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收入定义

2.2.1　收入指标

关于居民收入，它的构成比较复杂，其主要包括两种来源，即宏观加总的收入和微观住户调查的收入（见表2.1）。在中国的统计体系中，宏观加总收入主要是指国家统计局利用国民经济核算和政府部门间提供的资料，来核算总体国民收入及其在各个部门、产业和领域的年末新增收入状况，并根据人口统计资料，来核算各个地区、城乡和不同产业或行业的居民人均收入数据。比较来看，微观收入是指政府统计或民间调查机构，利用一定的统计调查方法，来抽取全国有代表性的住户并进行入户调查或访谈，从而获得代表性住户的详细收入调查数据。在本书中，关于收入的数据基本都是指微观住户层面调查的可支配收入。理论上，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个体或家庭获得且可以用来支配的收入，即居民工资收入中扣除个人所得税收和五险一金等剩下的那部分可以随意支配的收入，它包括家庭成员所从事主要职业的工资收入，以及从事第二职业、其他兼职和偶尔劳动得到的劳动报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净收入、家庭资产所获得的收入和政府或单位对个人收入的转移等。

表2.1　关于收入指标的定义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司等（2017）。

在定义中国居民的收入时，这里存在一个中国特色的情况，那就是由于巨大的城乡二元分割，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和收入结构都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农村居民中相当一部分是自收自支的部分，且由于农村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导致农民收入无法简单地计算更偏市场化的可支配收入概念，而且过去农村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农林牧渔业的经营，涉及各种家庭经营费用支出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等，因此在2012年以前国家统计局都是分别统计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2013年之后国家统计局合并了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队，协调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调查问卷，统一了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定义，因此统一后的城乡居民一体化调查，就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的完全一致性。

在定义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过程中，我们按照收付实现制原则，对发生收支时，以是否收到现金或实物为标准来填写。如赊购赊销和工资拖欠部分，不算作本期工资，而如果居民收到下期预发或上期补发的工资，则需要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定义为本期收入。在定义过程中，可能还会涉及另外几组概念：（1）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如企业单位向员工支付的现金工资是货币收入，而单位发放柴米油盐、鸡蛋或电影票等就是实物收入；（2）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居民在获得兼职收入或稿费报酬过程中，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收入再加上其他收入就是税后的收入；（3）初次和再次分配后收入。通常初次分配收入，即在没有政府和个体再转移支付前，而完全通过市场化报酬获得的收入就算是初次分配收入，相对应的就是，在政府和社会个体通过再转移之后，居民所获得的收入就是再分配后收入。

在定义收入的过程中，还有几组变量关系值得讨论。首先，就是要明晰收入和财产的关系。理论上讲收入是在居民财产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可支配收入的最大值，如果个体通过转让房产的方式来获得收入的增加，那么这种损耗财产存量的收入就不应该算作居民本期可支配收入，而应该被定义为非收入所得，如一次性赔偿、收入馈赠和存款取出等也都属于非收入所得的范畴。其次，是收入与消费。在住户实际中，还会碰到隐性消费、在职消费的情况，如果在职消费（如享受免费的公车）没有明确到职工合同中，也无法准确计算市场价值，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简单地不计入收入；而对于企业以消费实物的形式给员工发放工资，或者企业额外给员工购买商业保险的费用等，这部分的实物补贴或实物消费部分，就应该被定义为收入；同时，由单位代缴代扣的个人所得税、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支出和住房公积金是工资的一部分，因此也要计入工资收入。再次，消费与储蓄。个人收入一般包括个人的消费和储蓄这两个部分。如果储蓄是为了将来消费，个人收入又可以被看作一定时期内获得（或占有）的用于个人或家庭现在与将来消费的资源的市场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储蓄部分仍然要被计算为将来的消费。

2.2.2　收入构成

就居民收入的定义而言，中国也许是收入构成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国居民的收入构成带有发展和转型的特点。从发展角度看，由于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构成存在着巨大差异（李实、罗楚亮，2007），比如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是货币收入，而农村居民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则仍是自产自用的实物性收入。就转型的特点而言，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收入形成机制缺乏充分的透明度。如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种补贴，有明补也有暗补，它在城镇居民收入中仍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即使是国家公务人员，实际收入也有多种形式的构成来源，有国家规定的工资和补贴部分，有地区补贴部分，也有单位发放的或明或暗的收入，同时有实物性收入和表现为暗补的公共福利项目，如公有住房、住房公积金、公费医疗、养老保障、失业保险等，而这些补贴或福利项目却是其他许多居民所不能获得的，其市场价值通常也难以有效地估算，甚至在收入统计中被严重忽略。中国居民收入构成的这些特点使得人们在全面理解收入的定义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因而也就会产生一定的分歧。例如有些人只是认为现金收入才是收入，往往忽视实物性收入和补贴，这种对收入定义的片面性认识，就会使得对于全体居民收入差距水平的估计存在一些争议。如当前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没有明确界定收入定义的情况下，不加甄别地对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进行比较，对全国收入差距加以估计，这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估计偏差（李实，2003）。

1.从国际视角看收入

（1）自产自消部分。在经验研究中，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定义要复杂得多，其中牵涉到大量关于不同收入种类的划分标准问题。按照一般的收入定义，个人或住户的收入是指其在一定时期内在保持其资产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可以获取的实际消费能力，因而在对收入进行估价时不能不考虑其所具有的实际消费量。实际消费量又分为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两部分。显然，后面部分的消费估价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在私人消费中，既有货币购买的部分，又有自我生产的部分。对于前一部分，如果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是补贴性的，那么如何计算补贴的货币价值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自我生产部分，何种产品和服务应该计入收入，何种产品和服务不应该计入收入，同样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本书中，我们遵循了通常的做法，即忽略了公共消费部分；在自产自消的产品和服务中，只考虑了食物部分。在自我生产的消费中，即使我们解决了何种产品和劳务应该计入收入这一问题，但是还会碰到如何对这些产品和劳务估价的问题。以农民自产自消的粮食为例，是按照市场价格还是按照国家收购价格估计其价值，因为按照不同的价值进行估计也会直接影响到收入的估计值（李实、罗楚亮，2011）。另外，即使同一种产品也会有很大的质量差异，这种质量差异如何在估价上得到体现也是一个问题。私人消费自产自消部分的估价问题在中国这个农村人口规模较大，且自给自足经济仍很普遍的社会中会变得更为复杂，所以我们设计的住户问卷中还特别询问了农村居民对自产自消部分的主观估计价值。

（2）自有住房折算租金。是指现住房产权为自有住房（含自建住房、自购商品房、自购房改住房、自购保障性住房、拆迁安置房、继承或获赠住房）的住户为自身消费提供住房服务的折算价值扣除缴纳的各项税费后得到的净租金。按照卡恩（Khan）的收入定义，该收入定义是在国家统计局收入定义基础上增加了公有住房的实物性租金补贴，也包括私有住房的折算租金，当然还有各种实物收入（如单位发放的食品、日用品等实物和有价证券）的市场价值[13]。关于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的计算方法，国家统计局提出用自有住房的市场价估值减去购买时的原值，然后按照50年折算，即每年的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为现住房市场估值与原值差价的1/50。但这种估算方法遭到了很多质疑，所以中国住户收入调查团队根据国际通常用的标准并结合中国数据的可获得性，提出了一个更加综合的估算方法（岳希明、Terry Sicular，2017），即基于市场租金法对城乡居民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进行估算，认为住户报告的市场租金收入RM（如果自有住房在市场出租时能够得到租金额，为包含维修成本和房贷利息的总租金额），扣除掉维修成本C和按揭贷款利息支出I，即为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其公式为R=RM-C-I。而对于少数没有给出自估市场租金的农村住户，则利用估算公式：R=i（V-M）-C-D-I，其中V是自有住房的市场价值；M是住房贷款余额；i是长期借贷利率（可以使用30年国债利率）；C是维修成本，D为房产折旧。

（3）福祉的定义。它是在卡恩的住户收入定义上，增加了给城乡居民带来实际福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市场价值。如果考虑到居民收入所具有的实际福祉，那么收入不仅要包含所有能够反映个人福祉差异的收入项目，以保证其内涵在不同人群中的一致性，而且要求货币收入应当具有相同的实物支配能力，即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要具有可比性，亦即不同人群所获得的单位收入应该具有相同的购买力。一般认为，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要远高于农村居民，因此没有考虑福利收入所估算的城乡差距肯定会被低估。另外，城镇地区的生活费用也要高于农村地区，城乡之间生活费用的这种差异也会导致收入比较时会低估农村居民收入而高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因此如果没有进行地区生活费用指数调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估计结果可能会是上偏的。综合这两方面结果，李实、罗楚亮（2007）先估算了城乡居民所获得的隐性补贴，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地区生活费用差异进行了收入调整，从中发现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各类隐性补贴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总体上将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另外，在同一个年度的不同区域内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生活费用可能存在很大不同，同一收入水平在不同地区间的实际购买力差异较大。如果不做调整而简单地计算，那么就必然会高估城乡收入差距，因为生活在城市的人群在具有高收入的同时，也具有显著更高的生活成本。所以，我们也利用地区生活支出价格指数来对收入进行第三次调整，即采用Brandt和Holz（2006）的购买力平价方法来纠正地区间、省份间、城乡间的生活成本差异。总体来看，尽管对地区价格差异的调整会引起城乡差距的缩小，但经过价格指数调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依然非常之高（李实、罗楚亮，2007）。

2.收入来源构成

按照我国目前的收入划分方法，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自有住房折算租金构成。

（1）工资性收入。是指就业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和各种福利，包括受雇于单位或个人、从事各种自由职业、兼职和零星劳动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和福利。[14]它既包括定期发放的计时计件劳动报酬、奖金、住房补贴、交通补贴、车改补贴、通讯补贴、冬季取暖费和防暑降温费等，也包括过节费、相当于现金的通用购物卡、加班工资或专门津贴、出国津贴、其他津贴；还包括在国外工作的出国津贴等；根据激励制度，与企业整体业绩挂钩而给付的专项奖金或现金奖励；以及在工作岗位上获得的佣金、赏金或小费。当然，工资按照收付实现制计算，只要是在调查期内实际得到的工资，无论该工资是补发还是预发，都应归为本期得到的工资收入；而本调查期内应得，但因拖欠等原因未得到的工资则不应计入。

（2）经营性收入。是指经营毛收入扣除经营费用、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生产税-生产补贴），它可划分为农业经营性收入和非农业经营性收入。其中农业经营性收入，不仅包括传统粮食种植产品生产和销售获得的收入，也包括从渔业和畜牧业养殖所获得的收入。关于非农业经营性收入，它包括公司运营、城市商贩和农村店铺经营等获得的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自有住房的出租收入究竟是该被定义为经营性收入还是财产性收入，过去一直存在一定的理论和实际争议，但国家统计局自2012年城乡住户一体化调查以来，统一把它归类为经营性收入，中国住户收入调查课题组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作了相应调整（见表2.2）。因此，目前我国经营性收入中，既包括居民住户以营利为目的出租自有房产（住房、生产经营用房和办公用房等），也包括居民住户以营利为目的出租机械设备、汽车、各类文娱用品、专利、商标、版权、著作权等活动而获得的收入。

表2.2　住户一体化改革前后农民收入定义变化

资料来源：许宪春（2015）。

（3）财产净收入。是指住户或住户成员将其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和自然资源交由其他机构单位、住户或个人支配而获得的回报并扣除相关的费用之后得到的净收入。财产净收入是由财产带来的收入，包括利息净收入、红利收入、储蓄性保险净收益和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租金净收入等。其中，根据前面叙述的标准，财产净收入不应包括将非金融资产（如住房、生产经营用房、机械设备、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等）交由其他机构单位、住户或个人支配而获得的回报，因为它应该计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也不包括转让资产所有权的溢价所得，这应该计入“非收入所得”。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财富积累的增加，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会越来越高。居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已成为当前社会的一种发展趋势，居民收入不仅来自其劳动收入，也越来越多地来自财产性收入。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更多的老百姓有机会参与投资过程，因此住户自有的金融资产就能够获得更多的投资收益，其闲置的不动产也能获得更高的租赁收入，从而财产性收入在总体收入中的占比也在逐渐增加。

（4）转移性收入。是指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住户的各种经常性转移支付和住户之间的经常性收入转移。包括政府、非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转移的养老金或退休金、社会救济和补助、政策性生活补贴、救灾款、经常性捐赠和赔偿以及报销医疗费等。住户之间的赡养收入、经常性捐赠和赔偿以及农村地区（村委会）在外（含国外）工作的本住户非常住成员寄回和带回的收入等也应算作是家庭转移性收入；住户与住户之间的现金馈赠也应被计入转移性收入，但是他们之间的实物馈赠则一般不纳入。另外，在转移性收入中，不包括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未缴纳任何社会保险费而获得的离退休金和报销医疗费，也不包括国家为扶持农业进行的相关生产补贴等，如粮食直补、购置和更新大型农机具补贴、良种补贴、购买生产资料综合补贴、退耕还林还草补贴、畜牧业补贴等，这应视为第一产业经营活动中的生产补贴，即一种负的生产税，应被纳入经营性收入的估算中。

（5）自有住房折算租金。前面已经叙述过自有住房折算租金的计算过程，它是指自有住房的住户为自身消费提供住房服务的折算价值扣除缴纳的各项税费后得到的净租金。过去国家统计局一直没有把自有住房折算租金纳入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定义，但从2012年住户一体化调查改革之后，国家统计局开始对城镇住户（包括流动人口住户）估计了自有住房折算净租金，并反映在这些住户的可支配收入之中。另外，在2012年以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要求，土地征地补偿被统计成农户的收入，然而在2012年住户调查一体化之后，这部分又不被界定为农户收入（许宪春，2015）。

2.2.3　收入调整

在现有文献中，由于对收入的定义和界定标准不一，又由于采用的数据和分析方法不同，从而测算出的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变化趋势就有很大差异，相互之间也没有可比性，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很多研究中都没有对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一定的调整。从研究的角度考虑，只有明确了收入的界定标准，进行了合乎逻辑的收入定义调整，才能用来分析我国居民收入的规模、特征和增长，以及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来源现状及其变化原因等相关问题。

1.收入估算单位

在各种收入来源中，如工资性收入主要是以个体为单位，但是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因此在计算个体收入的时候，就会牵涉到家庭成员共同经营所获得的收入如何在个体间进行划分的问题。当然，在研究实践中，单纯研究个体总收入的情况并不多，大多数还是基于个体和家庭的各种收入来源进行加总，从而获得家庭总的可支配收入。但是，总收入如何进一步分配给每位成员又是一个问题，是简单平均分配还是按照消费能力等来分配，另外总收入固定的三口之家与六口之家所面临的生活境遇是不一样的，两者不能等同看待。为了简便，现有文献里基本上都是加总家庭所有成员的全部收入来源，从而得到家庭总的可支配收入概念。

2.等值收入调整

如果要进一步计算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这里就会涉及家庭规模估算的问题。这里首先是关于家庭成员的界定问题，经济学一般把与家庭成员内部共享收入和支出的个体当作家庭成员，当个体因各种原因不再与家庭共享收支时则通常不被定义为家庭成员。在确定家庭规模之后，如何计算家庭人均收入又会遇到问题，一种算法是用家庭收入除以一个家户的实际人口数，从而得出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另一类算法不是用户收入除以一个家户的实际人口数，而是除以权重调整后的人口数。西方发达国家通常用等值算子（equivalencescale）来区分不同人口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权重。比如欧盟统计局的做法是，把家户的第一个成年人赋权重为1，第二个及其他成年人赋权重为0.5，14岁及以下的儿童赋权重为0.3（Fiona et al.，1992）。当然不管是用哪种方法来计算，采用的都是家庭人均收入而不是个体收入来定义中等收入者，这是大家都认同的做法。

3.估算周期

由于收入是流量，它存在按年、月或周为统计周期的区分，也即可支配收入可以按照实际工作时期，来计算年、月或周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各国统计制度和监测系统的明显差异，往往会采用不同的估算周期，如美国就可以计算每一周层面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但这在我国目前还做不到，最大程度上只能计算到月均层面的家庭人均收入。而且在中国的经验研究中，一般我们关心住户或家庭的月可支配收入，这也符合家庭收支的调查统计习惯，因此在实际研究中使用家庭月均可支配收入的应用最为广泛。当然，在一个更长的研究周期内，比如研究1988—2018年跨期30年的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时，我们就会关注年均可支配收入的问题，而不会把收入调整为月均收入水平。

4.物价因素

在使用较长时期数据或比较不同年份的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时，考虑到不同年份的收入购买力存在很大不同，因此大多数研究都需要根据物价水平对收入水平再次进行调整。即把所有其他年份的收入数据，都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数据统一折算为某一年的收入，从而消除物价因素对收入的干扰，这样不同年份间的收入水平就更具比较性。在具体折算过程中，既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消费价格指数，也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地区、不同城乡的消费价格指数，从而得到更为准确的收入估计。同样，如果要对同一年份在不同国家的收入数据进行比较，这可能还会涉及汇率价格的调整问题，这里既可以使用世界银行公布的购买力评价指数（PPP），也可以使用国际元把不同国家特定年份的收入数据统一调整为按美元计价的收入水平。

5.权重调整

由于一般住户调查样本都不可能是全样本的调查，因此所抽取的样本还存在一个对全国样本的代表性问题。尤其是，通常民间的住户调查数据都不是在全国范围所有城区或县乡的调查，而只是选择了一些城市和农村样本做调查，所以需要对样本进行权重调整从而让它具有全国代表性。如Song等（2011）就采用了3级权重指标（地区、省份、城乡）来对收入变量进行调整，但是其总结认为利用中国住户收入数据（CHIP）进行估算时，是否加权并不会明显改变收入不平等的计算结果；但是也有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是否调整权重对收入分配差距的估算结果具有显著影响（谢宇等，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