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追求规模速度的粗放型增长，但在“量”增加的同时，“质”的提升速度却缓慢。在对外贸易方面，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贸易规模迅速扩张，多年都是第一贸易大国。然而，已有研究显示，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反而有所下降（Schott, 2008；Feenstra和Romalis, 2014）。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中国迫切需要培育以品牌、质量等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主张坚持质量第一，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实现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就离不开微观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产品质量升级。国家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都是为了引导和鼓励企业提升产品质量。

实现产品质量的较快升级需要在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下进行。«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较多，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存在风险。不确定性有多种类型，根据研究对象，本书仅阐述当今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可能由此引发的需求波动的背景。

近年来，各国政府更加频繁地发布经济政策，以促进经济复苏。如图1-1所示，自2000年以来，全球和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迅速增加，二者起伏具有同步性，但中国增加的幅度明显高于全球平均增幅。从时间上看，随着“9•11”恐怖袭击、金融危机、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发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别在2001年、2008年、2012年和2016年到达峰值。其中在2016年，全球和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处于历史最高点，分别为189.7和364.8。总之，图1-1表明，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表现出显著的波动性。

贸易政策的两种相反趋势并行导致其复杂多变的特性。一方面是贸易自由化的推进，表现为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增加。图1-2显示了2000—2017年全球每年公布的产品和服务FTA数量，截至2017年全球公布的FTA累计为432个，且72%的FTA在2001年之后生效（Melchior, 2018）。另一方面是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表现为反倾销等措施的频繁使用、美国要求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等。相对而言，贸易协定的签署需要较长一段时期，而短期内可能实施诸多贸易保护措施。这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使中国企业在出口过程中难以预测目的地⁽¹⁾贸易政策的变化，从而面临不确定性。根据Handley和Limão（2017b）的统计，2016年以来美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已经超过了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

一般结论认为，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对贸易的“量”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但不确定性对产品“质”的影响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若贸易质量和贸易数量同时下降，则政策不确定性是一种贸易壁垒；若贸易质量提高而贸易数量下降，则意味着政策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要全面评价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关键是判断其对贸易质量的影响方向。本书关心的主题是，目的地政策不确定性和可能由不确定性引起的需求冲击如何影响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机制分别有哪些？探讨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回答如何在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和出口竞争力提升的问题。

1.1.2　研究意义

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因素包括出口国（供给侧）因素和目的地（需求侧）因素，聚焦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文献大多从贸易自由化、金融环境和企业特征等供给侧因素出发，估计其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而忽略了需求侧因素的作用。结合前述研究背景，本书研究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需求冲击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选题在理论和现实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本书既是对不确定性文献的补充，也是对出口产品质量文献的发展。关于不确定性效应的文献，其主题大多为不确定性对贸易流量和企业投资的影响（Handley和Limão, 2015；Handley和Limão, 2017；Bernanke等，1983；Bloom, 2009），而很少涉及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少数关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文献未能取得一致的结论（Feng等，2017；苏理梅等，2016），本书在产品质量维度补充了不确定性效应的文献。在出口产品质量方面，以往文献探讨了出口国和目的地的经济规模、富裕程度、双边距离等因素如何影响出口产品质量（Schott, 2004；Hummels和Klenow, 2005；Hallak, 2006；Baldwin和Harrigan, 2011），但较少考察不确定性这一频繁出现的因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效应。本书认为，目的地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通过将政策不确定性与产品质量相联系，丰富了出口产品质量的需求侧影响因素，是对出口产品质量文献的补充。

本书的现实意义主要有以下两点。

（1）评估了客观存在的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国内部和外部的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这必然会影响企业生产和贸易决策。而在各个绩效维度中，出口产品质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与企业投资密切相关，而且是出口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晴雨表（Amiti和Khandelwal, 2013）。当前，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分析的往往是在不确定性前提下的投资和经济增长问题，而很少从出口产品质量这一绩效指标切入，研究其如何受多种政策不确定性和需求冲击的影响。本书的第一个现实意义即是评价并阐明目的地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和需求冲击因素对出口产品质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以加深经济主体对不确定性和需求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认识。

（2）为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启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目标在产品市场上体现为产品质量的升级。一旦对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有了清晰的认知，就能够采取必要措施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以保证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本书的第二个现实意义在于，为推动产品质量升级，增强出口竞争力，进而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