是泽边春水。当时有贺长雄的名次排在C班第九名。其时占据C班前几名的都是东京英语学校的毕业生。有贺长雄把这种现象看作大阪开成学校的耻辱，铆足干劲，奋力拼搏，刻苦学习。功夫不负有心人，入学后第一次考试，他的名次升至第二名，第二次考试即占魁首，被指定为班长。此后，每年三次考试，每次都是独占鳌头，一直持续到毕业。[11]据高田早苗回忆，有贺“学习刻苦，因而成绩出众”。在当时，大多数人都选择学习文学及政治学或者经济学，唯独有贺一人选择专攻文学与哲学。据说，当时能够理解外籍教授费诺罗萨讲授的哲学史讲义的恐怕只有有贺长雄一个人，因此有贺长雄特别受到费诺罗萨的喜爱。[12]

二 作为官员的有贺

1882年（明治15年）10月，有贺长雄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有贺在东京大学文学部担任准助教授近四年后，于1886年4月进入元老院[13]，担任书记官、叙奏任官四等，成为一位年轻的官僚。1889年3月，有贺长雄调入枢密院[14]，被任命为书记官。[15]当时，伊东巳代治[16]担任枢密院的书记官兼秘书官的总管，官名为书记官长，旗下配备了四位书记官，他们分别是金子坚太郎[17]、花房直三郎[18]、有贺长雄和津田道太郎，有贺在其中排名第三。1891年，有贺再次获得升迁，被提拔为枢密院书记官兼议长秘书官，在议长大木乔任[19]以及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的领导下大展身手。1893年，伊藤博文从枢密院议长的席位再次返回内阁，担任第二届总理大臣。为此，伊藤将他的亲信带至内阁，其中就有枢密院书记官长伊东巳代治、才华出众的书记官有贺长雄和花房直三郎等人。有贺因其才华得到伊藤的赏识，被起用担任内阁书记官兼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开始参与政府的决策。同年5月15日，有贺刚过而立之年即被任命为农商务省第四任专利局局长，获得官僚[20]中地位颇高的职位。

有贺长雄的职业官僚生涯整整有10年，先后受到伊藤博文、大木乔任、山县有朋[21]、伊东巳代治等政治家的重用，参与了诸多枢密决策。据有贺自己回忆，他在枢密院任职期间，参与研究、调查或者负责起草的法律案件为数众多，其中就包括行政裁判法、诉愿法、裁判所构成法、会计法补则、归化法、小学校令等。在帝室制度局担任御用挂时，参与调研或负责起草了诸如摄政令、登基令、皇太子成年令、皇族成年令、皇室令等许多有关皇室的法律草案。此外，有贺还作为秘书官为伊藤、伊东等担任过总理或大臣的政治家撰写了许多讲演词及文章。以伊东巳代治名义出版的《法律命令论》就是其中的一本。[22]据有贺长雄之孙有贺长靖回忆，有贺的书斋里存有各式各样类似法律草案的文稿，上面写满了其祖父用红笔增删的文字。可惜的是，有贺长雄逝世后，由于其祖屋遭受火灾，加上二战结束时遭到美军空袭，所存资料几乎全部化为灰烬。[23]这些给我们今天研究有贺长雄在任官时代如何参与政府决策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不仅如此，它也给本书意图阐明有贺长雄在清末推动宪政中如何为清廷派出的考察日本宪政的官员释疑解惑；在担任北洋政府法制顾问期间具体发挥了什么作用；与北洋政府中的哪些人物交往，如何出谋划策；在“二十一条”交涉中，与日本的哪些政治家和官僚接触，如何折冲樽俎；带来了资料上的困难。

总而言之，有贺长时期参与政府的枢密决策，加之博学多才，与为数众多的政治家维系着广泛的联系。即便在他退出官僚界，投身教育界在大学任教以后，仍然不时地受政府委托作为政府委员或代表参加国际会议。1906～1908年，清廷向日本派出宪政考察团学习日本的立宪经验时，有贺应伊藤博文和伊东巳代治之请，为清政府的宪政考察团讲授日本实施宪政的经验。

三 博学多才的有贺

应该说，有贺长雄在社会上的重要影响，并非因为他的任官经历，而是源自他作为学者取得的成果。有贺博学强识、精力绝伦，涉猎的学问领域极其广泛。如前所述，有贺大学本科攻读的是哲学专业，可他却能根据时势的发展变化灵活自如地将自己的研究方向适时地调整和改变：由哲学转为史学，又从史学转为宪法学，再从宪法学发展为国际法学，然后又从国际法学转为外交史学。此外，他在行政学、财政学、文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美术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造诣深厚的研究成果。而且，他还把外国的行政学介绍到日本，夯实了日本行政学的基础，因此，把他称作“日本行政学的创始人”亦非过誉之言。

相比于官僚的权势地位，有贺似乎更愿意做一个清贫的学者。他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先在东京大学文学部担任准助教授，负责日本及中国历史的编辑工作。正是在此期间，有贺花费一年时间撰写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社会学》。该书共有三卷，第一卷题为“社会进化论”，第二卷题为“族制进化论”，第三卷题为“宗教进化论”。著名社会学家清水几太郎后来评价该书“是日本第一部而且是十分完善的社会学著作”，为奠基并发展日本社会学做出了巨大贡献。[24]在东大服务期间，他还在外校兼任教职，可见他对教育、学术的热情。例如自1884年9月起，他就在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兼任讲师，负责讲授哲学、国家学、行政学、会计法学等，讲授科目范围十分广泛。[25]为了更加丰富自己的知识，有贺在进入元老院的半年后，即1886年的11月，休假一年半到德国柏林和奥地利留学，学习政治哲学、欧洲文明史、心理学等专业。尤其是他师从德国宪法学家施泰因[26]博士学习宪法学知识，为他日后确立日本宪法学重镇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贺长雄是一个精力充沛之人。他总是不间断地挑战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目标。据说，“在家里时，除下用餐时间外，总是一个人关在西式楼上的书斋里，心无旁骛地孜孜于耕耘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绝不与家人闲聊半句无关的话题”。[27]有贺在从政的10年里，几乎以一年一本的频率出版自己的著述，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有贺长雄对学问研究的执着态度。

有贺长雄依靠丰富学识以及笔耕不辍的勤奋精神，发表和出版了众多学术论文与著作。由于笔者知识浅陋，再加上篇幅所限，本书无法将他的著述一一列出，仅能将笔者收集到的其著述的部分目录罗列于后。

《社会学》（三卷），东洋馆，明治16年。

《西洋哲学讲义》（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讲述），东京，明治16～18年。

《近世哲学：译解》（鲍文原著，有贺长雄译解），弘道书院，明治17年。

《哲学字汇》（弗莱明原编，井上哲次郎、有贺长雄增补），东洋馆，明治17年。

《罗马法纲要》（发度黎原著，土方宁、有贺长雄译述），弘道书院，明治17年。

《如氏教育学》（上、下卷，惹迷斯、如安诺原著，有贺长雄译注），牧野书房，明治18年。

《教育适用心理学》（上、下卷），牧野书房，明治19～23年。

《增补社会进化论》，牧野书房，明治20年。

《标注斯氏教育论》（斯边撤原著，有贺长雄译注），东京牧野善兵卫出版，明治20年。

《国家哲论》，明治21年。

《通信教授教授法》，东京通信讲学会，明治21年。

《国家学》，牧野书房，明治22年。

《帝国宪法篇》，東京弐书房，明治22年。

《须多因（施泰因）氏讲义笔记》（有贺长雄著），东京小山彦次郎出版，明治22年。

《行政学》（上卷内务编），东京，明治23年。

《日本古代法释义》，牧野书房，明治26年。

《大臣责任论》，明法堂，明治27年。

《万国战时公法：陆战条规》，陆军大学校，明治27年。

《行政学讲义》，东京，明治28年。

《日清战役国际法论》，陆军大学校，明治29年。

《帝国史略》，博文馆，明治30年。

《近时外交史》，东京专门学校，明治31年。

《政法讲义》，讲法会，明治31年。

《国际公法讲义录》（海军教育本部编），明治33年。

《学校用国史教科书》（上、下卷），三省堂，明治35年。

《国家与军队之关系》，偕行社，明治35年。

《国法学》，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明治36年。

《文明战争法规》，金港堂书籍，明治37年。

《战时国际公法》，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明治37年。

《满洲委任统治论》，东京，明治38年。

《保护国论》，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明治39年。

《中等法制教科书》，东京，明治41年。

《大日本历史》（上、下卷），东京，明治42年。

《日俄陆战战时国际法论》（法文版，法文书名：Laguerre Russo-Japonaise au point de vue Continental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明治42年。

《最近三十年外交史》（二卷），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明治43年。

《日俄陆战国际法论》，偕行社，明治44年。

《西洋历史》，博文馆，大正元年。

《观奕闲评》（中文），大正2年。

《帝室制度稿本》，大正4年。

《支那正观》，外交时报社，大正7年。

《东亚美术史纲》（费诺罗萨著，有贺长雄译），东京费诺罗萨氏纪念会出版，1921年。

粗略计算，共计41种。[28]其中还不包括一些经有贺长雄审读出版的书籍。上述书中，有的洛阳纸贵，求购无门，出版社不得不多次重印。如《近时外交史》重印10次，《大日本历史》重印21次。有的书在国际上也获得很高评价，如用法文出版的《日俄陆战战时国际法论》在国际法学界获得好评，得到日本国际法学研究的开拓者的赞誉。[29]这些成绩充分证明有贺长雄在日本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

由于有贺长雄学术功底深厚，继1900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又于1911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是日本近代学界为数不多的双料博士之一。1911年，和有贺同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只有5人，[30]其他4人依次是佐佐木信纲[31]、幸田露伴[32]、森泰次郎[33]和夏目漱石[34]，个个都是日本文学界的巨擘。1912年，有贺还因出版《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和法文著作《日俄陆战战时国际法论》获得日本学士院的表彰。[35]

四 有贺长雄与《外交时报》

有贺长雄为数众多的业绩中还有一件值得介绍，就是他创办了《外交时报》。1898年2月11日，有贺长雄经高田早苗以及东京专门学校干事田中唯一郎的斡旋，从东京专门学校会计部融资2000日元，单独一人设计创办了时事杂志《外交时报》（月刊）。

《外交时报》编辑部公开的地址设在东京专门学校校园内，实际办公地却在有贺位于东京小石川茗荷谷的私宅内一间狭小的房间里。该刊创刊时，连有贺自己算在内，一共只有3名兼职编辑负责写稿、校核和出版发行事务。当时，有贺除在早稻田大学承担很多课时的讲义外，还在东京帝国大学、陆军大学、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今一桥大学）、国学院大学担任兼职讲师，讲授国际法或日本史的课程。同时，他还和根本通明[36]博士一起开展对于中国古典《易经》以及《左传》的研究，和大村西涯[37]一起研究东洋美术，其忙碌程度非常人所能想象。尽管如此繁忙，有贺还是坚持亲自为每期《外交时报》撰写大部分文稿，以保证杂志的品质和水平。[38]有贺创办这份刊物有其明确的目标，就是为了“代表公众探究列国外交的过去及现在，细究其与远东外交之关系，以提供确定我国态度之资料”[39]。为此，有贺长雄订购了20多种英美法德等国家的报纸杂志以及档案资料，经过缜密研究撰写出《半月外交史》。

为了了解有贺长雄为《外交时报》所付出的精力和贡献，笔者对《外交时报》早期发表的有贺署名的文章做了粗略统计。《外交时报》从创刊至第14卷，大体上设有“报道”“社论”“外交家传”“外交史谈”“国际法”“公文往来”“杂报”等栏目。其中“报道”和“社论”都是署名文章，可以说是《外交时报》的灵魂。这几个栏目中有贺署名发表的文章和社论情况如表1-1所示。

表1-1 《外交时报》早期发表的有贺长雄执笔的文章及社论统计

从表1-1所列第1～14卷共14年的统计中可以看到，初创时期署名有贺长雄编纂的前4卷，报道的一半以上、社论的2/3以上都是有贺亲自撰写，第4卷的社论更是全部出自有贺之手。总体而言，前14年共有1059篇报道文章，出自有贺之手的有279篇，占总篇数的26.34%；共发表社论369篇，有贺撰写了其中的138篇，占总篇数的37.3%。而且，其中两年有贺因为随军到中国东北地区观摩日俄战争，所以亲自撰写的报道和社论比较少。如果没有出现这种特殊情况，有贺撰写的报道和社论数量还要更多。因此，有贺长雄被称为《外交时报》之父。[40]

由于有贺长雄的不懈努力，《外交时报》办得风生水起，影响力大增，成为了解日本外交政策以及世界外交动向的必读刊物。即使今天，该份刊物仍然不失为一份研究当年日本外交的学术性杂志而受到读者的重视。

另外，有贺长雄还作为教育家为人们所熟悉。他不仅培养出了日本外务次官、曾经担任过日本驻英大使的埴原正直等外交官，为日本各界培养出了为数众多的精英领袖，而且为许多来自外国尤其是中国的留学生和视察官员授课，受到了他们的景仰。清廷派出的考察宪政大臣达寿、李家驹等就在日本考察期间听过有贺长雄将近一年的关于日本宪政的讲义。袁世凯北洋政府时期的参议院、众议院的许多议员也都接受过有贺的教导。[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