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重建户籍与清查人口

一 重建户籍

北京解放初期，户籍管理工作由市民政局和市公安局共同负责，市民政局和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和工作人员是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官兵。市民政局户政科负责户籍登记，市公安局治安处户籍科负责户口调查。1949年6月3日，市民政局户籍科移归市公安局；各区、街道的户政同时移归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同年6月20日，市公安局在接收旧北平市政府和各类户政法规及户口簿后，开始在全市进行查对户口工作，至9月5日工作结束。查明全市户数448141户，人口2004807人。

户籍的基本功能是社会身份辨别和家庭信息保存功能，为何户籍工作由民政局和公安局共管改为全归公安局管理？公安局是国家暴力机关，具有镇压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由公安局来管理户籍，这种情况从新中国建立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体现了中国户籍工作的倾向性，强化其政治管理功能和社会控制功能。

1949年11月6日，北京市政府决定，废除国民党警察局、民政局关于市民申请户口的规定及各种户口簿册，颁布了《北京市市民声（申）报户口暂行规则》和《违反市民声（申）报户口规则暂行罚则》。市公安局改户口簿册三部制为一部制，即市局、分局建立特户管理制度，保留派出所一部，并设置了新的“户口登记簿”“市民户口簿”和“户口迁移证”。

当时规定的立户原则为：凡在一处食宿，共同生活的家庭、商铺、团体单位，不论其人数多少，关系如何，均立一户。如果一家分为两处，分起伙食，分住两个门牌以上者，均分别立户。立户的类型分为很多种，主要有：

住家户：有血缘关系，共同食宿的家庭；

工商户：商店、工厂、公司、作坊、合作社等共同食宿者；

寺庙户：庵、寺、观、庙、教堂等共同食宿者；

锅伙户：共同食宿的小工业者；

公宿户或公寓户：长期住在旅店、公寓者；

此外，把集体单位共同食宿的定为机关户、团体户、医院户、工地户、集体宿舍户（见表1-1）。[1]

1952年，北京市公安局颁布了《户口管理实施细则》，规定：除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等武装部队、机关、兵营及各国驻华使馆之外交人员，凡在城市之中外居民，均一律登记户口。所有居住在本市的市民，不论属籍、民族、职业，均一律调查登记管理。本人经常在哪里住宿，正式户口就登记在哪里。一个人在本市可以有几处寄宿户口，但正式户口只能登记一处。

表1-1 1949年10月北京市按户口分类统计

在常住人口登记中，变动登记项目非常复杂，共分为18种：迁出、迁入、出生、死亡、失踪、寻回、收养、认领、雇工、解雇、分户、并户、店铺开张、歇业、更换户主、结婚、离婚及变更更正等。1952年北京市公安局对《户口管理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将原来18种户口变动登记改为5种：即迁出、迁入、出生、死亡、变更更正。其余13种项目分别并入迁出、迁入变更更正登记的有关项目内。

1956年6月，北京市开始建立人口卡片，建人口卡片的对象为年满18周岁以上的市内常住人口（不包括现役军人）。当年建立人口卡片230万张。人口卡片分为登记卡和注销卡，一人一卡。人口卡片的建立，为公安局侦破案件、查获犯罪分子的下落提供了方便。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布，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其关于“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的规定，取消了寄宿户口申报制度。4月9日，市公安局户籍处决定将建筑单位户口改为按活页户口登记表登记管理。建筑单位长期工和正式职工居住在工作处所有迁移证明者，均登记常住户口。（见表1-2）

表1-2 1949～1958年户籍制度的酝酿和形成过程

到1958年，我国的户籍制度基本定型，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1955年划分了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便于开展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的凭票证购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物资调配工作。户籍制度强化了人口社会身份的代际传承，形成代际延续的局面，这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管理，减少人口的流动性，尤其容易将农业人口固定在土地上。划分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但从长远角度来说，造成了城市与农村二元制社会的巨大差异，城市享受了更多的优待，而农村奉献了更多的劳动成果，造成了诸多的不公平；严格限制了城乡人口社会身份的转变，给人口迁移和人才流动带来各种困难，造成社会缺乏活力。虽然这种局面在改革开放后得到缓解，但城乡二元制社会带来的问题依然困扰着中国社会，对于国民社会保障机制、人才流动机制、土地流转机制等均有各种不利影响。

二 户口迁移

谈到户口迁移，首先要说明北京市辖区的变化情况。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户口与人口数量的增加，有时是因为市政辖区的扩大导致的。1952年7月，热河省宛平县和房山县部分村划归北京市。1956年，河北省昌平县全县和通县所属金盏等7个乡划归北京市。1958年3月，河北省通县、顺义、大兴、良乡、房山5个县和通州市划归北京市。1958年10月，河北省怀柔、密云、平谷、延庆4个县划归北京市。

1.迁入户口

由于新中国定都北京，党政机关和工业生产、社会服务业均需要大量人员，外省市、农村等地进入北京寻找工作及投靠亲友的人员也有很多，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内由外地迁往北京的人口非常多。1949～1953年，北京市对外地迁入的户口管理非常宽松，无限制措施。只要迁入人员拟在京长期居住，并持有户口迁移证件，即可入户，登记为常住户口。对无迁移证的外省市居民，如确系在京长住，由公安局派出所审查核实，允许取保入户。这是北京市首次实行的无证入户，于1953年2月取消。

1954年6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规定，暂住人口中连续在本市居住3个月以上并提出常住者，均应促其入北京市正式户口即常住户口，办理迁入手续，其中，由其他城市来京者索要迁移证；由农村来京并确已就学、就业及有可靠生活来源者即准报正式户口（常住户口），事后函告注销其原地户口。这是北京市第二次无证入户。1949～1954年，从外地迁入北京人口共102.2万人。（见表1-3）

表1-3 1950年12月份全市户口增减统计

据笔者访谈了解到，当时落户是比较容易的，许多在1949～1966年进入北京的寻找工作、投奔亲属的外地人员都获得了户口。下面受访者于1949年由河北农村进入北京“讨生活”，他在北京找到固定工作后，回老家结婚，并把妻子和父母接到了北京，一家人都有了北京户口。

受访者，M先生，20世纪30年代生于河北固安，新中国成立初到北京定居。

采访者：您和爱人的户口是什么时候给上的？

受访者：我来没多久就上了。她是五几年，1958年之前给上的，那时候好上。

采访者：您父母来了，也有北京户口吗？

受访者：有。

采访者：父母是什么时候来的？

受访者：五几年。[2]

1955年，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指示：北京市人口增加太快，现在工业还未大发展，人口已达342万（含暂住人口），急需加以控制。所以市公安局对于市外迁入申报正式户口者，严格了审批权限，同时取消了寄宿户口。对新中国成立后来京居住的户口，按来京时间先近后远逐步地清理，凡不符合申报正式户口者，一律取消正式户口，改为暂住人口，不发购粮证。

1956年，市外迁入人口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高峰期，人数达到41.2万人，这一年从京外调入干部、职工16.1万人，随迁家属及投靠亲友生活的17.1万人，占当年迁入总量的80.5%。195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国家机关停止增设机构、扩大编制的通知，所以农村人口流入北京的较往年减少。同时，党内整风运动开展后各单位机构精简、干部下放劳动、动员职工家属还乡生产等，导致迁入人口减少。

笔者访谈了解到，当时外地人到北京投奔亲友的，要想落户，也要看亲友所在单位的层次。一位受访的老年妇女谈到50年代时，她的婆婆在山东老家，她希望婆婆能来北京生活，说“我那时在银行上班，农村来人都能给你落户，多好啊”[3]。她说的“银行”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是重要的国家单位，所以如果她婆婆来北京投靠她，是一定可以落户的。

1958年，首都十大建筑陆续开工，工商企业单位大量增加，劳动力严重不足，各单位自行从京外、农村招来大量人员，因当时粮油、副食供应凭正式户口，这部分来京务工人员生活非常不便。所以市委决定将这些人转为北京市常住户口，办理了7.9万人入户，这是北京市第三次无证入户高潮。1958年开始，市外迁入人口增长幅度加大，1959年和1960年，北京市外迁入人口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两年均突破50万人大关，共迁入103.3万人（见表1-4、1-5、1-6）。

表1-4 北京市1958年1月分区户口统计

续表

表1-5 北京市1958年1月工地户口统计

表1-6 1958年3月底全市暂住人口情况统计

1960年10月，根据中央紧缩城市人口的方针，北京市对于入户贯彻了严格控制的精神：首次对干部、职工调入，招收和录取学生规定了入户标准，严格了审批手续。对于外地农民来京入农户的，即外地妇女与本地农民结婚的，准予入农户。采取严格控制入户措施后，1961～1963年，市外迁入本市人口逐年下降，1961年为12.6万人，1962年为10.3万人，1963年为8.1万人。1966～1972年，北京市共迁入42.4万人，年平均迁入6万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迁入人口最少的年份。

笔者访谈中，也遇到过外地来京生活，没有很快给上户口的情况。

受访者：J先生，58岁，年轻时在昌平生活，后来到北京市里工作并定居。

采访者：到北京来了，干什么职业？

受访者：到北京来生活了几年，也不行，没有户口，只能到昌平农村了……我爷爷去找当地政府……政府给解决了，把我们送到林场里，是国家职工了。[4]

政府给这一家解决工作之后，因为有了国家职工的身份，自然有了北京户口，成为北京市民。

2.迁出户口

1949年10月28日，华北人民政府批转了《北京市移民察北办法》，北京市首次开展移民工作，各派出所和民政部门对本市失业、无业而又无原籍的人员，在自愿的原则下，动员他们迁往察哈尔省、绥远省，到1951年共迁出人口8800人。（见表1-7、1-8）

表1-7 1949年北平市17个区管内疏散对象统计（节选）

续表

表1-8 1950年12月全市迁入迁出统计比较

由表1-8可见，1950年12月，全市人口迁出比迁入的数量大，人口数量在当月处于减少的状态。

1951～1953年，向宁夏移民1300人，为北京市第二次移民。

1955～1956年，向甘肃、青海两省移民1.66万人。

1955年7月，成立北京市人口办公室，目的是动员闲散人员回乡生产。当年动员还乡而迁出户口的有17万多人。同年12月，北京市公安局、劳动局、民政局、粮食局组成联合办公室，开展经常性的动员还乡工作，1956～1957年，迁往市外人口达45.5万人。由于人口增长的过快，造成粮食供应、住房条件等方面的紧张，所以北京市政府决定控制人口数量。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控制北京市人口的请示报告

（1957年1月14日）

中央：

兹将我们对控制北京市人口增长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北京市的人口在1949年底大约是二百万左右，其中农业人口约三十八万，城市人口约一百六十五万。1956年底已增加到四百一十二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八十四万，城市人口三百零九万，暂住人口十九万。几年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市政设施和城市房屋等虽然都有很大增加（1956年与1952年比较，社会商品零售额增加了103.6%，棉布销售量增加了93%，肉食供应量增加了90.5%，电车、公共汽车车辆增加了72.8%，住宅增加了约七百万平方公尺建筑面积），但是由于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加以就业人数增加，工资增加，社会购买力提高，以至1956年以来各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紧张情况。为了改善城市供应和房屋各方面的紧张情况，除了大力发展生产、努力改善供应工作外，还需要积极设法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

二、几年来北京人口的增长，在农业方面除了自然增长以外，主要是历年来划入北京的宛平、房山、良乡以及昌平等地区的人口。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机关工作人员的迅速增长。几年来中央机关的建设和发展很迅速，中央各部门都有一套附属机构，如勘查设计机构、研究实验机构、出版社、印刷所、干部学校、训练班、招待所等等。每增加一个机构，就要增加一批干部；每增加一个干部，其中绝大多数连同其家属、保姆等就要增加五、六个人。根据我们粗略估计，中央机关及其附属机构、在京的军事机关和军事学校（不算部队）及其附属机构共约三十四万人。市级机构的扩大也很快，现在共有三万人。

（2）随着生产和城市建设的发展，职工人数也有很大增长。1956年基本建设工人共有十四万人，大部分是解放以后陆续由外地招来或调来的。工业职工1956年比1949增加了十二万人，其中决[绝]大部分是吸收本市中小学生和失业、无业人员，只有一小部分是由外地调来或招来的。

（3）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各种专业学校都有很大发展，学生人数较1949年增加了二十万人。其中大部分大学生和一小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中学生，是由外地来京的。

（4）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出生率不断增加，死亡率逐年下降，自然增长率逐年上升。据市卫生局统计，北京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1952年为2.57%，1955年增至3.51%。几年来城市人口由于自然增长而增加的共约四十多万人。

（5）解放以后机关干部和职工家属由农村和外埠大量迁来北京。1955年通过粮食管理对人口控制较严，家属来京的较少，并且动员了一部分职工回农村参加生产。但是由于对家在农村或外埠的职工没有放假制度，同时在困难补助、劳保制度、房租、房贴制度等方面，许多规定不合理，影响一部分职工要接家属来京；去年在批判不关心职工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以后，在某些宣传上错误地、不看条件地强调接家属来京，去年以来，粮食管理又较松，因此，1956年职工家属来京人数又迅速增多，这一年由农村迁来的人数较迁往农村的人数多十万人，其中大部分是职工家属。另外，在十九万多暂住人口中，也有八万多人是来京的职工家属的亲戚朋友。[5]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做出了批复迁出中央属企业、事业单位离京人员的留京家属工作：

总理最近指示，将历年来中央一级机关及其在京的直属企、事业单位调离北京人员的留京家属。动员迁出北京。调离北京人员的留京家庭数量很大，他们长期住在北京，给各方面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一方面，留在北京的家属占用了中央机关大量的住房，使新调进人员及其家属的宿舍难以解决；甚至有的留京家属因无人管教发生了不少严重问题，造成很坏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少调离北京的人员，由于和家属两地分居，而不安心工作。将这些留京家属迁出北京，即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同时在减少首都城市人口等方面也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这是一项艰巨的和复杂的工作。各地、各部门必须按照总理指示，加强领导，坚持政治挂帅。相互配合，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做好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以保证此项工作顺利完成。[6]

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市政府执行中央方针，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1961年至1962年，全市共精简职工和动员职工家属及社会居民回乡生产25.3万人。1961年因各种原因迁往外地人口总数为35.1万人。1959年到1961年，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粮食产量减少，城市居民粮食定量也减少，所以动员许多临时户口的居民还乡。下面是一则相关的档案材料。

关于动员临时户口还乡，和整顿粮食当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1960年8月20日）

（一）暂住人口出、入情况：

从8月13日到8月20日，共走了六万八千人，进入三万五千人，净走，三万三千人。

（二）收容盲流的数字：

从8月12日到21日止，共收容一万一千人，已迁送走八千五百多人，还有二千五百人待迁送。

（三）这八天中暂住人口（不包括流浪的盲流）离京的有六万八千人。全市暂住人口十八万人，其中正常往来约五万多人，动员对象十二万七千人，现在已走约七万人，还有五万七千人未走（新来的三万五千人有多少盲目流入的农民，尚未查清，未计算在内）。

据公安局从各个派出所推算，暂住人口中的动员对象，表示要走的占45%，目前观望的占32%，不打算走的占23%。

另据对四个片的典型调查，表示不走的比重较大。计：要走的占35%，观望的占23%，不打算走的占42%。

据以上两个调查，估计不打算走的大约有二万人到三万人。

例如：

大栅栏派出所两个片，崇外派出所一个片，东华门派出所一个片的典型调查，共有居民四千一百四十一户，在8月12日有暂住人口六百四十七人，平均每6.4户有一个暂住人口；到8月17日止，共有暂住人口四百九十人，即平均每8.4户有一个暂住人口。

这四百九十人中，据公安局认为非正常往来，应动员回去的有二百七十一人，其中有以下几种情况：

1.投靠亲属的181人。

（如大栅栏一个责任区的需要动员的50人中，即有40人是投靠的，其中投靠子女的14人，投父母的8人，投丈夫的8人，投非直系亲属的10人。）

2.自称看病，但系慢性病的22人。

3.找对象（都是女人）8人。

4.为亲友看孩子、当保姆的35人。

5.来北京找工作的12人。

6.来北京考学校的5人。

7.外地工作跑回来不工作的2人。

8.移民跑回来的6人。

（四）当前存在的问题：

1.暂住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员动员走还有困难，有的赖着不走，寻死觅活。其中，一种是老婆来找丈夫的，有的表示死也不走，有一些职工本人也不愿意动员她们回去；一种是没有劳动力的老太太来投靠儿子、女儿，有的还带着孩子来，表示：养儿为防老，有我儿女吃的就得有我吃的。

（我们考虑，对暂住人口中，动摇、观望的应坚决动员他们回去，最后剩下夫妇关系实在不走的，可以考虑安排他们到本市郊区参加农业生产。）

2.在正式户口中（不包括因家中有临时户口吃了他们粮食而不够的人），在粮食问题上发生问题的主要是过去经常要求补粮的人。

有些人过去不参加劳动，现在参加劳动；

有些人是过去经常不够吃，要求补粮的，如清洁队工人，三轮工人等，有的因这两天缺粮，已影响生产。例如西城区清洁队工人，定量是49斤，实际上有些人吃到59斤。过去500人中有100多人要补粮，每月补2，600多斤，现在不给补了，队里组织人脱产去城外打野菜。

有些人过去经常每月排队吃几天饭馆来弥补不足。8月份，有的人上半月去吃了几天饭馆，这月粮食没有什么问题；有些人准备下半月去吃，宣布收粮票后，便不够吃（差几天）。以上情况，有些是如果计划好，还可能够吃，但8月份，月中动员，16日起实行，已经吃了20天（由7月25日起吃8月粮食），剩下10天计划来不及。例如北京开关厂汇报该厂7月底苦战了三天，吃了8月份的粮食1，000斤，现在补不了粮食，吃到25号就不够了。[7]

1965～1969年，五年间北京市迁往外地人口达91万人，形成1949年后外迁人口的高峰期。此期间迁往外地人口数上升的主要原因是：1965年战备疏散人口和在京单位外迁支援三线建设；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遣送五类人员及其家属还乡；1968和1969年干部下放劳动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两年中全市组织去外地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有24.5万人。[8]（见表1-9、1-10、1-11、1-12、1-13）

表1-9 1949～1966年常住人口变动情况（按当年区划统计）

续表

表1-10 常住人口分阶段变动（按当年区划统计）

表1-11 1953年底～1956年底北京市人口职业分布情况

续表

表1-12 20世纪50年代常住人口分阶段变动（按当年区划统计）

表1-13 20世纪60年代常住人口分阶段变动（按当年区划统计）

表1-14 非农业人口分阶段变动情况（按当年区划统计）

由上述资料可见，1949～1966年，北京市人口总体上呈现逐渐增长的态势。1949～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各行各业逐渐复兴，人口数量出现较为平缓的增加趋势。1953～1957年，虽然由政府主导向外地迁出一部分人口，但由于行政区划的不断扩大、经济建设需要调入大量外地劳动力等因素，总体上人口增长速度比较快。1958～1960年人口增长速度有所减慢，但自然增加人口也是比较多的。1961～1966年人口总体上依然呈现增长状态，以1963年自然增加人口最多，1962年和1964年次之。

三 市民基本情况

要了解当时的北京市民的基本情况，必须先弄清楚市民的文化程度、民族构成、宗教信仰等状况。

1.文化程度

由表1-15可见北京解放之初市民受教育程度的情况，当时的统计可能不太完善，但也可以估量出市民文化程度的大致状态。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1267人，大学程度者（包括毕业和肄业，下同）40535人，专科10184人，中等教育165641人，初等教育441097人，识字者（包括私塾）280769人，不识字者785332人。图1-1是相关的饼状图，不识字者占了48%，识字者占17%，初等教育者占26%，中等教育者占10%，专科及以上一共占3%。可见文盲几乎占了一半的比例。总体来说，北京市民在解放初期受教育程度比较低。

表1-15 北京市市民文化程度统计（1949年10月）

图1-1 北京市市民文化程度（1949年10月）

笔者根据表1-15中的数据，总结出男女受教育程度简表。（见表1-16）

表1-16 男女受教育程度对比

根据此简表总结出男女受教育程度对比柱状图：

图1-2 男女受教育程度对比

由此可见，识字及受大、中、小学教育者，男性比例皆远远高于女性；而不识字者，女性远远多于男性。于是妇女识字成了新中国初期中国教育的重要工作之一。

2.宗教信仰

再看北京市民的宗教信仰状况。北京自身特殊的历史原因，元代定都，回族人从元代开始在牛街及广安门内外聚居，延续至今。清代满族皇室贵胄、八旗子弟与蒙古族皆有不少信仰喇嘛教者。基督教虽然在古代已经传入中国，但成规模信仰是近代以后的事。而佛教与道教在中国各地都有较多信仰者。表1-17是北京解放初期市民宗教信仰统计情况。

表1-17 北京市市民宗教信仰统计（1949年10月）

其中佛教信仰者占85%，回教占5%，信仰其他宗教的占8%，道教、天主教、耶稣教共占2%。可见有宗教信仰者，绝大多数信仰佛教。（见图1-3）

图1-3 北京市市民宗教信仰对比

这里的“其他”没有道明是什么宗教，档案资料中也没有说明，但占的比重不小，据笔者分析，有可能是会道门一类的封建迷信，因为不少误入迷途者家破人亡，影响恶劣，所以史料中没有明确标明。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大规模打击封建会道门活动，解救了不少受蛊惑的民众。

调查发现男女宗教信仰人数以男性为多（见图1-4）。

图1-4 北京市男女宗教信仰人数对比

3.民族构成

由于北京是元明清三代古都，所以蒙古族、回族、满族人数较多，表1-18的统计虽然可能不够全面，但也有一定的价值。

表1-18 北京市少数民族统计（1949年10月）

由表1-18可见，满族人三万多，而回族人六万多，事实会是如此吗？北京作为昔日清王朝的定都之所，从清王朝灭亡到新中国成立不到40年的时间，1949年10月时满族人只会有三万多吗？当然不是。笔者访谈得知，许多老满族人在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都将自己的民族改成了汉族，那时候随便改，也没有人会问原因。改民族的原因，多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笔者在北京西城区档案馆查阅档案时遇到了一对老夫妻，女方是老满族，其祖父是贵族身份，曾在皇宫里有营生，专门给后妃提供首饰，家住地安门。她的丈夫来北京生活五六十年了，但保留着浓重的南方口音。老先生陪着妻子到档案馆查档案，希望能找回满族的身份，无奈派出所与档案馆中，都没有相关的档案保存下来。笔者还采访过一位祖上把满族身份改成汉族的满族人。

采访者：大爷您好！您是老北京人吗？

受访者：是。

采访者：是满族还是汉族？

受访者：原来是满族，后来改成汉族了。那时候户口松，管得不严。

采访者：是什么时候改的？

受访者：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改的，是日本人来的时候吧。我们满族管奶奶叫“太太”，我父亲管我奶奶也叫“太太”，跟我叫的一样。我奶奶说，咱们满族也不拿皇粮了，就改了吧。

采访者：日本人对满族和汉族有什么不一样吗？

受访者：一样。那时我很小，才几岁，我1937年出生的。[9]

曾经是吃皇粮的贵族身份，到民国时期与汉族一样，身份已变得平常，因此轻易地更改了自己的民族。

据1953年的普选运动户口调查，“本市现有少数民族四十八种，一十六万八千一百八十八人”[10]，从档案资料中得知，其中多是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北京工作和学习的少数民族人口。此后，北京的少数民族人口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