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善不敌恶时
要不是321号犯人在午夜前从梦中惊醒,这一天就不会在历史上有特殊意义。谁会相信这个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中年人竟是诺埃·牛曼教授——牛津大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天体物理学家? 他习惯性地用右手拍两下脑门,确认自己是醒着而非做梦。随即伸手到枕下的杂物中摸索。摸到笔和一张纸,不管上面已写的是什么就唰唰两笔划掉,屏住呼吸,急速在下方空白处写下一个等式:
思维成为可见=道德成为本能
端详片刻后扔下笔,牛曼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仿佛是当年爱因斯坦第一次写下了E=mc2。他抬头环顾四周那种种远离自由的标志:粗糙的白壁、结实的铁栏、从走廊的长明灯借来的勉强的灯光,当然还有邻床狱友——那个粗壮的强奸犯正鼾声如雷,鼻孔肆无忌惮地喷射……入狱以来他多次这样环视过这个突然属于自己的环境,不但这次的感受完全不同,不再是痛楚的怨愤,而变成一种可以由此出发的希望。他甚至想起他所喜爱的中国哲人孟子的豪言: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增益其所不能”啊! 想着,一股悲情涌起,潸然泪下。
诺埃·牛曼是公认的物理天才。早年在剑桥师从诺贝尔奖得主瑞克·格登攻读博士时,那个谁都瞧不起的格登大佬竟也叫他“小爱因斯坦”,并预言:“搞不好这小子获奖会比我当年还年轻十岁!”那不是赞誉——格登从不赞誉谁,而且最为自己如此年轻而获奖感到骄傲——而是科学预测。他知道牛曼不仅具有他那样的一流物理学家的天资,而且有一个让他都眼馋死的本领,居然能在梦中进行科学思考! 那思考有时比醒着时还有效,以至格登会不时把某个难题交给他:“回去睡一觉!”这本领有几分天生也有几分人为。十二岁那年,小牛曼深为凯库勒梦到苯分子结构的故事所激励。弗雷德里克·凯库勒是19世纪的德国化学家,他曾苦苦思索苯分子(C6H6)的六对碳氢原子是如何连接起来的。所设想的种种形式都被实验否定了,但他锲而不舍地钻研,并久思成梦。一天晚上他梦见一条长长的碳链像一条蛇般在空中游动,突然蛇尾大幅度地一甩搭到了蛇头上:环状! 著名的苯环结构便由此而来,这是奠定有机化学基础的最重要发现。敬佩之余,少年牛曼如法炮制,故意训练自己在入睡前冥思各种数学难题,并在半睡半醒的状态坚持用力思考。渐渐地,这些问题也出现在他的梦中,他开始在梦中逻辑推理起来。不知是因为数学逻辑强大得能把睡眠的大脑也条理化,还是因为这大脑就是按照这种逻辑特制的,反正他的梦中思考越来越严密,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竟至能解出醒时都难以解出的题目。
一个最好使的脑袋又加倍工作,效率可想而知。他跟随格登从事宇宙线研究不久就成就斐然,以至格登从开始的欣喜无比转而感到一种威胁。当牛曼解决了格登多年未能解决的几个难题后,诺贝尔奖得主决定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碰巧牛津大学有了个天体物理教授的空缺,他便竭力推荐自己的年轻助手。牛津既没有研究宇宙线的传统也没有所需的设备条件,此举如同一个渔夫送给竞争对手一块远离大海的良田。但牛曼十分感激导师的推荐,却全然不知是被放逐。不论如何,他成了牛津最年轻的教授。此后他取得了许多成果,只是都在格登的领域之外。
近年来牛曼主持了一项关于引力波的重要研究。这一课题可望实现从射电天文学向引力天文学的变革,如爱因斯坦所梦想的那样。一旦突破,必获诺贝尔奖无疑,所以大洋两岸竞争激烈。哈佛的团队依靠雄厚的资源全力以赴,但牛曼得以保持领先地位,因为他独辟蹊径地创造了一种非传统的研究方法。这方法业已成为制胜的关键,也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然而,正当他感到驰骋宇宙、胜利在望之际,突然祸从天降……
生活伴随许多不起眼的小事,你不知道其中哪些会有重大后果。从宗教的角度看,很多祈祷没有得到回应是因为它们都只冲着大事而发了。
牛曼的三口之家住在牛津北郊,一幢维多利亚风格的别墅,享有田园风光。牛太太琳达儒雅美貌,像她爱画的中世纪风格赞美画中的丽人一样有气质。作为牧师和画家的女儿,她自学生时代对宗教艺术产生了兴趣后就一发而不可收。孜孜不倦而精益求精,她对基督教名画的临摹逐步达到乱真的程度。但这并未妨碍她把小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除了对丈夫的超时工作有几句合情合理的抱怨之外,她对各司其职的家庭生活也总体觉得满意。儿子阿仑才两岁多, 却已学会了爸爸的口头禅;时不时说一句“原来如此”,若有所思还很合乎情境、语境。牛曼叫他“小保守党”,因为他早上不愿到托儿所而晚上又不愿离开那里,颇有反对变化的倾向。但他是如此人见人爱,夫妇俩夸口说他们不用请保姆照看他,因为常有邻居把他借去照看。
牛曼的助手休博特·虎克博士跟随他多年,两家亦是近邻和朋友。虎克作为物理学家的才气一般,但很善于待人处世。他那持续不断的微笑给人以谦和近人的印象。凡随牛曼出行而做自我介绍时,他必说自己师从牛曼是三生有幸。牛曼有时觉得没有必要如此恭维,但总体上还是感受到一种惬意的忠诚。
但虎克选女人并不客气。虎太太古蕾丝妖艳性感且能说会道,那高耸的胸脯令她像核大国一样自豪。更具杀伤力的是那双媚眼,它们仿佛会说话。她深谙眼球迁移术,从这一角到那一角间忽地一转,不仅使眼白最大化而光亮动人,而且色泽妩媚,介于碧波荡漾和月色朦胧之间。由于受惯男人爱慕而心气甚高,外表的高傲仍不能抵御内心欲望的增长。原本以为嫁了个相貌堂堂的牛津科学家已经不错,但直到认识了牛曼才知天外有天,自己的丈夫各方面都远不如人。而把自己与牛太太相比,虽说五官各有千秋,曲线还胜出一筹,是多数男人更“吃”的那种。如此一负一正,自己没有遇到牛曼这样的人完全是老天无眼。这些使她耿耿于怀,不能不节外生枝。在周末聚会时,她曾几次寻机侦察过牛曼,以那种深信自己魅力的女人所特有的有恃无恐来挑逗。她那火辣辣的眼神、摇摇欲出的胸部确实使男人很难不咽口水。牛曼也不无刺激感,但还不乏应对这种游戏的理智,何况虎克是自己的忠实助手。他微笑着示意道:“结了婚的人就是结了婚的人。”
这废话般的真理最言简意赅。虎太太碰过几次钉子之后只好作罢。不过她与牛太太的交往容易得不在话下,很快已如知心朋友似的,只是牛太太不知道这朋友的心思。牛曼倒是有所觉察,但并不介意。一个女人喜欢你而又自知不可能,就想通过与你太太交朋友而增加些往来,不也属人之常情? 何况她也不是没有诱人之处。
虎克夫妇是天主教徒,而牛曼夫妇不信教,有时闲谈中会涉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话题。虎克认为二者都是需要的且可以并存,牛曼认为这种态度有些机会主义。有一次他问虎克:“如果让上帝对两种人做选择:一种是公然不信他的无神论者,一种是将信将疑的机会主义者,他会对哪种人好些?”
虎克说:“这很难说,要看他是怎样的性格。他可能威严无比也可能审时度势。”
牛曼问:“那你看他大概是怎样的性格呢?”
虎克说:“这也很难说。你一定要问,我宁可相信他智慧多于威力。他也许允许某些妥协,因为他理解人的弱小。当然这也不是由我说的。”
“原来如此!”牛曼笑道,“看来科学家信神也可以持科学态度。”
牛曼挺欣赏虎克的审慎回答,这使他联想到爱因斯坦与玻尔关于量子力学的著名争论。爱因斯坦批评量子力学的统计规律不完备时说“上帝不掷骰子”。玻尔就说:“你既然用上帝来解释事情就不要教他如何做。”虎克大概学了玻尔的“不教上帝”的态度,但把它很好地变成了自己的说法,其不甚肯定的口吻反而更显稳重。
宗教问题在两位太太之间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内容。虎太太上教堂主要是随夫而为的社交时髦,但她引人注目的形象和传神的目光颇有影响力,把圣街教堂的神父大卫·戴维斯搞得心神不宁。戴维斯四十开外,也曾就读剑桥,先学艺术史后攻神学,对中世纪的基督教艺术颇有造诣。他讲经布道时文史兼备、风趣幽默,很受当地有教养的教民欢迎。不过他喜欢女人,也不知是生性如此还是由于独身的缘故而变本加厉(常识当然是越不透气的容器压力越大)。虎太太飘然而至后不久就和他熟悉了。戴神父的几次超乎寻常的殷勤和借题发挥的邀请使经验丰富的虎太太觉察到:这个道貌岸然的“出家人”也是众多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人之一。虽然喜欢被异性崇拜,虎太太也不是那种随便以风流韵事给自己惹麻烦的人,而是善于把这种崇拜转化为实利的效益主义者。
一天下午做完弥撒后,戴神父建议向她介绍教堂的17世纪彩绘玻璃窗;这是圣街教堂的一个著名特色,许多旅游者慕名而来。虎太太对玻璃窗并无兴趣,那五颜六色的圣经故事画面对她来说都差不多。但戴神父眼中那讨好漂亮女人的神色使她想起了什么——正与牛曼拒绝她时的那种该死的故作镇静形成对照! 她突然发现这神父身上有某种东西可以利用,确切地说是某两种东西的结合:对宗教艺术的渊博知识和对漂亮女人的浓厚兴趣。她好像专注地听着介绍,不经意间“啊”了一声,像受到启发似的提起她的好友牛太太来,说她也如何的对宗教艺术有兴趣和有才华,而且还异常美貌。
“比我更漂亮呢!”她诱惑地笑着补充道。
一个漂亮女人称赞另一个女人漂亮是极易引起男人的兴趣的,因为女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自背十字架的。果然,戴神父开始问这问那。对这些关于牛太太的问题,虎太太有所回答也有所保留,但没有忘记提到:牛太太虽不上教堂,但她是牧师的女儿。
此后不久,当虎太太在牛太太处观赏绘画作品时,又有意无意地提及戴神父,以及他对宗教艺术的渊博知识。这引起了她的兴趣。
“你一定要见见他。”虎太太对牛太太说。
此后不久,她安排他们来她家喝下午茶。
果然不出所料,两人兴趣相合,谈得十分投机。戴神父大为牛太太的美貌风韵倾倒而滔滔不绝,用虎太太的话说是“像个坏了的自来水龙头”。他对牛太太关注的基督教名作典故等大加评论,从教堂建筑的风格到镶瓷壁画的韵味无所不及。对她的提问更是有问必答,犹如百科全书。牛太太受益匪浅,觉得遇到了难以寻觅的知音,情不自禁地邀请他到家里鉴赏自己的画作。
“不胜荣幸!”戴神父露出明显的兴奋。
大概过于明显,连自己都觉得有些过分,从而意识到自己一直专注牛太太可能已引起在一旁的虎太太的不悦。他正要做点儿修正的表示,不料虎太太阻止了他并理解地笑道:“真高兴看见我的两个朋友如此一见如故!”
看到牛太太对文艺复兴时期名画的临摹作品,戴神父显出大为惊讶的样子:“我对这些基督教名作景仰不已,但对现代艺术家的仿古能力早已不抱希望。想不到今天在这里幸会起死回生的佳作、领略时光倒流的神韵! ”他特别赞赏了那幅皮尔罗《复活》(Piero's Resurrection )的仿作,感叹不已:“你把他的《复活》又复活了,让我怀疑自己回到了15世纪意大利的克洛吕斯城堡。现在我才真正理解为什么T.S.艾略特称它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品。”
一个专家的肯定比一百个外行的称赞都有分量得多,牛太太禁不住得意地看看一旁的丈夫。牛曼觉得戴神父的夸奖有些过分。临摹毕竟是临摹,要是如此称赞的话原作又该怎么办? 但他也颇为太太的高兴而高兴,这毕竟是难得的事。他自己虽不信神但也并不反对宗教,说到底宗教是相信不能证明的东西,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连他的牛顿老学长——剑桥三一学院三百年前的前辈——也认为力学定律是在上帝做出“第一推动”后才主管日月星辰的。加之戴维斯是剑桥校友,他们有不少共同熟悉的东西可聊:从划船俱乐部、国王军酒吧到古怪教授无所不及——对牛津、剑桥的学生来说教授当然也是“东西”。彼此聊得很愉快,还留客人用了晚餐。
此后戴神父不时来欣赏牛太太的作品,牛太太也常去教堂向戴神父请教。来来往往的已然成为好朋友。
几个月后的一天,牛太太突然告诉牛曼她要入教了!
“希望你不介意。人的艺术是关于艺术,而神的艺术是关于神。”她有准备地说,像是引用谁的话。
牛曼对这似是而非的说法似懂非懂,但又不敢像追问学生对物理问题的回答那样追问究竟,那会使说不清楚的人很不舒服。心里对太太的这个大举动自然不悦:不介意? 说得倒轻巧。首先是这位神父的影响不过分吗? 好像比我的还大,他想证明宗教比科学厉害还是怎么的? 其次是琳达明知我不信教,她不仅教堂跑得越来越勤,现在又干脆……不说别的,无神论和信徒同床共枕会做一样的梦吗? 那距离是连天体物理都无法丈量的,因为不是多少光年的问题而是不同维度的问题。再说,他目前研究项目正处在关键阶段,后方安宁十分重要。两人的关系虽不无起落,一般还算稳定,谁知这个变化会引起什么别的变化?
但思想毕竟是思想,一转念他把这些话咽了下去。首先,太太不是在请求批准而是在发出通报,那商量的口吻只是出于礼貌而已。他的原则从来是尽量不反对太太的愿望,尤其是在反对也无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还不如以积极的态度应对。若往好的方面去想,她入教说不定也有些益处。近来自己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少有时间顾及她。度假之事一拖再拖,她已经很不悦。时间是个常数,若她常去教堂倒可以减轻对自己的压力不是? 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好处。虽然他们之间总体上是相互信任的,但漂亮女人的丈夫所共有的防范心理他也有一点。一般来说信教将增加这方面的安全系数。他虽背不全基督教的“十戒”,但“不通奸”一条是知道的。
经这么一想,牛曼调整了自己的表情而表示不介意:“希望这是件好事。谁知道呢,或许上帝还能帮我一些忙也未必可知。”他也提到希望令人满意的家庭生活不会因此而改变。即使这个小小的要求,也是用赞许的口吻提出的。
牛太太没想到丈夫答应得这么爽快,感觉像是跟人借钱时获得意外惊喜:不但借还说不必还了! 她甚至为自己对他缺乏信任而有所惭愧。正当她在寻找一句感激的话时,牛曼凑上来在她的颊上碰吻一下,示意谈话结束;然后径自转身朝书房走去,进入后带上了门。
这些是牛曼的常规动作,牛太太再习惯不过,但此刻她感到自己特傻。她还不了解他吗? 这个全身心地扑在他的研究上、恨不得连觉也不睡的人哪有心思管她信不信教的事? 她心情一落千丈:哪里是什么借到了钱不用还,倒像是傻乎乎地乞讨来一双人家早已扔掉的破袜子! 哼,居然还摆出一副理解支持的样子! 她叹了口气,转身去了教堂。
太太入教确实使牛曼得以更集中地把精力用于他的研究,他暗自庆幸自己顺水推舟的决策英明。各得其所,何乐不为? 至于是否同床异梦,那原本就是不得而知的事情。
牛曼的研究项目进展顺利。理论计算已经成功,相应的求证实验也都设计好了。但进入实验阶段还有经费问题需要解决。在这方面,他不得不羡慕他的美国竞争对手:哈佛的研究经费是牛津的十倍以上。所幸,从虎克与那边的朋友的联系所得到的信息来看,那边的研究仍局限于传统方法,理论计算还落后一大截,当然谈不上实验。
虎克对牛曼开玩笑地说:“我们设计了实验而没有钱去做,他们有钱又没有实验可做,让他们把钱给我们来做实验岂不是最合理?”
牛曼笑道:“你想得倒美,说不定他们还想让我们把实验送给他们去做呢,那还省了银行方面的事。”
牛曼欣赏虎克的善于与方方面面保持联系。他带来的哈佛的进展信息虽然没有技术价值,却告知自己在竞争中所处的位置。当然,他提醒虎克在通信时一定要注意保密。鉴于那边在理论途径上陷入死胡同,这边独有的研究方法几乎就等价于诺贝尔奖。
但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那天早晨,牛曼在去研究所之前做了一阵子家庭司机。先开车把阿仑送到托儿所;然后送太太到火车站——琳达要和戴神父一起北上约克,参观在约克大教堂举行的中世纪宗教艺术展;最后才送自己上班。这种司机的活是他乐意提供的几项服务之一,因其简单明了而耗时确定。
当牛曼正要进他的办公室时,秘书递给他一封信,上面注有“亲启”字样。他稍觉蹊跷。关上门后打开来看,发现不是信而是一沓照片。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重重地拍了一下脑门以断定不是在做梦。即便如此仍不敢相信,竟是琳达与戴维斯的亲热照! 他感到一阵恶心,像咽下一只活苍蝇。从背景看,那是教堂的一角。虽然照片不够清晰——没有用闪光灯的缘故——但足以辨认出形象和亲昵程度……
牛曼锁上门,想让自己镇静下来。除了愤怒外,他还感到一种既成事实和未知阴谋交织的可怕。发生的事情已经一目了然、不可改变。从根本上说,他知道自己和太太的相处状态并不理想,出这样的事虽然意外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就像自己受虎太太诱惑时也并非毫不动心——那种时刻只要稍微宽待自己一点就可以滑过去……看来那艘从古老传说中驶来的小船也终于在自己这儿靠了岸,也许那根本就是性的本能,是注定要发生的……相比之下,这隐姓埋名的寄信者似乎更为可怕。照片又是谁拍的? 送来的目的何在? 他研究了一下信封,那打印的邮址没有笔迹可辨认。他在脑子里把和自己有关系的人过了一遍,从同事、邻居到近期有过接触的人,看看有没有可能做这种事的“敌人”。但却想不出一个。如果一定要找,那只能是他的哈佛竞争对手了,毕竟是诺贝尔奖之争啊。但又一想,那些给银河系拍照的人怎么可能跑来拍这种照片? 难道是用最先进的射电望远镜从大洋彼岸的马萨诸塞州拍过来的? 当然不会。要是真有那么先进,何不干脆拍到床上去算了? 那么到底是谁干的呢? 回想起来,他记起是虎太太介绍琳达和戴神父认识的,或许她会知道些情况。他知道虎太太对自己有意思,这意味着她对琳达有妒意;若她知情,应当愿意告诉自己。他于是给虎太太打电话,说有急事求助。
虎太太好像很惊讶,但没有细问,只建议午饭后上牛曼家去谈。
牛曼昏昏沉沉地开车回到家。
他喝了杯白兰地,心绪不宁地躺倒在沙发上,直到门铃响起。
虎太太着一款黑色无袖连衣裙,既分明地衬出白润的肩臂又整体地显示令人羡慕的身段,从胸到腰到胯无不恰到好处。为了保持如此身材她没要孩子,那是顶着丈夫的压力而付出的代价。
但这时的牛曼没有任何美学胃口。他拿出照片递给虎太太看,问她知不知道。“天哪!”她轻声叫道。一张张地看过来,然后转向正在盯着她的牛曼无奈地摇摇头,表示并不知情。
牛曼很失望,又斟了杯酒一饮而下,全不管虎太太。
虎太太坐到他身旁,拿下他手里的杯子放到一边,顺势把他的头拥到自己肩头,轻轻抚摩着。这安慰方式已相当亲昵,但鉴于此刻的特殊处境又似乎并无不当。
牛曼感觉到陌生女人的体温和香水味,微微一震。然而这种稍带刺激的安慰也似乎是此刻所需要的。
确定了这种能相互感觉的方式,虎太太耳语般地轻声道:“唉,我也不能说完全不知道。有几次见他们单独在一起,我也起过疑心——我们女人对这种事是敏感的。但我想即使是那样又怎样呢? 说到底,两个人相爱到底有多少错呢?”说到此,她把牛曼的头拥得更紧,抚摩得更深情,甚至感受到自己手指的激动。
牛曼感觉到她并不是在议论别人而是在表达自己,不是在安慰而是在辩护。好像她知道他需要一个解决方案,便要给他一个直截了当的……
虎太太意识到大致掌控,进一步朝怀里拥他,使其面颊压迫自己起伏的胸部……牛曼的呼吸急促起来。他想摆脱,但弹性力学似乎在向相反的方向作用:越抗拒就越感到刺激,越受到一种肉欲的肆虐——好像有什么在越来越快地搅拌他的血液,让他兴奋,让他融化。他知道自己已达到临界状态,只要最微小的松弛就可进入无穷的快感……
终于,他搂住了她……
他们在一起待到傍晚时分,牛曼突然发现已差点过了去托儿所接阿仑的时间。虎太太仍不愿分开,但在充分表达其眷恋之意后还是及时显示了她的善解人意。
牛曼开车全速赶到托儿所,到达时那里已经走空。留守的女老师给了他一个责备的眼光,那是专为没有正当理由而迟到的家长准备的。他难为情地道了歉,好像女老师已经看出他的不正当理由。他也向阿仑道了歉。阿仑没有埋怨,他的小嘴在爸爸脸上的亲吻像往常一样具有驱散一切烦恼的功效;只是牛曼更感到这是世间最纯洁的东西,真希望它能多持续一会儿。他把儿子抱得紧紧的,仿佛要靠自己施加给他的力量来忍住自己的泪水……他有一种向儿子倾诉一切的冲动,可又明明知道那是不切实际的奢望。这个完全依赖于爸爸的小生命,怎么会理解爸爸也正同样程度地依赖于他啊!
牛曼把阿仑放在后座的安全椅上。他发现接太太的时间快到了,便赶紧发车。生活是一种惯性。虽说这一天下来他的世界已经搞得天翻地覆,可原定的事还得继续下去,大概因为不继续下去将会更难。
这时是下班时分,他从环城的双车道绕行以加快速度。越接近与琳达见面的时间,思想越激烈地提出各种问题:要不要向她发问? 若要问,怎样问? 她会怎样回答? 他又该怎样应对? 还有虎太太的事呢? 是不是这就算扯平了? ……一个念头压过一个念头。突然,他被前方突发的情形惊呆了:一辆黑色轿车正倒车驶入他的车道! 显然是驾车人发现下错了出口而紧急返回。牛曼用尽全力猛踩刹车,并急打方向盘以避免撞车。但已来不及……刹那间,他的“沃尔沃”无可挽回地撞上那辆黑色“宝马”。不仅如此,紧随在他后面的一辆红色“福特”也不能自制,以更高的速度猛冲上来……一场三车相撞的惨祸! 牛曼的“沃尔沃”居中,最惨不忍睹。
第二天从医院病床上醒来时,他被警察告知:他酒后驾车造成重大事故,阿仑已在车祸中身亡! 警察未加掩饰地向这个刚从死亡边缘回来的人通报,已经意味着肇事者不值得太多同情。他们已有三方面的证据:
第一,他体内酒精含量超过限度百分之一,属于酒后驾车;
第二,他未给在后座的儿子系安全带;
第三,前后两车的驾驶员都指认他失控。
得知阿仑的死讯,牛曼几乎又昏过去。此后三天他不说话、不进食、不睁眼,只一遍又一遍地听见阿仑的声音:“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只看见他与爸爸玩捉迷藏的样子……一遍遍地重复着。多么后悔啊,后悔多少事情啊! ……你要玩三次,爸爸竟讨价还价地只同意玩两次,说要赶回去工作。而你竟然同意了,以你两岁的理解力! 你不会懂得爸爸的工作的重要性,但你懂得爸爸一定是不得已才离开你的……可那是不得已吗? 是吗? 是吗? ……那时爸爸就感到愧疚,但总是想等这个项目完成后再来补偿你,总是假设将来会有许多时间的、会有许多时间的、会有许多……
巨大的悲哀把他与外界隔离了,像在真空中听不见任何声音,不管是医生护士的还是警察的。这对他不利,警察开始不耐烦了。他们先是把他的沉默看作是无可辩驳而默认有罪。当他终于忍着悲痛和伤痛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时,他们已不相信他的陈述。一个警官对他说的“宝马车倒车”一说反复质疑:“你确定是这样的吗,教授?”
“我确定。”牛曼确认了三遍。
这与宝马车的司机休斯先生的版本完全不同。休斯先生说当事故发生时他是在“减速驶出车道”。警方倾向于这一说法,认为牛曼是在编造故事为自己酒后开车造成恶性事故开脱。对于警察来说,发现牛曼酒精过量意味着案件已解决了大半。酒后开车而闯祸是再熟悉不过的经典故事,而在高速的双车道上倒车是闻所未闻的海外奇谈。
“难怪他三天一言不发,编撰这样的故事能不要时间吗?”一个警官对另一个警官笑道。
警察对酒驾者深恶痛绝,那些人没醉的时候也是醉鬼,说的话也是带着酒气而不可信的。有了如此“导向”,调查就对某些证据加倍重视而对另一些证据忽略不计。结果,警方以两项罪名起诉牛曼:酒后驾车和过失杀人。
在法庭上,公诉人W.帕瑞指出:“警方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被告所说的‘宝马车倒车进入车道’。对“宝马”残骸的检查确认它处于第三进车挡而非倒车挡,这些都与休斯先生所说的‘减速驶出车道’相吻合。”
天知道,这家伙在出事的那一刻换了挡!
牛曼的辩护律师托尼·菲利浦虽然也很能干,但从撞烂的汽车残骸里寻找证据不是警方的对手。他只好强调牛曼的品行、信誉来迂回辩护:“牛曼教授一贯品行端良、遵守法规。他对事故的描述也连贯自洽,没有任何编造的痕迹。他是酒精过量了,但只是百分之一,几乎在测量误差范围之内。而另一方面,虽然“宝马”被发现处在进车挡,但司机在事发当时变换排挡不是不可能的。”
公诉人立即反驳说:“这种说法显然没有根据。被告酒后驾驶是事实,百分之一过量也还是过量。如果每个百分之一都不作数的话,那么百分之百也就不作数了。此外,他不给两岁的儿子系安全带也是事实,怎么谈得上一贯遵守法规呢? 他总不见得说他儿子是在事发当时把安全带摘掉的吧? (人们未能完全忍住窃笑,还算及时止住了。)他的故事也显然缺乏可信性。休斯先生有三十年驾龄,无违章记录,事发当日没有喝酒,精神和身体都处于正常状态。试想,一个神志清醒的老司机怎么可能在双车道上倒车呢?”
是呀,陪审团成员都认为此说成立。他们也都开车,将心比心:除非疯子,谁会在双车道上倒车? 常识获胜了。陪审团的面部表情表示牛曼已没有多少希望。
虽然还有一次庭审,法庭内外的感觉是大局已定。菲利浦越来越担心。他相信牛曼说的是实话,这是他从骨子里能感觉到的。不说别的,失去儿子这一项已把这个科学家摧毁殆尽,还哪有心思来编什么故事? 相反,他看出牛曼是这样一种人:若真是他造成的,他不但不会抵赖,还会希望受到比该受的惩罚都更重的惩罚来抵消内心的愧痛。但看来陪审团的观点已很难改变。若二罪并罚,将判三年监禁,这对这个刚刚痛失儿子的物理天才将是何等的雪上加霜! 菲利浦感到必须尽力避免最坏的结果。他和检察官帕瑞在法庭内外打交道有不少年头,知道此人好胜,重视官司的输赢而不在乎刑期的长短。于是决定找他私下谈谈,发掘一下帕瑞所谓“人道主义”——此人对“以示怜悯”的雅称。从法律上说,这个案子对如何起诉被告本有一定的商量余地,因为阿仑的死虽和没系安全带有关,但究竟有多少关系是难以定量的。若检察官宽容些,可以只指控酒后驾驶造成严重后果,而不另行指控过失杀人。这就有可能把刑期从三年减至一年。
“你也是做父亲的。”在帕瑞的办公室,菲利浦看着检察官的眼睛说得言简意赅。他知道帕瑞有个八岁的儿子。
帕瑞果然有感触。他的儿子患有先天唐氏综合征,却是夫妻俩的掌上明珠。自生下那天起便百般照料,那是多少个日日夜夜呀! 他们似乎比那小生命更能感受他身上的一切。看到他笑一笑就犹如他们的节日,会翻来覆去地品味好几天。有这种切身的体会,他当然理解牛曼那种天崩地裂的感受。刚接到这个案子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谢天谢地不是我的儿子!这种庆幸感当然难登大雅之堂——比幸灾乐祸好不了多少,但又何尝不是人之常情?
“好吧,我可以人道主义一下!”帕瑞说,“但他不能嫁祸于人。如果他承认自己失控,落实了第一指控,我可以撤销第二指控。”
“成交!”菲利浦上去拥抱他,像一个天主教徒得到机会拥抱教皇。
菲利浦马上打电话给牛曼,劝他接受这个可以少判两年的安排,并教他如何改口。他知道有的知识分子会不屑这种交易,所以小心措辞,使“改口”这件事听起来既轻松又容易:“你只要说你以为“宝马”是在倒车,但在当时的光线条件下不能完全肯定就是了。”
“可我完全肯定啊。”
“我知道,可你……也肯定想多坐两年牢吗?”菲利浦对牛曼的固执劲大不以为然。
“好好想想吧,教授!”他不悦地挂了电话。他不喜欢对客户用威胁的口气,但有时又必须这样,他比他们懂得什么是他们的利益。他还抱有希望:再给点时间也许这个天体物理学家会想通的,地上的事难道比天上的事还难理解吗?
牛曼当然要好好想想。这晚独自在家徘徊到半夜,仍不能决断。接受这个妥协当然是羞辱,但不接受就好些吗? 两种选择是如此尖锐地对立,仿佛在轮流指控他:若妥协,就是苟且偷生、助谎纵恶;若不妥协,就是意气用事、虐待自己。虽已过了午夜,还是忍不住拿起电话向老友卡尔求助。
卡尔·卡尔教授是个古怪的诗人哲学家。他写的哲学诗不太像哲学也不太像诗,但很富有启发性。牛曼喜欢他不拘一格的思维,所以喜欢就重大问题与他探讨。然而,尽管豁达至哲学,卡尔也感到难以对此两难抉择给出意见。他两次向牛曼核实对情势的理解:“肯定没有希望说服陪审团了吗?”
“没有了。”牛曼沮丧地确认。
卡尔沉默了。要是这是其他人向他咨询,他会婉言拒绝参与。有些事情的选择是不应征求别人意见的,因为这事太残酷。谁能告诉你在危急关头去救你的母亲还是女儿? 去保留一只手还是一条腿? 但牛曼是太好的朋友,无法推辞。
“我需要时间考虑,明天早上答复你。”
“可是……”牛曼还想说什么,但卡尔已径自挂了电话。
早晨牛曼收到卡尔的电子邮件。方式如常,是一首诗:
当善不能战胜恶
善必然战胜恶,
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愿望;
在自然界就没有根据,
弱肉强食不是正义。
如果历史是规律,
规律不必是善;
如果历史是偶然,
偶然也不必是善。
善不敌恶是普遍现象,
文明也时有向野蛮投降——
在妥协与毁灭之间选择。
很难说什么是善,但至少——
不要在汽车向你冲过来时,
坚持你站在那里的权利。
妥协是生存的智慧,
生存是善的前提,
而善,是艺术!
牛曼当然理解卡尔的意思。“妥协是生存的智慧”,但我能否认自己的眼睛去为那个谎言做证吗? 可是,毕竟是两年的自由……权当自己是瞎了、没看见行不行? 可我没有瞎啊! 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冲动,差不多就像要在汽车冲过来时坚持自己站在那里的权利。他问自己,自己是不是不够理性,希望发现自己确实不够理性而可以改正自己。但思考下来却发现自己非常理性:如果我去配合这谎言,我当然会鄙视自己,但权衡利弊这也许还能承受,俘虏或人质不是举手投降来保命的吗? 人有时确实需要牺牲尊严来换取利益,问题是代价几何。别的不说,这个交易最糟的一点是我将无颜面对阿仑。他是已经葬在城外的墓地里了,但会永远在我心里……我这个父亲未能在他活着的时候保护他的生命,难道还要与加害他的人一起剥夺他最后的公道? 难怪他爱说“原来如此”,他一定是知道有什么会发生而提早说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特别是对他的父亲的理解……
牛曼想了又想,一部分好像是代表阿仑在思考,好像那个小脑袋在他的脑袋里运转。他知道这些思考会跟随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逃脱。所以,接受还是拒绝这个交易其实是在选择:多吃两年牢狱之苦还是承受灵魂的无期徒刑? 要说理性的话,还有什么比这个计算更理性的?
当他向菲利浦摇头表示拒绝时,满怀期待的律师只好摇摇戴发套的头悲哀地承认:天才原来只限于某一方面,或根本就是以失去弹性为代价的! 他把自己的失望表达得尽可能婉转:“我理解,教授。有的人是宁可输也要‘对’的。”
牛曼知道他说的“对”字是打引号的,但没有再解释。他不指望一个外人懂得他灵魂深处的计算,更不用说那神圣的父子联盟——那跨越阴阳两界的精神联合体。
正如所预料的,尽管陪审团对牛曼车祸的灾难性后果不无同情,还是一致就两项指控裁断他“有罪”。
菲利浦投向他的目光是同情和责备的混合,但不忍开口。
牛曼虽沮丧但并不意外。他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看休斯先生——那个唯一与自己共享真相的人。他想从那狡黠的小眼睛里证实一下他预料会出现的东西,就像证实对某种天体物理现象的预测。果不其然,他看到一丝带有罪恶感的成就感——一种庆幸战胜了事实的自豪,尽管如此隐约和隐蔽,仿佛只有真相本身能识别它。
牛曼又转身看陪审团的人们。让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他们那种可怜他的神情,他知道应该是他来可怜他们! 这世界就这么怪:要是你敢做那种蠢到让人不敢相信的特大蠢事,人们就会相信你没有做。这些陪审团成员自以为有智慧判断真相,其实连愚蠢都识别不了。他害死我的儿子,他们却让我坐牢!
判处牛曼监禁三年,赫顿法官的判决词义正词严:“你违反法律、害人害己、罪有应得。我以所有受害人的名义,特别是你的儿子阿仑·牛曼的名义,判处你……”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法官要用这样的话来加深一个人的痛苦,想必不如此便不能彰显正义。
牛曼要上诉,但菲利浦劝他算了:“陪审团的意见那么一致,说明全世界的看法都差不多。”但此话出口后觉得不妥——这不是劝人放弃少找的几个零钱或赖掉的小账,而是接受三年监禁,于是补充道:“不是我不想尽力,而是不会有希望的。你比我清楚,当无法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判断的时候,人们只能挑选概率大的去相信。你在一百万人里也找不到一个在双车道上倒车的,你太走运了。”
牛曼知道此话不但对而且很科学。搞科学的人被科学搞了,有什么话可说? 可还是咽不下这口气,他仿佛听见老伽利略四百年前那声倔强的抗争:“可它还是在转动啊!”——那是他在教会逼迫下答应签字放弃“地动说”时,仍不甘心而发出的一声冤啼。历史上有太多的真理被压制也是因为有太多的人没有坚持,基于如此悲情,明知无望他还是提起上诉。
菲利浦的判断当然是对的,上诉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英国有一句老话:你可能一时地蒙骗所有的人,也可能永远地蒙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地蒙骗所有的人。牛曼自幼从爷爷那里学得这似乎深刻的乐观主义,但现在看来那也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上诉法院的裁决是不可更改的最终结论,这意味着人类永远摆脱不了“宝马”司机的蒙骗了。
牛曼入狱后不久,收到了琳达的离婚协议书。这似乎是情理中可预料的事:如果此前她已经不爱他,现在就有理由恨他——他使她失去了儿子。牛曼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始终没有提那些在脑子里盘旋了无数遍的问题。她当然欺骗了,也不像有悔过的样子,不然就不会把这次灾难全归罪于牛曼并趁机脱离关系。人人都同情她失去儿子,全是被那酒后开车的丈夫害的……牛曼咽下委屈,没有就她对这场灾难的“贡献”提一个字。她也确实很惨,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追问其奸情,她肯定会抵赖,因为这后果是她无法承担的。既然如此,又何必去逼这个心中有愧的女人再多说一次谎? 即便为自己着想也不该去讨那无趣,从自己吻过的嘴唇说出的谎话当然加倍恶心……但他又禁不住要想象:如果追问了她,她会怎样说? 她会如何解释那些照片? 这种想象的追问是出于好奇,就像他探索某些天体物理之谜一样——明知答案不会有任何用处也还是想知道它们。沿此思路,他甚至担心起她在这想象的审讯中会遭受的难堪,于是想帮她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最说得过去的当然是诉诸信仰,比如说她献身给一个献身于主的人就等于间接地献身于主。要是琳达真以这样的方式来辩解,自己还能说什么? 但谁能责怪一个教徒尽其所能侍奉上帝呢? 现在她也可能在想是主惩罚她了,那就不和戴神父睡了吗? 未必。戴神父可能会说主这样安排正是让他们睡得更好! 孩子没了,丈夫入狱,有什么比这更理想的条件? 他或许还会告诉她,和神父睡觉是21世纪成为修女的最佳途径。这就是比科学方便的地方,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无须证实。谁知道这家伙现在在布什么道、讲哪一戒,反正是用别人的心去祈祷,都无所谓的。问题是:欺骗人是不是欺骗上帝? 一个知道上帝不相信他的人还可能相信上帝吗?
和收到离婚协议书相比,虎克夫妇来监狱看望当然是一个安慰。
起先牛曼仍为与虎太太的事心存愧疚。见到她若无其事的样子,虎克也还是谦虚恭敬,才比较放心。他暗暗感谢虎太太保守了秘密,尽管那是她分内的事。
牛曼嘱咐虎克把研究继续做下去,自己会从狱中全力支持他。
“你放心,我会尽力的。”虎克如往常一样频频点头。
牛曼入狱前已把大多数资料交代给他了。现在把保险柜密码也给了他,意味着全部机密转交无遗。
“有不清楚的就打电话来问。”他嘱咐道。
“我会的。你多保重。”虎克握手告辞。
后来虎克没有来电话,想必是没有不清楚的。
但三个月后,虎克夫妇再次来访。他告诉牛曼,由于牛津的经费不足,研究难以维持下去;哈佛再三聘他去那里工作,为了研究事业,他已接受了……
牛曼脑子里轰的一声,马上闪过一个关于所有权的问题。“为了研究事业”,说起来好听却不提属于谁的。一个全权受托的助手有权带走什么?……他知道这个问题也在虎克的脑子里打转,但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一阵难堪的沉默。他预感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大概完了,心里叫苦不迭。什么都给了这家伙,现在只能指望他的良心了,可良心也许正是这家伙没有的东西! 问题十分明确却实在难以启齿,总不能直呼“请勿偷我的东西”吧? 他说不出口,反而还觉得不得不说些什么来结束这尴尬局面……
“那就……祝你好运。”他机械地说,连自己都为这莫名其妙的俗套吃了一惊。
但这正是虎克所希望听到的。
“谢谢、谢谢!”他由衷地说,但含义模棱两可:可以是谢谢牛曼的祝福,也可以是感谢他不提那敏感的问题。但他脸上那转危为安的神色表明是后者,很像是感谢一个宽容的边防检查官——明明看出他护照有问题却不加盘问地放他过关。他赶紧嘱咐牛曼“多加保重”,意味着要告辞。
这对牛曼来说就像一个窃贼临走时还说“祝你快乐”! 他的心冰凉疼痛。是啊,如果此人是贼,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机会下手? 回想起来,以往那些谦卑的微笑、敬重的表示、动听的恭维其实都是为此刻而做的准备,处心积虑宛如微分积分!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但他还是想说些什么,恰似当初明知无望还要提出上诉时的挣扎感。问题是仍不能决定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家伙说些什么。来点天主教的教义? 那倒有的是,可他会听吗?要是他是一个会听从的人,还会需要这种提醒吗?
正在这时,虎太太过来给他一个告别拥抱。除了那撩人的香水和弹性的胸部外,牛曼还感觉到她的手指顺势在他的背上按了两下。这显然是一个暗号,但含义也不清楚,恰如虎克那两声“谢谢”一样模棱两可:可以是示意她没有忘记他们之间刚刚开了个头的私情,尽管由于显然的原因目前是顾不上了;但也可以是暗示牛曼——正因为如此,他最好不要在所有权问题上找她丈夫的麻烦,否则……作为天体物理学家,牛曼很擅长设计一些实验来区别两可现象,但这需要时间。
未及他辨认这小动作究竟是传情还是“否则……”,夫妇俩已完成了告别程序离开了。
失去儿子、锒铛入狱,又被离婚、被抢劫……天体物理学家第一次尝到了命运物理学的滋味。
这座监狱的牢房是本着人道主义原则设计的:每间都有一个小窗户使囚犯看见一尺见方的天空,据说是象征希望。不巧牛曼这间是在走廊尽头的拐角处——为了扩大监狱容量而由储藏室改造过来的,所以没有小窗。从走廊的长明灯远征过来的光线让什么都拖着长长的影子,加倍体现出空间的狭小和压抑,好像故意给天体物理学家一个教训。
同室的约克郡大汉是个刑期八年的强奸犯。这家伙一定是精力过人,强奸之余还能建立一套理论,并喜欢与人分享。听说牛曼是牛津的教授,他为有了个有价值而又跑不掉的听众而兴奋,于是唾沫四溅地论证起来:“只有强奸才是真正的爱,因为是不顾一切的。有一次一个女人告诉我她是HIV阳性,我想了想还是干了。还有什么能叫人这么无畏? 所以女人们应该珍惜、法官们应该理解……”
牛曼不敢辩论,只庆幸这家伙的性倾向是有限的。
“哐啷、哐啷……”监狱特有的金属撞击声令人心悸。虽然说来就来说去就去,牛曼觉得每一声都是针对他发出的:提醒他身在何处,迫使他反省人生……把眼前这场家破人亡的劫难与往日天体物理的雄心相对照,生活岂不是个天大的讽刺?
我在追求与银河对话,可是连身边的人在想些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到达了银河又怎样? 能让我知道朝夕相处的妻子的同床异梦吗? 能让我看穿道貌岸然的戴神父的别有用心吗? 能让陪审团识破在双车道上倒车的疯子的弥天大谎吗? 能让我对得力助手的处心积虑和趁火打劫有所准备吗? 欺骗,人的本事啊! 通信技术从烽火台发展到因特网,好像克服了所有障碍,唯独没有克服欺骗,以光导纤维传递的谎言还是谎言! 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欺骗(形式虽然不同——通奸是用身体说谎,剽窃是对智力偷盗——但都是欺骗)? 因为欺骗是有利的和可能的。欺骗为什么是有可能的? 因为思维是不可见的。
如果思维是可见的,任何损人的念头都将害己,那就本能地不会产生……
本能地不会产生? 牛曼被这个念头怔住了:难道思维是否可见是一道可以决定善恶的阀门? 他不得不把这个念头再仔细梳理一遍:
——人的本能是趋利而避害,这不是恶,损人利己才是恶。
——如果思维可见,损人的恶念必然害己,故不为避害的本能允许。
——这就消除了产生恶念的可能性,也就消除了恶!
牛曼振奋了。人们往往把恶的问题归根于人性,其实那是同义反复,就像说人是人的问题的根源。现在看来,思维不可见是本能允许恶念产生的必要条件。看看自己的遭遇:如果思维是可以看见的,那一切的欺骗——不论是戴维斯的还是琳达的,休斯的还是虎克的——都会徒劳无用,所以根本不会产生!
让思维可见,这是可能的吗? 牛曼甚至怀疑自己是科学家还是幻想家,但还是一遍遍地追问:可能还是不可能?
过去一百年来,脑电波领域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自从德国人伯格在1929年记录第一张脑电图起,随着大脑研究和扫描技术的一系列突破,脑电波观察水平不断提高。功能性核磁共振已清楚地揭示了脑电波与大脑所处状态的联系,而神经元脉冲的电脑成像更为识别脑信号提供了可靠的新手段。
脑状态与脑电波
从物理原理上说,不论思维活动多么复杂,它总是一个生物电过程,于是总会有细胞膜电流的变化,于是总会有脑电波的相应改变,于是总可以在物理上被观测到,于是观察思想的机器——阅脑器——在物理上总是可能的!
果真如此,还有什么比发明它更值得追求? 牛曼反复思考阅脑器会对人类文明产生的影响。不用说,那将是一场大革命——最大的革命!其意义太巨大、太深刻,因此也太难以概括和表达出来。但必须表达出来!
牛曼苦思冥想、层层深入,终于在那个午夜的睡梦中归纳出了“阅脑革命”的本质:思维可见将把“不损人”这一基本道德要求变成人的本能。他又以物理学的风格将其概括成一个简明的公式:
思维成为可见=道德成为本能
于是,牛曼着手制订研制阅脑器的计划。
牛曼首先想到要求助的人当然是老朋友彼得。彼得·科恩博士是物理系中心实验室的脑电图专家,又是个万能工程师——人称“除了生孩子不会什么都会”。光从他家后花园的那个工作室就能看出他的功力,那里既保留着维多利亚时代发明家的实验室那种一丝不苟的风格,又装备着现代数字化工具的十八般兵器,包括最新型的多质3D打印设备。他甚至跨学科地帮牛曼解决过不少天体物理实验的装置问题。牛曼很为自己有两个靠得住的好朋友庆幸:思考宇宙人生的大问题时,他请教卡尔,哲学家不拘一格的玄想常使他茅塞顿开;着手制作实物硬件时,他找彼得,工程师总会不慌不忙地手到擒来。这个“三位一体”正好反映了他所在的物理学的中心地位:上有哲学抽象概括,下有技术具体实现。他戏称他们为自己的“哲学系”和“工程系”。
彼得接到牛曼请他探监的电话喜出望外。他曾多次想去看望老朋友,但总怕让牛曼难堪而未敢成行。去监狱看朋友和去医院看朋友完全不同。首先,你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你看见他在那种地方。其次,见了面说话更不易,连一句简单的问候都成问题。比如:你该不该问“你好吗”? 问了会不会被当作讽刺挖苦? 不问会不会被认为漠不关心? 即便你找得到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你又怎么知道人家有同样的理解? 你总不能事先征求了他的意见再开口吧? 要是有谁编一本《探监会话指南》倒不无用处,可是在网上怎么搜索也找不到。不过,现在是牛曼请他去议事,当然就比较好办。
彼得太太琼特意做了些牛曼喜欢吃的辣味羊肉让彼得带去,但她拒绝陪同丈夫前往。她实在不知该对那倒霉的老朋友说什么才好——这家伙因为两杯愚蠢的白兰地而失去了一切! 这种状态下,哪怕看他一眼都觉得太残忍。
牛曼-彼得的“监狱会谈”是历史性的,没有哪一本后来记载阅脑革命史的书会不提到这个重要开端。同样有趣的还有关于那天的值班看守的一段公案。此人在多年后对记者说,会谈在他的保护下进行,一直进行到“探访时间结束”。而根据彼得的回忆,那看守在探视时间到点前十五分钟就大声呵斥他们:“差不多啦!”
彼得走出监狱时已兴奋得找不到自己的车子,在停车场里来来回回地绕着圈子却不知道在找什么。终于上了车,他又坐在那里不发动汽车,不知过了多久,直到手机铃响。那是太太打来的,问他是应邀出席监狱的晚宴了还是被囚犯们扣留为人质了。他这才意识到已经独自坐了三个钟头。
回到家,彼得从后门经厨房直奔书房,连通常高声发给太太的进门招呼(“我回来啦!”)都忘了打。稍后不久,他听见太太在厨房惊呼——像是见到煮熟的鸭子复活了一样:
“天哪,这羊肉怎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