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回到故乡：从“重识乡土中国”出发
叶一剑
1.已经回不去的故乡？
几年前，我到西双版纳下面叫勐仑小镇的地方开会，其中的一个晚上，和一个师友从酒店出发到小镇上去吃夜宵，中间经过一段茂密的棕榈树林，周围除了虫鸣和天空中闪烁的星星，就是黑暗，无边无际的纯粹的黑暗。
回到暗夜，突然让我想到童年和故乡。将近十年来，每天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慢慢地已经没有了关于纯粹的黑夜的记忆了，而失去了黑夜，就像失去了故乡一样，不到你再次遇到她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种失去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
今天，我越发怀念小时候的夏夜看到的明亮的星星，还有每天唤我起床的窗外的麻雀的叫声，这种叫声总是和母亲喊我起床吃饭的声音一起，构成了我每天醒来后的亲切和温情，这种温情一方面来自自然，一方面来自母亲，而这两者都属于故乡带给我的永远的纪念。
从2000年读大学离开家乡算起，我已经在“外面”生活16个年头了，在这期间，我为外面的精彩故事和城市文明的绚丽所吸引，一度乐在其中。在这个过程中，很长的时期里最直接的生活目标就是，离开家乡，到外面去，更具体的目标是，离开农村，到城里去。而事实上，这种目标的确立，是从自己在8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在我们村里，包括父亲在内，评价一个孩子是不是有出息，一个最直接而简单的标准就是，能不能通过高考，跳出农家门，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直到今天，在包括我们村在内的很多农村地区，对城乡关系的思考逻辑，依然被“城里的生活就是好生活”这样的思维所主导。
与此同时，很多村庄的人口流失已经越发明显。很多村里更多的院落锁闭，有些竟然是成片荒废，更多人开始不再回到村里过年，更多的人开始到县里或市里买房子，而且，更多本不到去世年龄的人突然去世了。
和多年前伴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化浪潮而发生的大规模青年劳动力周期性的流动和迁徙不同，这一轮正在发生的农村人口的迁徙或者说流失，会成为这些村庄不可避免的未来，并在根本上导致越来越多的村庄消失吗？
遗憾的是，在2013年的春节之前，与很多同龄人一样，我从来没有好好地去了解我所在的村庄，以及我的故乡的历史。虽然，在将近十年的记者经历中，我走过很多地方，有针对性地了解过很多城市和区域的历史。也就是在三年前我开始有针对性地找来我们叶氏家族的族谱，找来我们县的县志，搜集我们商丘地区的有关历史资料，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挖掘更多关于我们一个家族以及家族所在地的历史，尤其是那些一直隐蔽的历史。
寻找的结果充满惊喜。我们这个村庄竟然是一个有着超过600年记载历史的古村落，我小时候读书的叶老家小学，竟然在600年前就已经是叶氏子孙研读诗书的地方，和在“文革”期间被拆除的叶氏祠堂一起，构成了村落规划的核心地标；还有我们小时候钓鱼洗澡的那个大池塘，在明清时期是一个很著名的莲池，一度留下很多文人雅士的诗篇；等等。历史记载依然存在，地貌遗迹依然可见，但故事却开始失传了。
于是，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个村落存废的问题，就像我这几年开始重新思考城镇化是否就是要人们都住进楼房，都过上城市社区化生活的问题一样。
几年来，走过很多城市，也看过很多地方城镇化的样本，和很多推进城镇化的官员交流，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在用城市的思维来对待城镇化，而背后更是被土地开发的思维所主导。比如，一个官员直接告诉我，其推动城镇化的理念很简单，就是“用工业化的方式发展农业，用城市化的方式改变农村”，并自信地告诉我，这样的理念如果有充分的补偿机制，推进得很顺利，村民也很欢迎。
我对这位官员的判断并不怀疑，在很多地区，“城里就是好生活”以及“用城市化的方式改变农村”两种思维方式“合谋”的结果是，消灭农村式的城镇化路径是可以推进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在这样的城镇化过程中，有没有去问问在城里的人对乡村和故乡的理解和愿望呢？
随着人们的文化觉醒和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回到故乡，正在成为很多人包括精英人群的共识，多年以后，这样的共识将更显性化。那么，在多年以后，按照目前这样的城镇化方式对待乡村，我们重回故乡的可能性还有多大呢？如果我们都回不去了，那将是怎样的一场民族和国家的危机啊！
2.亟须正视的“城里的乡愁”
如今，我们已经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包括我长大的村庄在内，中国的很多村庄正在遭遇史无前例的衰败，而且，这次衰败和历史上伴随一个地区家族沉浮的衰败不同的是，这些村庄可能再也不会有兴起的那一天了，直到不可避免地最终消失。
“消失的村落”，这听起来多少有点让人伤感——尽管是在“城市就是美好的生活”这样的话语共识之下，我依然为这些年我们的大地上每天都在消失的村庄而倍感惋惜。
导致这种村庄存废的力量，不仅仅是一种来自外界的或者说城里的迫切改变这些村庄的资本和权力，还有这些村庄内部对村庄的美好认同的瓦解。很多村庄里越来越多紧锁的大门和破败的院落，其实已经提前宣告名存实亡的现实。
而且，我在走访中发现，很多人并不认为这些村庄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的背后充满了危机，相反，他们认为这次与中国经济崛起一起发生的人口迁徙，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这个国家期待已久的发展梦想。包括这些村庄的出走者，他们虽然每天迁徙、奔波、居无定所，但也会时不时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奇迹感到自豪。
这真是一群善良的人，他们对外面的城市充满美好的想象，满怀理想和对城市的信任，坚定地认为自己能够在城市找到自己的未来；哪怕自己不停地从一个城市奔波到另一个城市，他们也更多地认为，这是达成美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将一切的委屈、苦难、歧视，都看作人生的一次成长；哪怕是在最孤独的夜晚，最凄凉的黄昏，也没有想到去怀疑这个城市，而是选择怀疑自己。
这真是一群善良的人，他们很多人并不知道，与自己类似的奔波和痛苦，在历史上的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曾发生过：在那个时代和那些地方，很多大城市的内部或周边，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一样，以同样密集、拥挤、肮脏的方式，聚集了大量的从乡村迁徙而来的人口。只不过，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并没有用今天的“农民工”一词来称呼他们，而且，在数量上也没有今天中国2.6亿的规模。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历史上伴随其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所形成的独特社区，和今天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人口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形成的独特社区一起，被加拿大的记者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称为“落脚城市”。
桑德斯在名为“落脚城市”的书中，对人类历史上发生于18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欧洲与新大陆上的剧烈的迁徙潮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为正是那次大规模的人类迁徙，直接造成了人类的思想、统治、科技与福利的改头换面。
在桑德斯的分析框架中，“落脚城市”被作为分析让人充满担忧和希冀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叙述平台，结论包括，正是由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对迅速出现的落脚城市——这种过渡性的都市采取了不同的决策思路和态度，这些国家其后的历史演变朝着不同的方向而去。
反观中国今天的现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被桑德斯表述为“落脚城市”的地区，那些年轻的、充满梦想的、善良的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将自己每天实际上赖以生存的这片地区视为自己的街区和城市，他们在故乡之外的地方所遭遇的挫折，还没有完全透支他们对故乡之外的城市的信任。他们还很少有“自己就是这片地区的主人或自己理应成为这片地区的主人”这样的政治诉求，甚至他们在孤独的时候还会朝向故乡暗暗地回忆那条村头的通往家门的小路。
尽管这些地区有那么多的不公平和歧视，但依然在一个非暴力的逻辑下运转着。毫无疑问的是，这里的环境每天都在强化他们的“乡愁”，包括对在这个城市落脚的向往，或者是对收获后回到故乡的期待。可以想见的是，总有一天，他们内心深处这份“城里的乡愁”需要找到归宿。如果那个时候，他们所处的城市还没有给他们以包容和温暖，他们的故乡多年后也彻底衰败甚至消失了，那么，他们的光荣和梦想又将在何处安放呢？
桑德斯在其书中写道：“乡村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家如何经营大城市，以及为这些城市的移入人口提供什么样的权利与资源。另外，城市与国家的命运通常也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乡村以及从乡村移出的人口。”
沈从文先生曾说，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要不回到故乡。那么，如果大家都回不去故乡了，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成为一个士兵，战死沙场呢？
3.是时候勇敢地“回到故乡”了
当我来到沈从文先生的墓地时，凤凰小城刚刚下过一场雨，沱江水流湍急，以至于将原来装点在江上的一些浮桥都被淹没了，左岸的人到右岸，需要绕行到几个较大的石桥，右岸的人到左岸，也同样如此。于是，两岸的喧嚣暂时消减了许多。
沈先生的墓地在一片安静的山坡上，溪水奔流，哗啦啦的响声，让题写着墓志铭的那块石头尤显安静，一任岁月流逝，光阴过隙。有这片故土和墓碑旁妻子张兆和写给自己的“情书”相伴，沈先生可谓魂归故乡了。
不过，在我当时去凤凰的时候，也是凤凰因为政府收取门票而引发广泛争论的时候，博弈双方和“参战”的媒体，都将目光投向了门票背后的古城经营。
那个雨后的下午，我坐在沱江岸边一家小旅馆朝向沱江的阳台上，看着对面客栈阳台上对坐而谈的情侣、江中的白鹅，以及我的阳台下面一个悠然作画的小女孩，突然感觉在自己的电脑中浏览关于凤凰收费的报道，是那么煞风景。
沈从文的凤凰城和沱江已经在逐渐远去。一个唯利是图的喧嚣之城还是沈从文的故乡吗？
每个人的故乡似乎都在沦陷，只是沦陷的方式和速度有所不同，但又都在以一种最不应该的方式沦陷。沈从文笔下的凤凰，一度是一个多么纯净和质朴的所在，但现在却恰恰沦陷于门票的利益纷争中，就连当地的原住民的抵抗，也更多是因为自己的生意受到了影响。
这让我想到了梁鸿在其《出梁庄记》中最后的那句话，“我终将离梁庄而去”。而在此之前，她曾多么热心地记录自己出生的这个村庄的人、事、物，还有那些走出去和依然生活在这里的人的抵抗、忍耐、屈辱，等等。为此她撰写了《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两本书，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他们眼睛的每一次眨动，他们表情的每一次变化，他们躯体的每一次摇晃，他们呼吸的每一次震颤”，都记录下来，“让他们说，让梁庄说”。
也许梁鸿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自己越是详细地记录，越是无可避免且越发清晰地得出一个梁庄终将沦陷的结论，尽管她是那么希望自己的梁庄能够在剧烈的现代性变迁中，表现出传统的力量，坚强地存在下去，哪怕是为了存在本身。但梁鸿最终还是带着无奈回到了自己已经更加熟悉和温暖的城市。
我们是否应该为我们那个乡村故乡的消失而哀痛不已呢？甚至沉迷其中，并进一步失去面对城市和未来的意愿和勇气？
在对梁鸿笔下的梁庄的阅读中，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包括：到底是什么导致在那个物质的、房屋的、街道的梁庄还没有倒下的时候，那个精神的、故乡的梁庄已经让很多人回不去了？更重要的是，又是什么让这些已经在某个城市的角落生活了5年、10年甚至20年的梁庄人，依然无法在生活的场所找到新的“精神故乡”？甚至说这是一次从一开始就注定找不到新的“精神故乡”的迁徙。
这些人每天为金钱忙碌，却始终得不到金钱的青睐，无法摆脱贫困的纠缠。他们在努力地寻找自己的尊严和身份，却始终得不到尊严和身份。这是一群流浪的人，而且，“这一批流浪者无法战胜疏离、劳累和孤独所带来的摧残性忧郁，无法战胜无用感、无根感和自卑感”。
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对很多人来说，其人生悲哀的起点，恰恰是自己主动选择了一条充满悲伤的逐利之路。和这个社会上的很多人一样，他们心甘情愿为了钱离开梁庄，而回不去梁庄也是因为钱，无论是挣到钱的还是没有挣到钱的。当巨大的悲伤来袭时，自己却从来没有建立起自救的能力，甚至连一点社会性的觉醒都没有。于是，太多的人成了没有故乡感的人，社会成了只有流浪和漂泊的社会。
里尔克在其《世界上最后的村庄》中说：“离开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这也是中国当下最现实的危机，而疏解这种危机的机会则是，为所有流浪的人重建“回到故乡”的可能，这个故乡可能是自己出生的乡村，也可能是自己生活的城市。而且，不是在自己死后才魂归故里，而是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能回到故乡。
4.重识回到故乡的可能
改变已经发生。以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现代农业等为代表的对乡村资源的品质化开发，已经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和新商业模式诞生的重要路径之一，这背后体现了新消费时代对乡村价值的洞察，随着资金、信息、消费和人口向乡村空间的集聚，乡村将从问题频繁之地变成财富暴涨之地。
如果放在更长的历史维度来看，我将新中国成立以后主流社会对乡村的基本认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工业化阶段，乡村经济基本上被作为反哺工业的“奶牛”，主要体现就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剪刀差”政策设计。
第二阶段，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破败成为乡村经济的常态，并与此伴生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国家和社会对乡村发展的态度基本上是减负减贫和化解社会问题，乡村也更多地表现为“问题存在”。
应该说，直到今天，将乡村作为“问题存在”依然是社会的最主流认知，这从每年春节流行的“返乡体”写作就可窥知一斑，乡村从经济到社会到伦理的不堪，成为我们抨击和惋惜的对象，也进而成为整个社会对田园和乡愁进行追忆的心理起点。
但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接下来针对乡村的治理变革是以“问题”和“破败”的乡村为认知前提的话，那么不但会对“问题”和“破败”的化解无益，更会对新的危机缺少预见。
比如，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对资本下乡抱以先验性的敌视态度，对城市人口返乡栖居给予冷嘲热讽，对商业文明在乡村的适应性缺少信任，等等。这些对乡村和农民充满“父亲式”的关爱态度背后，越来越体现出对乡村和农民的事实剥夺，包括致富机会的剥夺，完整人格的剥夺，融入现代的权利的剥夺。
今天和未来的乡村，已经更多地表现为“财富”的存在，而不仅仅是“问题”的存在，这就要求我们在针对乡村的变革判断上，鼓励并规范乡村资源的财富化变现，并立足于公共、公正、公开的财富分配制度设计。
而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最近两年中央频繁地出台了一系列围绕“三农”改革的新政策文本，可谓眼花缭乱，由此可见，中央高层对乡村问题的最新态势和紧迫性是有洞察和判断的。通观这些政策文本，总体而言，方向是很明确的，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成为主要诉求。在此前提下，逐步认可和规范化资本下乡、农民身份解放、农村土地价值变现、农村资产保值增值、农村社会和谐化、农村传统文明基因的活化。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投资和产业界人士，对新时期乡村经济的开发，秉承生态敬畏、文化敬畏、自然敬畏的理念是很普遍的。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将农民赶走了之的模式被认为是难以为继的，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思考在地文化保护的问题、在地资源的可持续开发问题。并通过互联网的手段和平台，打通地域市场和外部市场的互动通道，进而通过以超越本地化的方式实现商业价值回报。
当然，直到目前还有所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投资人和运营者都可以正确认识到原住民的价值，更多的是立足于乡村空间既有的物质和非物质资产来思考发展模式，对原住民的使用更多的是以产业工人的方式进行雇用。
从中长期来看，这其中的风险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解决在乡村资产快速增值的同时使原住民收益也能快速增加的制度设计问题，一旦乡村资产在综合投入下快速增值，财富分配将引发新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之前在城中村改造和城市郊区农村的城市化进程中，都曾出现，并构成了中国城市危机的主要部分。
我们当然不希望更广大的农村在中国社会变迁中重蹈当年城中村和城郊村的覆辙，而避免这一危机的出现，我们需要从现在就立足于将乡村作为“财富”存在进行更完善的分配制度设计，而如果要确保分配制度的动态博弈公平，就需要立足于整个乡村治理的变革来推进乡村社会的整体性变革。这就是我今天提出“回到乡村治理”这一传统命题的背景和原因，而包括“回到乡村治理”等在内的对乡村变革的推动，重要前提之一就是“重识乡土中国”。
我们已经对自己一度最熟悉的乡村和乡土误解太久了，以至于我们已经忘记和不相信她本来的样子，甚至包括具有专业背景的研究者和学者都无法洞悉其背后的人文价值和治理智慧，再也写不出理性而克制的乡土叙事了。
所以，大概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开始提出“重识乡土中国”的命题，并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寻访去发现和讲述沉默乡土中的“最安静的风景，最沉默的文明”。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鲜明地将这种重识和寻找落脚在对这里的人的命运关照上：“这里的日出日落跟着大地，这里的人的未来又在哪里？”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从2015年开始，我邀请蒋伟涛先生在方塘智库的传播平台上开设“重识乡土中国”的专栏，当时我们对这一系列研究性写作的定义是：“唯有重新发现，方能洞察本质，进而启示未来。致力于通过在全球化、互联网、城市化、技术革新、资本入场等多重时代背景下，多维度、宽视野、系统性求解中国乡村变革的未来。”
一年成书，实属不易。在祝贺本书付梓的同时，感谢蒋伟涛先生的辛苦付出，也算是帮我完成了一个心愿。所以为文，代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