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不确定性的类型及影响

2.3.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内涵与度量

宏观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也称为“经济不确定性”（Economic Uncertainty）或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是指经济主体无法预测政府在未来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改变当前的经济政策工具。不确定性是一个广泛而模糊的概念，既反映了消费者、企业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对未来可能情况的信念，也体现了经济因素和非经济事件，如GDP或企业规模的增长路径、战争和气候变化等（Bloom, 2014）。Knight（1921）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这两个概念作了区分，将不确定性定义为决策者无法预测未来经济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在技术上，从经济代理人的视角，不确定性通常被定义为无法预测的概率分布的条件方差（Jurado等，2015）。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包括货币、税收、法律、贸易等方面的政策不确定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经济学家对基于确定性条件构建经济模型的质疑，并激发了学者们探索经济不确定性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为了检验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经验研究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便是对不确定性的衡量，由此催生出许多讨论不确定性衡量方法的文献。

寻找不确定性的合适指标是一大挑战（Gulen和Ion, 2015）。目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主要有GDP和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企业生产率离散度、预测专家的分歧、新闻中涉及“不确定性”等字样的频率等。其中，广泛使用的指标是股票市场的波动性，Bloom（2009）使用认知的（Realized）和推测的（Implied）股票市场波动性代理指标。Bekaert等（2013）将VIX指数分解为风险溢价变化和股票市场波动性，分别用来度量风险厌恶和不确定性。使用预测专家的分歧度量不确定性的逻辑在于：不确定性越高，预测越困难，专家们的分歧就越大。Scotti（2016）基于动态因素模型预测经济指标的权重，并将其赋予估计的预测误差，从而构造反映经济状态的不确定性指数。Bachmann等（2013）认为，基于企业管理者访问数据构造的预测分歧指数较为准确地反映了商业层面的不确定性。Leduc和Liu（2016）运用美国约500户家庭访问数据，得到了消费者感知的不确定性。Dzielinski（2012）假设投资者认为经济越不确定，搜寻信息就越频繁，从而运用谷歌网络搜索的频率捕捉投资者感知的不确定性。Jurado等（2015）认为经济决策的前提不在于经济指标的分散度，而在于预测性。他们指出，以往使用条件方差度量不确定性的文献没有分离可预测的成分，致使观察到的不确定性变化被高估。他们运用丰富的数据发现，排除可预测的成分后，出现较高不确定性的阶段较少，但不确定性的持续性更长，影响更大。

Baker等（2016）基于媒体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报道频率开发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他们使用过滤技术计算包含某些词语的文章数量，这些词语有：“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确定的”（Uncertain）、“经济的”（Economic）、“经济”（Economy）、“国会”（Congress）、“赤字”（Deficit）、“联邦储备”（Federal Reserve）、“法律”（Legislation）、“规章”（Regulation）、“白宫”（White House）。结合美联储未来10年税收规划文件和对预测专家的调查，并赋予权重、标准化调整后，Baker等（2016）构造出美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之后，他们将该方法在国家层面加以拓展，测度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尽管不存在度量不确定性的完美指标，但上述各项指标具有相似的演变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所有度量不确定性的指标都呈现上升的趋势（Bachmann等，2013）。此外，各个不确定性指数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Scotti（2016）比较了多种不确定性指数之间的关系，发现相关性最弱的是Bachmann等（2013）和Baker等（2016）的指标，相关性最强的是Bekaert等（2013）和Scotti（2016）的指标。

2.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效应，研究最充分的是其对投资的影响。一般结论认为，不确定性的增加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会降低投资（Carruth等，2000）。Bernanke等（1983）、Pindyck（1991）、Bloom（2009）强调不确定性对不可逆投资的消极影响；Nakamura（2002）假设规模报酬递减，那么只要资本有效期较短，不确定性也会降低投资，而不论投资是否可逆；此外，也有文献从风险厌恶、金融摩擦等视角揭示了不确定性对投资的负面效应（Saltari和Ticchi, 2007；Christiano等，2014；Gilchrist等，2014）。然而，Abel等（2002）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Bloom（2014）指出，从长期来看，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两种机制对投资产生积极影响。首先，如果未来潜在收益足够高，不确定性可能会刺激投资。其次，当企业能够根据信息的好坏迅速调整生产规模时，不确定性可能会促进经济增长。聚焦中国的实证研究支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的负面效应（Wang等，2014；李凤羽和杨墨竹，2015；陈国进和王少谦，2016；谭小芬和张文婧，2017；饶品贵等，2017）。

与国内投资相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直接投资（FDI）流入的影响甚至更大（Julio和Yook, 2016）。Rajan和Marwah（1998）、Chen和Funke（2003）的理论模型表明，只要投资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政策不确定性就会对FDI产生负面效应。Delios和Henisz（2003）研究了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日本企业的国际化扩张路径。东道国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持续投资的可能性越小，并且越倾向于选择合资的经营模式。Julio和Yook（2016）使用选举时期度量政策不确定性，研究其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选举前美国对国外分支机构的FDI流量显著下降，而在选举不确定性消失后，FDI流量显著回升。

在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中，一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迅速蔓延，并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这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国际溢出效应得到了一些文献的支持（Mumtaz和Theodoridis, 2017；Li和Peng, 2017）。Colombo（2013）认为，相比欧盟内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美国对欧盟的溢出效应更大。Klößner和Sekkel（2014）发现，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英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外溢效应最大，其他国家则是净接受者。Han等（2017）、Fontaine等（2017）发现，中国经济受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大，而只有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时，美国经济才会受到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Balli等（2017）则探究了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跨国溢出效应的双边因素，发现贸易和共同语言是解释跨国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

总体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贸易效应尚未引起广泛关注（Greenland等，2016）。Novy和Taylor（2014）的理论模型认为，企业订购投入品时面临存货成本，进口投入品的存货成本比本土投入品更高。当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调整投入品结构，更多地减少来自国外的投入品，因此，不确定性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比对国内产出的影响更大。Greenland等（2016）运用15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贸易数据发现，目的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显著降低了总贸易流量和扩展边际，但提升了集约边际。鲁晓东和刘京军（2017）、刘慧和綦建红（2018）均发现国内外宏观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冲击。魏友岳和刘洪铎（2017）则发现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只影响中国出口的扩展边际，而不影响集约边际。Tam（2018）使用全球向量自回归（Global Vector Autoregressive，GVAR）贸易模型估计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2.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形式

从范畴上讲，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中的一部分，也有多种度量方法。不同的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的差异，主要因为处理指标和技术不同，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度量方法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源于政策工具的不同。

学者们以多种形式、采用不同指标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许多国家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因此，最初的研究聚焦于汇率不确定性（Taglioni和Zavacka, 2012；Handley和Limão, 2013）。汇率波动始终存在，且在各国之间存在差异（Kenen和Rodrik, 1986）。1971—1987年，美元汇率波动是利率波动的4倍，是通货膨胀率波动的10倍，可见汇率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Jorion, 1990）。进口国贸易限制政策的变化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最受关注的是美国的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VER）和有序营销协定（Orderly Marketing Agreements，OMA），指对从特定国家（如韩国、日本、中国等）进口的特定产品（主要有鞋、纺织品、汽车、钢铁等）施加数量限制的政策，这些贸易限制政策由出口国管理。Crowley等（2018）提出反倾销税可以度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因为一旦进口国对某种产品发起反倾销，其他国家在未来则会增加对该种产品发起反倾销的可能性（Tabakis和Zanardi, 2017）。反倾销可以用来反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其裁决结果的不确定性，包括征收反倾销税（Antidumping Duty）、价格承诺（Price Undertaking）、撤回（Withdraw）、否决（Negative）、终止（Terminate）。Prusa（1992）指出，美国发起的反倾销立案只有1/3最终征税，许多案例被撤回和终止。在欧盟，1980—1987年裁决结果为价格承诺的案例占72%（Tharakan, 1991）。

近年来，Handley和Limão的一系列研究通过构建动态企业异质性模型，以加入WTO和参与特惠贸易协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PTA）为背景，提炼出一种关税差距指标，反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程度。WTO成员中30%以上的产品关税可以单边地无偿增加，而最高关税和最惠国关税之间的差距较大（Bchir等，2006；Handley, 2014）。例如，新加坡可以在任何时间将关税从0提升到6.3%，澳大利亚从3.6%提升到11%，韩国从6.7%提升到35.6%，等等。但在WTO谈判中，一旦有产品列入约束关税（Bound Tariff），那么这些产品的关税就不能无偿增加，因而约束关税是确定的（Messerlin, 2008）。Groppo和Piermartini（2014）在Bagwell和Staiger（1990）的理论框架下设定实证估计方程，运用1996—2011年WTO成员HS6位产品层面关税数据，研究了WTO关税承诺如何影响关税增加的概率。结果表明，尽管约束关税高于最惠国关税，但WTO承诺显著降低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早期较多的理论文献运用博弈论方法模型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最优贸易政策的选择（Bhagwati和Srinivasan, 1976；Arvan, 1990；Qiu, 1995）。Lapan和Choi（1988）分析了在面临价格不确定性和供给干扰时，小国如何确定最优关税和配额。Cooper和Riezman（1989）发现在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配额占优于线性补贴或征税。Laussel（1982）则发现，当需求不确定时，最优边际补贴率随出口的增加而递减。Shivakumar（1993）研究了不确定性前提下政府选择配额还是补贴以及政策实施时间的问题。当没有不确定性时，政府选择配额；当不确定性较小时，政府承诺采取配额；当不确定性较大时，政府采取配额但延迟实施。

2.3.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依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形式的不同，本节回顾汇率不确定性、配额和反倾销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及近年来以Handley和Limão为代表的相关文献。

自20世纪80年代起，已有大量文献讨论了汇率不确定性如何影响贸易流量，但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证层面，都未能得到一致的结论。就理论研究而言，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方向取决于贸易主体的性质（生产者还是中间商）、风险偏好程度、是否跨期决策、资本可获得性等模型假设（McKenzie, 1999）。在实证研究方面，汇率不确定性的影响方向则与样本、估计识别方法、汇率波动的度量方法、所选择的国家密切相关（Baum和Caglayan, 2010）。汇率不确定性对贸易流量影响的代表性理论和实证文献见附录1。

与贸易流量相比，汇率不确定性对贸易质量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已有文献主要将产品质量与汇率传递（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程度相联系。Auer和Chaney（2009）在Mussa和Rosen（1978）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汇率传递程度在不同产品间的差异。结果表明，低质量产品的汇率传递程度更高，且汇率升值导致出口转向高质量产品。然而，他们用美国高度细化的进口数据检验没有发现显著的证据。Chen和Juvenal（2016）、Antoniades和Zaniboni（2016）、Auer等（2018）补充了Auer和Chaney（2009）实证层面的不足，发现汇率传递程度随产品质量的增加而递减。Bernini和Tomasi（2015）则进一步强调了中间品进口机制的作用。与Campa和Goldberg（2005）、Gopinath和Rigobon（2008）、Auer和Chaney（2009）的汇率部分传递的结果不同，王雅琦等（2015）、王永进和杨焱予（2018）认为中国出口价格对于汇率变动不敏感，即汇率几乎完全传递。王雅琦等（2015）进一步发现，相比生产率机制和中间品进口机制，质量机制对于汇率传递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也有文献估计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余淼杰和张睿（2017b）运用余淼杰和张睿（2017a）开发的企业层面出口产品质量测度方法，发现人民币升值通过竞争效应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许家云等（2015）、王雅琦等（2018）也发现了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产品质量的积极效应，且该效应在不同企业和产品间存在差异。

1981年，美国对从日本进口的汽车实施配额限制，这一贸易政策的流行引发了大量关于配额政策下产品质量调整的研究。多数理论研究证明，配额促进了进口产品质量升级。该类模型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假定每种最终产品的质量水平不变，贸易政策通过改变不同质量水平的产品组合而影响总体质量（Falvey, 1979；Aw和Hwang, 1991；Ries, 1993）；二是将产品质量视为内生，贸易政策直接引起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的改变（Krishna, 1987；Donnenfeld, 1988；Krishna, 1990）。理论文献还比较了从价关税（Advalorem Tariff）、对特定国家的关税（Specific Tariff）和配额的非对等效应（Falvey, 1979；Rodriguez, 1979；Wall, 1994），提高从价关税会降低产品质量，而实施配额会提升质量，因此从价关税和配额是非等价的（Das和Donnenfeld, 1987；Donnenfeld, 1988）。在实证研究方面，Feenstra（1984）、Feenstra（1985）、Feenstra（1988）采用美国进口汽车数据，Aw和Roberts（1986）采用美国进口鞋类数据，Boorstein和Feenstra（1987）采用美国进口钢铁数据，De Melo和Messerlin（1988）采用日本出口汽车数据，均发现进口国对出口国实施配额会导致被限制产品的质量升级。Dinopoulos和Kreinin（1988）则研究了美国从日本的进口配额对欧盟生产者的影响。Khandelwal等（2013）发现，美国、欧盟、加拿大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和服装产品取消配额后，中国企业出口到这些国家的产品质量有所下降，这从反面验证了配额的质量升级效应。

与汇率波动领域的文献类似，大量关于反倾销影响的文献集中讨论了反倾销保护对贸易流量的效应，即反倾销的贸易限制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Blonigen和Prusa（2015）较为完整地综述了该领域的文献，并指出反倾销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的确，较少有学者回答反倾销究竟如何影响进出口产品质量，且仅有的几篇文献所得结论也不一致。在理论层面，Vandenbussche和Wauthy（2001）假设在两国寡头垄断中，企业先选择产品质量，而后进行价格竞争。结果显示，欧盟反倾销政策不利于本土企业的质量升级，反而会促进外国企业的质量改进。相反，Moraga-Gonzalez和Viaene（2015）的模型指出，当国家规模或收入水平相似且企业研发成本不对称程度较低时，实施反倾销可能会改变质量排序，从而实现本土企业的质量升级。在经验研究方面，Avsar（2012）运用巴西企业层面出口数据，发现不论巴西是反倾销的目标国还是发起国，巴西企业出口到相应国家的涉案产品的单位价值都会上升。他们认为价格上升是为了避免反倾销报复。谢建国和章素珍（2017）估计了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例如何影响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发现肯定性裁决和反倾销税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其结果在理论上对应Moraga-Gonzalez和Viaene（2015）的预测。

随着贸易成本的不断下降，关税不确定性的下降比关税水平的下降显得更为重要（Limão和Maggi, 2015）。一国加入WTO和许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实施，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契机。在这类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Handley和Limão的一系列文献，主要强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的影响（Sala等，2010；Dutt等，2013）。⁽²⁾大多数贸易模型将贸易政策视为静态参数，而Handley（2014）、Handley和Limão（2015）构建了动态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当面临政策不确定性时，潜在出口企业会比较当期进入的收益和延迟投资的收益，在临界点上，当期出口和延迟出口之间的现值差异等于出口固定成本。为了验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激励出口进入的理论预测，Handley（2014）分析了澳大利亚关税承诺的贸易效应。Handley和Limão（2015）基于葡萄牙和欧盟的特惠贸易协定事件，考察了关税不确定性下降时，葡萄牙企业向欧盟市场的出口进入。Handley和Limão（2017a）、Schott等（2017）发现美国对中国消除潜在的关税增加后，美国消费者收入增加，企业进口采购的效率提升，美国福利增加；但Pierce和Schott（2016）却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后，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显著降低了美国制造业就业水平。

也有文献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会同时影响贸易增长的二元边际。Osnago等（2015）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一种贸易壁垒，运用包含149个出口国HS6位产品层面的样本，他们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增加了出口概率和出口量。Lakatos和Nilsson（2017）以欧盟和韩国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背景，检验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预期效应。他们区分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期、签署期和实施期，发现在这三个阶段欧盟和韩国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都有所增加，且欧盟的增加幅度更大。

采用其他方法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文献有Crowley等（2018）和Carballo等（2018）。⁽³⁾Crowley等（2018）认为以往研究都集中于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而鲜有文献从未来关税增加的角度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影响。他们用反倾销税代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进入和退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关税增加后，中国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的可能性下降，并倾向于退出已建立的出口联系。Carballo等（2018）研究了金融危机期间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贸易决策的影响，以及贸易协定的作用。结果显示，当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非特惠贸易协定（PTA）目的地市场上的净退出率更高，表明经济下行时贸易协定可以缓解不确定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大多数聚焦中国的文献都以中国2001年底加入WTO为背景，以美国对中国最高关税（或约束关税）和最惠国关税的差距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衡量指标，分析其如何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出口。Handley和Limão（2017a）发现，贸易摩擦威胁的下降至少能够解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的22%。以往研究只强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引致的企业进入效应，Feng等（2017）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导致出口企业数目增加，更激烈的竞争迫使一些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出口市场。因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同时引发企业的进入和退出行为。钱学锋和龚联梅（2017）发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CP）等区域贸易协定降低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中国对协定内成员国的出口。汪亚楠和周梦天（2017）、黄亚钧和汪亚楠（2017）估计了进口关税削减和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出口效应，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强化了进口关税对企业出口额和出口产品种类的影响。

除了出口维度，企业创新、劳动力迁移等维度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主题。Liu和Ma（2016）运用倍差法发现，中国加入WTO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他们检验了两种作用渠道：首先，不确定性下降引起的市场规模扩张促进了企业创新；其次，不确定性下降后，企业的资本投入和中间品进口增加，从而激励了创新。佟家栋和李胜旗（2015）则针对出口企业进行分析后发现，产品创新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后显著增强，且不同类型企业所受影响存在差异。Facchini等（2018）运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内部不同区域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影响。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幅度越大的地区，劳动力流入越大，且地区劳动变迁是由“无户籍”劳动者流入引起的。地区劳动再分配的作用机制是出口增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其他微观影响包括企业利润的增加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的降低（汪亚楠，2018；张平南等，2018）。

2.3.5　需求不确定性的影响

关于需求对出口的影响，已有文献主要从本国需求和外国需求两个角度考察它们对出口的影响。许多文献发现，本国需求和出口增长之间是替代关系（Artus, 1973；Ball等，1966；Faini, 1994；Sharma, 2003；Esteves和Rua, 2015；Bobeica等，2016）。首先，本国需求上升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会降低出口价格竞争力，导致企业减少出口；其次，在出口利润相对较低的情形下，由于生产能力有限，本国需求的增加使企业更倾向于将资源用于本国生产和销售（Esteves和Rua, 2015）；最后，一国需求的变动会使企业调整其他市场的销售。当本国需求下降时，企业减少在本国的销售额，而增加对外国的出口（Vannoorenberghe, 2012；Soderbery, 2014）。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许多研究将贸易骤减归因于外国需求的萎靡（Eaton等，2010；Bricongne等，2012；Bussière等，2013；Morel等，2015；唐宜红和林发勤，2012）。Bems等（2010）使用投入产出表发现，需求因素尤其是耐用品需求的下降可以解释金融危机期间贸易低迷的70%。对中国来说，戴觅和茅锐（2015）发现，金融危机期间外需不足导致的出口供给过剩难以完全被内销吸收。具体而言，出口下降1%，内需仅增长0.3%。De Sousa等（2016）的理论和实证结果表明，当目的地需求波动性上升时，出口价格提高，出口量下降，需求偏度却具有相反的效应。一些文献研究了需求不确定性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在Nguyen（2012）看来，面对目的地市场的需求不确定性，企业出口失败的原因与出口学习经验密切相关。企业只有在进入目的地市场后才能认知需求状况，而由于目的地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相关性，为获得更多信息，企业会根据以往经验预测潜在进入市场的需求状况，从而延迟进入目的地市场，且采取序贯出口（Sequentially Export）策略。Békés等（2017）运用法国海关数据发现，目的地需求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减少企业出口，而双边距离放大了需求波动的负面效应。基于出口市场广化的视角分析，一般结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目的地市场多样化来降低需求不确定性风险，从而维持出口稳定（Hirsch和Lev, 1971；Juvenal和Monteiro, 2013；Esposito, 2016；张䶮和孙浦阳，2017）；出口市场多样化水平不足的原因在于匹配摩擦（Kramarz, 2014）。但Vannoorenberghe等（2016）发现，只有大企业的市场分散策略才会使出口更稳定，而对小企业来说，市场多样化反而会增加企业出口波动性。

此外，已有文献还讨论了需求不确定性对出口以外的其他企业绩效的影响。Goldberg和Kolstad（1994）分析了汇率波动和出口需求冲击的联动如何影响跨国企业的FDI区位选择。Berman等（2015）使用多种代理指标反映目的地外生需求不确定性，并估计其对企业国内销售的影响，发现企业的出口需求和本土销售存在互补关系，即短期内10%的出口需求扩张使企业内销增加了1.5%～3%。Mayer等（2014）、Aghion等（2018）分析了出口需求冲击对企业生产率和创新的影响。Mayer等（2014）发现目的地需求规模的扩张促使出口国企业优化产品组合，进而提高生产效率；Aghion等（2018）发现需求冲击激励了出口企业的创新活动，该种激励效应在初始生产率更高的企业中表现更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