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中国与东盟总体上海洋合作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目前来看，中国与东盟海洋方面合作的研究并不多，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南海背景下的安全冲突与资源分配、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对东盟国家的影响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中国海区域的海洋合作等方面；国内对中国—东盟海洋经济的研究近年来较多，从海洋安全方面到海洋资源开发、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性海洋经济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等展开研究。

（1）中国与东盟总体上海洋合作的国外研究综述

首先，是从中国—东盟现实主义角度研究。Byun，Chang（2014）从中国与东盟现实角度来分析未来的冲突与合作因素，东盟通过采取“权力平衡”和“软抵制”战略来消除中国迅速崛起带来的威胁，Zhang，J（2014）在日益国际化、多元化趋势的南海问题环境下，分析了如何重新定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发展战略及政策利益，来对加强双边旅游业提出建议，Garri，Mikhail（2015）探讨了中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文莱之间在中国南海的领土争端。在分析了最近岛屿争议紧张的局势，表明在目标战略的差异上，通过谈判解决冲突较困难，可能解决冲突的方式与在国际社会的立场有很大关系，Odgaard，L（2003）通过探讨南海是否为东盟内部分歧或团结的根源，提出在解决共存的前景时，东盟内部成员国一致认为，东南亚不能够退出美国和中国之间巩固的威慑结构。此外，认为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协商做法和保守行为准则将有助于持续的和平与稳定，保证南海的安全。从资源配置与合作的角度，Zhao，S. R.（2015）探讨了中国和东盟要抓住“一带一路”的机会，更好地分配资源，共同建设东盟—中国社区，实现协同合作途径，为合作的突破提供启示。

其次，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对东盟国家产生巨大影响，为东盟国家创造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保障了东盟国家的安全利益，双方应形成积极的伙伴关系，谋求互利共赢。但是，双方之间政治信任缺乏，南海问题严重阻碍了双方合作。Nazery Khalid（2006）认为中国作为海洋经济大国，为东盟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尤其在海洋合作方面，双方合作应该由次级合作转为战略合作，完善东盟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双方合作出现了信任赤字、合作层次有限等问题，为此双方应持合作共赢的态度，建立新型合作关系。Jorn Dosch（2007）认为中国制定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关系网络组织和相关规则，对相关国家的安全利益有重要意义。Jorn Dosch（2010）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不是零和博弈的关系，可发展更积极的关系。Munir Majid（2014）认为中国崛起对东南亚区域经济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南中国海问题使东南亚区域一些国家对中国态度转变，产生悲观和疑虑，中国应坚持在双边基础上处理问题。

最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中国海上存在共同利益，然而面临大国力量的威胁，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可维护区域和平稳定。Yukinori Harada（2012）分析了中国针对南中国海问题的战略以及通过武力处理争端的可能性，同时指出由于部分东南亚国家已经有向美国靠拢的趋势，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权益面临严峻威胁。Buszynski，Leszek和Sazlan，lskandar（2007）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南中国海石油开采的共同利益，通过石油合作可暂且搁置主权争端，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George和Mary（2012）着重分析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Southeast Asian Fisheries Development Centre，SEAFDEC）。Cheng，Joseph Y. S.（2013）以大湄公河次区域和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为主，研究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

（2）中国与东盟总体上海洋合作的国内研究综述

一是从海洋资源开发合作以及污染方面角度，王勇（2017）将来源广、种类多的人工噪声对南海地区海洋生物产生的危害作用入手，呼吁中国与东盟国家应该建立相应的合作条例，制定南海海洋噪声污染的法律目标与具体法律路径，明确关于南海海洋噪声污染具体内容。中国不仅要争取完善本国防治海洋噪声污染的法律规章，更应该积极利用良好机遇与东盟国家进行谈判，制定《南海行为准则》，以便能够早日制定第一份规制海洋噪声污染的法律。陈秀莲（2018）利用MATLAB软件，运用数据包络（DEA）法构建了经济利益评价指标体系来分析经济利益分配方面的问题，进一步以南海为例，探讨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海洋资源开发上如何解决现有合作模式难落实、效率低、合作分配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蔡鹏鸿（2015）从中国—东盟海洋合作发展三大走向出发，认为中国与东盟在海洋合作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下，仍需关注新一轮海洋合作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正如政治上的信任不足等问题，中国和东盟双边应在合作共赢精神的指引下，推动海洋合作，化解分歧，增进互信。

二是从海洋经济方面研究，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基石首先是海洋交通互联互通的合作。王萍（2018）通过描述中国—东盟海洋交通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将物联网作为解决海洋交通互联互通的有效手段，同时认为利用物联网才能实现海洋交通互联互通的架构和路径，才能更加有效地开展海洋交通领域的互联互通合作，建设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陈丙先（2014）以广西海洋经济为例，分析了在广西海洋经济总量不断上升、海洋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部分海洋产业发展迅速的情况下，其海洋资源未被充分利用，尤其是与其他省份的海洋经济相比，海洋经济总量较小、海洋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较低、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需加强海洋资源的有效利用，进一步实现海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尤其在海洋渔业、油气业、滨海旅游业和交通运输业等方面的合作，都是在加快完善海洋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最终才能实现海洋经济快速且持续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海洋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张越等（2017）在分析了双边海洋产业业绩、海洋自然环境以及科技创新的基础上，提出双边要加强多层次产业合作，建立并完善海洋合作电子信息平台，根据不同海洋产业特色提出不同合作建议。

三是从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性海洋经济合作的角度，分析双方合作的现状和挑战，指出双方海洋合作存在巨大发展机遇与合作前景，双方应加强海洋经济、金融、人文与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强化合作机制建设，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层次。李露（2015）分析了北部湾经济区建设面临的困难，提出中国与东盟应进行多层次合作、强化合作机制建设、提升保税物流层次、加强港口合作、完善基础设施，推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余珍艳（2016）分析了中国与东盟海洋经济合作具备的机遇和面临的挑战，提出推进双方合作的对策，指出只有加强双方政治互信，妥善处理南中国海争端，才能促进双方友好合作发展。蔡鹏鸿（2015）分析了中国与东盟海洋合作的进程、前景，指出推动中国—东盟多层次与多边合作在推进两国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海洋合作是双方的新亮点。

四是从南海安全角度分析，近年来南海地区海洋问题日益严峻，中国和东盟已成为南海地区两个重要的行为体。韦红等（2018）从海洋安全与海洋秩序角度出发，认为在海上务实合作方面，中国和东盟需增强相互理解与认知，认识到建立南海地区和谐海洋秩序的重要性，积极改善海上合作机制，增进东盟各国对海洋安全与海洋秩序的更深层次认知，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准则，政治分歧、域外势力的干涉、机制本身的不完善等也会阻碍机制效用的最大限度发挥。王玫黎等（2017）通过传统海上执法冲突与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讨论南海海域安全问题，提出中国要提高自身的软实力和硬实力水平，力求在国际执法合作中游刃有余，与东盟国家平等协商，亟须达成在南海海上执法合作的框架性协议，并建立海上执法合作指挥部与执法合作委员会等。

1.2.2　中国与东盟分国别海洋合作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1.2.2.1　中国与新加坡海洋合作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1）中国与新加坡海洋合作的国外研究综述

一是从环境与能源的角度出发，Zheng，X. J．等（2013）就中新两国合作的天津生态城能耗系统进行分析，从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方面，建议将太阳能热水、太阳能光伏发电、地源热泵等系统应用于生态城市的利用中，并提到可再生能源是对传统能源的补充。Wang，Z. Y.（2015）也以中新天津生态城为例，在政府的特别监督下，中新天津生态城的起步区已经走得很远，但目前的建设进度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标，偏离了原有的发展道路，因此需借鉴巴黎、中国香港和马斯达尔城市成功的经验，提出新城建设的新发展路径：动态发展。Yuan，Z.（2010）等通过考察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系统在隔离与共享模型间的成本效益，来验证环境基础设施共享将降低总成本，改善环境绩效，提高区域竞争优势，结果表明：与分离模式相比，共享模式可以大大降低总体成本，并提供竞争优势。此外，它还提高了整体环境绩效，加强了集群公司之间的合作，形成了良好的整合形象，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加入。

二是从劳务合作方面，Hu，S. J．和Liu，Y.（2011）通过统计数据分析中国对新加坡两国劳务合作总体上劳务的输出特征，表明由于制度缺陷，使得中国农民工面临着金钱损失、福利不良、身体虐待和精神等问题和风险，如果这些问题引起两个政府部门关注，就会阻碍两国劳务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他们提出了相应的特殊经营政策措施，最后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2）中国与新加坡海洋合作的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中新间的合作研究集中在经济、文化上如何实现双收益，如何不仅是要做项目、做园区，更重要的是做理念，不回避竞争、不排斥竞争。

一是从商业利益的定位方面，赵磊（2015）认为中国要学习新加坡的“轻巧精准”，不单单做项目，重点在自贸区、园区以及金融服务等高端业务上发力，沿线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我们需要什么，就找沿线国进行合作。杜军等（2017）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6—2015年中国与新加坡双边的贸易相关数据分析了中新双边的贸易现状、贸易互补性以及贸易潜力，得出中新两国进口贸易大于出口贸易，且不断增长。林琳（2015）运用R型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新区域经济一体化，结果表明：中新两国的合作贸易持续上升，自贸区的建设有利于新加坡的出口创造效应。钱耀军（2018）利用1992—2016年中新两国贸易的相关数据，以测算出的贸易结合度、显性比较优势、贸易互补度指数等研究了中新贸易往来的频繁程度与双边在SITC0-SITC9等10类产品基础上的互补程度、显性优劣势方面，之后再利用SPSS、MATLAB等计量分析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中国生产总值和中新双边进出口贸易额，新加坡生产总值和中新双边进出口贸易额等均呈现正线性相关的关系，且随着中国、新加坡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中新间进出口贸易额也呈稳定增长态势，进一步表明中新间未来贸易合作程度的前景广阔。

二是从文化传播方面，赵磊（2015）认为中新要共同传承与传播东方文化与核心价值，让“一带一路”有文化吸引力和价值感召力。覃辉银（2016）首先在探讨中新两国经贸合作方面的现状与发展潜力的基础上，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旅游业的合作发展将有利于加深两国间文化合作与人文交流，进一步巩固双边安全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进程。

三是从规避风险方面，杨达（2018）基于新加坡目标与手段、手段与手段截面数据，利用向量自回归倡议关涉中国及世界的发展，从大战略理论出发，客观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各类风险强度，得出与定性经验事实几乎相符的风险强度排序，因此，中国除需进行政治手段领域的重点对外，还要思考整体“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手段层面的宏观协同调控。

1.2.2.2　中国与马来西亚海洋合作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1）中国与马来西亚海洋合作的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与马来西亚的海洋问题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其中大多数国外学者是以比较客观的角度在不同层面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从南海争端视角以及中马冲突事件两个视角展开研究。

一是从南海争端视角的研究。国外学者对南海争端的研究关注点更多是放在维护马来西亚的海洋权利以及扩张海上军事力量两个方面。卡莱尔·塞耶（2007）认为南海是马来西亚海上安全的重要屏障，马来西亚南海政策主要是围绕南海安全问题而展开的，马来西亚与东南亚地区以外的国家签订的唯一军事条约——《五国防御条约》，是马来西亚在旧时传统同盟国家的协助之下为了发展国防军事力量而签订的，是国防自主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补充。纳兹里·哈立德（2005）分析了马来西亚在南海海域一方面要保障国家领海主权不受侵犯以及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各方面权利，另一方面也要承受各种可能对国家安全问题和国家主权问题带来威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海洋污染、海洋资源过度开发、武器走私、非法入境、毒品、航运通道安全、海洋主权被侵犯、海上灾难搜救等方面。阿兹米·哈桑（2013）则从外交政策方面来进一步分析马来西亚对于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争端问题的立场首先是“避免东盟内部的分裂”，倡导东盟内部团结；其次是反对南海成为中美两国的博弈场地，如果域外势力直接介入本地区事务，将会使南海争端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并且会加大处理问题的难度。希沙穆丁（2015）也提出马来西亚坚决反对在南海区域进行军事挑衅行为，强调必须要用“谈判”的硬性方式来解决南海争端，并且拒绝其他域外势力对南海区域地缘政治的渗透与介入。另外，对于中国与美国南海冲突的问题，马来西亚的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库·塞曼·库·侯赛因（2015）认为，南海争端已经从领土主权之争演变成中美两国势力之争，南海海域被用来当作扩大其国家势力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一个竞赛场地。如果中国发展成“最强的力量”，那么将会影响周边邻国甚至美国；如果中国的发展出现倒退或者力量遭到削弱，那么将需要周边邻国的帮助来对抗美国。另一位学者辛·马赫穆德（2015）则认为，中国近年来不断发声主张捍卫在南海的主权领土，在南海的“综合优势”加速提高，与此同时，美国军机因中国的岛礁扩建而频繁到访南海，从而引发了中美冲突，这就很可能会导致一些东盟国家投靠美国。

二是从中马冲突事件视角的研究。安德鲁·埃里克森（2017）针对南中国海争端事件分析了马来西亚正在加大力度部署应对中国的船只进入马方索马里海域。Nguyen Huu Tuc（2015）提出中马产生摩擦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来源于马来西亚也加强了与美国在政治层面和军事领域的合作，以达到制衡中国在南海地区日益上升的影响力的目的。作为南海声索国，马来西亚在外交、法律、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确保其既得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与中国的关系，不会牺牲中国的利益完全倒向美国。

（2）中国与马来西亚海洋合作的国内研究综述

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存在合作与互利的空间，也包含着冲突与竞争的环节，主要体现在海洋领域。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与马来西亚海洋合作的研究比较少，主要聚焦在如何应对中马海洋争端，尤其是关于马来西亚海洋政策的分析。少数学者则从中马合作的具体领域方面进行研究。

关于马来西亚海洋政策分析方面。龚晓辉（2011）分析了影响马来西亚海洋安全政策的主要因素，阐述了21世纪以来马来西亚海洋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认为马来西亚的海洋安全政策是以国防自主为方向，实施近海防御政策，且非常重视海军的发展与建设。一方面，与中国在马六甲海峡开展安全合作是马来西亚维护马六甲海峡航道的畅通有赖于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马来西亚与中国在南沙岛礁的部分国家主权的争端则成为中马两国双边关系发展的最大阻碍，因此，合作与对立是中马两国海上安全关系发展的鲜明特点。张艾妮（2013）研究了中国因素对马来西亚新海洋安全观产生的影响。她认为，马来西亚更新海洋安全观的动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马来西亚所处地区的特殊性，其附近海域最显著的海洋特征是有数个闭海和半闭海；二是考虑到目前东盟和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且中国作为亚太地区迅速崛起的大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制定的南海政策将会从不同层面影响马来西亚的海洋主权利益。有不少学者着重于研究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苏奕文（2014）从法律权益、军事国防和外交互动三个层面来论述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认为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是采取“低调克制”的政策，是一种既接触又防范的对冲战略。王晨（2018）用国家战略理论来探析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分析了南海利益作为局部利益在马来西亚国家整体利益中的地位和探讨国家间的关系，着重分析马来西亚在南海的战略选择以及制定南海政策的影响。认为马来西亚在南海问题上“不树敌”的理性政策选择表明了马来西亚可以是中国在推动南海合作上争取的对象。苏莹莹（2018）基于均势理论来分析马来西亚的南海政策，认为马来西亚作为南海声索国，对南海的国际化问题保持着非常小心翼翼的态度，坚决反对域外国家直接在军事方面干涉南海争端；同时，马来西亚自始至终保持平稳的马美关系以及良好的马中关系，希望借助大国平衡战略来维持南海力量的均衡性，创造稳定及安全的地区发展环境。

关于中马具体合作领域的研究。骆永昆（2018）在研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产业合作中，分析了中国与马来西亚在海洋渔业和港口两个方面的合作。赵一馨（2016）从能源安全的视角来分析中马能源合作基础和内容，进一步分析中马能源合作方面存在的不安全隐患，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来展望中马能源的前景并提出了相关对策。邹桂斌（2010）则从海洋渔业方面阐述了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合作机制。首先论述了中马海洋渔业合作的现状，其次分析构建中马海洋渔业合作机制存在的难点，再次从有利与不利因素两个方面分析构建中马海洋渔业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发展，最终基于合作原则理论提出如何推动中马海洋渔业合作机制建立的总体思路和总体对策。郭大川（2014）比较了中马两国主要海洋产业的竞争力，发现马来西亚在海洋渔业、滨海旅游和海洋油气产业的竞争力略低于中国广东省，但高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因此，中马两国海洋产业的发展水平大致处于同等水平，加强两国的海洋经济合作有助于应对海洋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激烈的国际竞争。

1.2.2.3　中国与泰国海洋合作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1）中国与泰国海洋合作的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中国与泰国的海洋合作关系做了一定的研究，其中有些学者对中泰两国海洋合作的关系史做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大多数学者对中泰两国海洋合作的现状以及其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是中泰海洋合作关系史。中国和泰国自古以来就是友好邻邦。从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迈克尔·钱伯斯（2005）的《中国人与泰国人是兄弟关系：中泰友好关系的演变》（The Chinese and the Thais are Brothers：the evolution of the Sino-Thai friendship）中讲到，从中泰友好的演变不难看出，在中泰交往史上，传统的友好交往友谊得到了遵循。虽然两国在“冷战”期间遭受了意识形态冲突，但这只是一种短暂的敌对状态，开始重归于好。著名的泰国学者Sirilu Maswariye（2003）指出，中国和泰国目前在能源合作和旅游服务领域密切合作。他写道，在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的合作框架下，中国和泰国可以在物流和旅游领域进行合作。

二是面临的困境及对策研究。美国教授迈克尔·理查森（Michael Richardson）在他的著作《中国大坝将湄公河变成水》中对中国进行了负能量评估。该书指责中国在岷江上游修建水坝，影响下游国家和地区渔业的发展。而巴温·查查瓦庞潘（Pavin Chachavalpongpun）（2017）则表示通过对中泰两国海洋产业的贸易往来的回顾，分析了未来中国与泰国在海洋方面广阔的合作前景。Chulacheeb Chinwanno（2008）专注于中泰海洋联系战略。其长期目标则是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这样的做法可以使中国能在其地区发挥和平和建设性作用。

（2）中国与泰国海洋合作的国内研究综述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于2008年9月28日由中国海洋局和泰国签署，与泰国普吉岛海洋生物中心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中国与泰国海洋领域合作的开始。到目前为止，我国与泰国已经建立起完善成熟的长期合作机制，为之后的全面多元化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大多数学者从海洋科技合作、海洋资源和滨海旅游三个行业进行了研究。

一是海洋科技合作。余珍艳（2016）提到了中国与泰国成功召开了多次以海岸带脆弱性、亚洲季风暴发监测以及在重点区域举行海洋会议，讨论异常季风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影响和威胁，双边海洋科技合作项目的启动取得了显著成效。郭萧（2018）指出把握双边与多边合作方式是决定中国与东盟海洋合作发展迅速、效果显著的核心。因此，中国国家海洋局和泰国环境保护局建立了中泰气候和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并签订了相关的海洋领域规划文件，重点强调了双方在海洋科技合作方面的成就，并共建联合实验室来深化夯实双方在海洋领域的合作。王勤（2016）也指出，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正式上市，标志着双方海上合作进入了实质性发展阶段。

二是海洋资源。张越、陈秀莲（2018）指出自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开始钻井以来，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在东盟海洋国家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合作中，重点是泰国的风险勘探和开发。在加强与东南亚、日本和韩国合作的同时，开放第二次海运与泰国的合作，实现与中国陆上通道的可能性。周昌仕、姚芳芳（2018）应用贸易指数和随机正面引力模型分析了中泰两国水产品贸易，并提出为了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国和泰国的水产品贸易，应该从贸易开放程度、互补性产品结构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来挖掘其贸易潜力。王雅丽、乐家华（2017）也同样指出中国和泰国同为渔业大国，从梳理中国和泰国两国水产品进出口规模和品种两个方面，分析了中泰水产品的现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

三是滨海旅游业。张越、陈秀莲（2018）指出虽然中国滨海旅游资源丰富，但存在如知名度不高、发展同质化、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所以中国的滨海旅游业应汲取泰国沿海旅游业发展的专业化，采取合营方式与旅游管理公司一起开发的同时保护旅游资源，实现旅游产业链的完善和升级。泰露露（2017）指出新马泰和中国南部各省份具有相似特点的海洋资源，应该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特点开展有差异化、有区别的合作，且新马泰三国的旅游竞争力都强于中国各个省份的旅游业。何文恩（2016）在“中泰旅游产业合作与发展研究”中，从泰国人的角度对泰国和中国旅游业进行了SWOT分析。通过发现两国旅游业的优势和劣势，探索泰国和中国的旅游业现状，来分析两国所面临的机遇和威胁，找出两国存在的问题，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协调各部门发展，共享信息，建立一整套配套机制，制定和鼓励发展新型旅游产品，增加旅游业的附加值，完善泰国和中国区域合作的规则、制度和标准。

1.2.2.4　中国与菲律宾海洋合作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1）中国与菲律宾海洋合作的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中菲海洋合作问题有一定的研究，但关于南海争端从菲律宾角度的原因分析较少，更多是基于中美两国之间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

Ikenberry（2016）认为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的上台对改善中菲海洋经贸合作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同时也恶化了美菲同盟关系。Clemente（2016）研究分析了中菲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现状，得出2012—2015年中菲南海争端造成了菲政府的贸易赤字，相比其他东盟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中菲两国进出口总额仍然存在很大差距。Brands和Cooper（2018）认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控制日益增强，此举对美国利益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必将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必要的军事优势。同时认为菲律宾在杜特尔特时期由于美国的资金援助不足致使调整了外交策略。Aruga（2017）认为杜特尔特政府在南海仲裁案获得胜利以后并没有立即开展执法动作，说明了杜特尔特政府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的谨慎。

（2）中国与菲律宾海洋合作的国内研究综述

中国与菲律宾两国在海洋领域存在很大的合作发展空间，同时在一些方面也存在冲突与竞争。中菲海洋合作的背景关系研究是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重点。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关注中菲海洋合作具体领域和产业区域合作的研究。

一是关于中菲海洋合作的背景关系的研究。雷小花（2014）研究、评析了菲律宾海洋管理的政策、立法、执法以及相关制度。李金明（2017）阐述了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搁置南海争议，加强和中国对接“一带一路”战略，改善了中菲经济、政治和外交关系。张慧（2018）阐述了中菲南海争议海域的执法局势、执法活动，并对中菲两国的海洋执法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在中菲南海争端中，中国需要加强海洋执法力量以及执法体制建设，同时设立专门的执法争端调节机构，通过调节、斡旋等一系列手段和平化解南海海域中菲的执法冲突，促进中菲开展执法合作。陆建人（2018）比较、分析、整理了中、美、日三国与菲律宾长久以来的经济交往合作，认为经济外交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外交手段，提出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加大对菲律宾的援助和投资、开放劳动力市场、调整贸易结构等一系列加强经济合作的举措。刘艳峰（2017）认为未来一段时期，中菲海洋合作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中菲两国应多加注意美国因素，以“一带一路”为契机缓和海洋合作的紧张态势。文章分析了中菲两国海洋合作关系缓和的原因、背景及其表现并提出了未来的发展前景。漆海霞（2017）通过采用三方不完全信息博弈中的信号博弈模型对中美及其美国盟友三方之间的互动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并采用数据统计分析进行了假设验证。文章通过结合观众成本研究分析了菲律宾在黄岩岛事件和南海争端前后的政策行为。祁怀高（2017）研究分析了中菲两国在近几年合作的总体趋势，认为中国相对美日在对菲经济贸易中占有竞争优势，是中菲两国解决南海争端、开展海洋合作的压舱石。

二是关于中菲海洋合作具体领域的研究。为推进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合作，雷筱璐（2018）从国际法和菲律宾国内法的角度出发，梳理了中菲此前在合作过程中失败的障碍，并分析了菲律宾在南海仲裁案之后有关内容、对开发合作的立场以及在无争议海域的合作开发菲律宾国内法的影响，以此提出了中菲在海洋开展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的可行方法。韩杨（2014）研究分析了菲律宾渔业资源、产业发展、市场发展以及渔业管理体制现状，提出了中菲在东盟自由贸易区下，将中菲两国在渔业各方面的优势进行互补，开展更加广泛的渔业合作。马丽君（2015）研究了1986—2011年中菲旅游的相关数据，发现随着两国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的提升，旅游推动贸易的积极作用逐渐增强，为促进两国旅游交往、推动经贸往来提供了有力参考。

三是关于中菲海洋产业区域合作的研究。骆永昆（2018）认为，东南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处在关键地带，是我国外交的重点区域。文章通过回顾中国与菲律宾之间海洋产业合作现状，研究分析了双方海洋产业合作的背景、动力以及阻力，探讨了未来海洋产业合作的发展前景。张罡华（2013）研究分析了中菲两国之间关于海洋环保、旅游、渔业、油气开采等方面的合作发展前景，在政策层面和法律层面提出了两国之间的合作机制建议。姚微（2018）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菲两国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菲两国之间经济合作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提出了深化贸易结构、产能、港口等各方面合作的政策建议。

1.2.2.5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海洋合作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1）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海洋合作的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涉及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海洋合作的研究较少，更多地侧重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贸易合作方面的研究。印度尼西亚在中印尼双边贸易中的比较劣势可能引起印度尼西亚政治态度转变，两国应改善贸易不平衡局面，以促进两国的进一步合作。Anne Booth（2011）在叙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贸易关系基础上，指出印度尼西亚向中国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体现出两国之间的比较优势，印度尼西亚对此表示忧虑，政治态度可能有所转变。Muhammad Badruddin（2013）以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为背景，分析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液化天然气贸易对本国经济与政治的影响，提出应努力改善两国之间不平衡的合作局面。Grisvia Agustin等（2014）借助RSCA指数对印度尼西亚在1995—2011年的制造品进行分析，认为印度尼西亚制造品竞争力软弱，导致产业内贸易不平衡，此种情况阻碍了中国与印度尼西亚进一步深化合作。

（2）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海洋合作的国内研究综述

就国内的研究成果来看，尚没有纯粹研究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开展海洋合作的相关文章，国内学者关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海洋合作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海洋战略对接角度；二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两国海洋合作角度。

国内学者从中印尼两国战略对接角度出发，指出“海上丝绸之路”与“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是两国开展海洋合作的新机遇，两国海洋合作面临海洋主张分歧、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大国竞争和投资风险，应抓住机遇，妥善处理挑战，深化合作，推进战略对接。薛松、许利平（2016）分析了印度尼西亚海洋战略提出的背景，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海洋合作的新机遇，应积极应对分歧、民族主义以及大国竞争等挑战。郭仁蒸（2015）提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应当抓住机遇，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全球海洋支点”有机对接，深化合作，促成优势互补，谋求双赢。许培源、陈乘风（2015）从印度尼西亚对中国“海上丝路”的看法入手，提出中国应从海上互联互通和出口型制造业与印度尼西亚对接，形成“点、线、面”一体化协同，推动两国战略对接。金英姬（2016）从中国投资印度尼西亚存在的风险角度进行论述，提出促进两国投资合作的对策。

还有学者从中印尼海洋合作角度出发，分析两国海洋经济合作的现状、前景和优势，提出促进两国海洋经济合作的对策。同时，对两国在海洋渔业、旅游、科技、互联互通、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展开研究，针对性地提出增进合作的路径。杨程玲（2015）从印度尼西亚海洋经济合作出发，指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应加强海洋旅游、渔业、油气以及互联互通等方面合作。宁凌、陈国辉（2016）认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发展海洋经济各有优势，但未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中国要坚定合作信念、合理分配合作收益、努力增强实力，促进两国海洋经济合作。门达明（2015）以南海旅游为视角，从地域空间状况、旅游资源状况、旅游产品开发等角度对中印尼旅游合作展开研究。林梅（2008）在对中印尼渔业合作研究中，发现两国渔业合作问题与潜力并存，提出要继续深化水产养殖、合作捕捞、水产品加工合作。翟崑（2014）提出中印尼两国的海上互联互通，是新时代赋予两国的伟大机遇。中国要抓住机遇，推进两国平稳合作，与印度尼西亚共同推进海上全球互联互通，并提出应将海上全球互联互通作为共有概念，设计联合行动。葛红亮（2016）认为两国需要在海洋意识觉醒的基础上，增强两国海洋外交与推进海洋人文对话，夯实民意基础，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尹海春（2016）指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正式启动“中国—东盟科技伙伴计划”，为两国科技和人才建设提供良好的合作平台，提出两国合作存在很多阻碍因素，应及时规避风险，尝试通过建立战略、服务支撑和融资引智等路径来破解两国合作难题。

1.2.2.6　中国与越南海洋合作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1）中国与越南海洋合作的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中越海洋问题有一定的研究，主要包括从南海争端视角和中越冲突事件两个视角开展研究。

一是从南海争端视角的研究。梅丽莎·H．诺佳（2014）分别探讨了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勘探石油制度，并得出结论，“越南的政策和做法侵害了中国在南海潜在或实际石油勘探和开采的正当权益”。《美国观点》杂志（2014）分析了越南专门召开对抗中国的海防立法会议，提出中越冲突有激化的趋势。尼格恩·洪·斯奥（2001）在分析了南中国海局势之后，认为越南与南中国海岛屿争端方面的起因是复杂的，强调需要为南海各国商议严格的国际行为守则。切尔福·丹尼尔（2012）则认为南海争议一直存在，近年冲突有升级的趋势，但越南与中国海上贸易仍有繁荣的倾向。

二是从中越冲突事件视角的研究。蕾姆赛斯·艾美尔（2001）在“中国—越南冲突的分析报告中，Zartman的‘成熟度理论’能提供多大的相关性？”的文章中用Zartman的“成熟度理论”解释中国—越南冲突的解决方案的相关性。文章提出了包括“伤害僵局”“成熟的时刻”和“成熟的解决”三个核心理论的概念，最后得出结论：Zartman的理论方法对解决中越冲突的情况没有解释价值。尼格恩和丝阿格（2014）列举了越南活动家抗议中国南海争斗的系列事件，并指出中越两国上至政府间存在的政治不信任，下至两国部分民众的互相误解为南海争端提供了隐患。威廉·热贝卡（2014）认为，中国南海战略不受越南抗议活动的影响，有清晰的战略方向。米歇尔·麦克狄维特（2013）认为，2010年中越海上冲突爆发之际，奥巴马政府表示将通过外交和更大的军事存在的结合，在中国南海（SCS）重建以规则为基础的稳定状态的策略是美国在复杂的南海问题上陷入的一个战略性死胡同（吴方阳，2018）。

（2）中国与越南海洋合作的国内研究综述

中越关系既存在合作与互利的空间，也包含冲突与竞争的环节，主要体现在海洋领域。中越争端的起因、背景、发展以及解决方法是国内一些学者研究的重点。另外，有部分学者聚焦于如何应对中越海洋争端，使海洋领域向趋利性方向发展。少数学者比较具体地提到了中越海洋合作的区域性和领域性的特点。

一是关于中越海洋合作的内外因素影响的研究。（1）外部因素。王秋明（2013）阐述了中越南海争端产生的背景、原因及影响因素。从南海的战略价值出发，结合中国、越南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南海对两国的经济和战略价值，认为中国须站在全局的高度，多维度地看待问题，综合运用政策、法律、军事等方法制定中越南海争端的应对之策。时永明（2011）提到南海问题是中越关系的根本。王林（2016）认为需从越南海洋经济发展出发，分析越南的南海主权争议战略并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高桂芳（2016）提出导致中越南海争端不断激化的原因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外部因素有包括美国和日本等域外因素的不断介入。王键（2015）认为美日海权同盟对华海洋侵权策略具体且强势，日本配合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并试图拉拢台独势力拼凑包围中国的东亚海洋联盟。文章分析整理了近年来美日大力加强与越、菲等南海周边国家的军事合作事例，提出中国三海（台湾海峡及东海、南海）形势严峻。（2）内部因素。刘轶勍（2007）认为越南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目前处在迅速摆脱多年战争所带来的落后与贫困，进入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阶段，大力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已经成为越南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的首要工作。覃丽芳（2016）认为，越南海洋渔业对其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但越南海洋渔业资源快速枯竭，促使中越海上摩擦增多。

二是关于中越海洋合作具体领域的研究。（1）中越渔业合作的研究。为维护北部湾水域和共同渔区的秩序和稳定，陈平平、李建伟（2013）提出要成立双方北部湾协调管理机制，共同协商安排协定水域的渔业生产，开展共同渔区的渔业资源联合调查活动。张良福（2014）认为，《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的签署和生效“标志着在北部湾海域中越两国渔民已结束完全自由捕鱼时代，北部湾渔业生产进入按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国际惯例进行管理时代”。（2）中越旅游合作的研究。唐娟（2015）提出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依托，利用北部湾开放开发、沿海开放、边境开放等政策，以推动中国广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实现广西旅游跨越式发展为落脚点，以中越“两廊一圈”区域为建设重点，不断加强中越国际旅游区合作以中越国际旅游合作区为依托，培育广西旅游的国际化发展特色。

三是关于中越海洋合作特定区域的研究。蓝国兴（2014）认为，中国共有3个省区面临北部湾，即广西、广东和海南，而广西与越南接壤。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一种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合作开发北部湾能使两国收获较好的效益。杨然（2009）则认为中越海洋合作可由北部湾扩展至中越部分地区性的海洋合作，如中越地区性合作中可以推动海洋相关领域的合作，如海洋装备、海洋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1.2.3　简要述评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中国与东盟海洋合作的研究较为少见，更多侧重于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中国综合国力上升对东盟的影响以及双方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海洋合作等方面的研究。国内涉及中国与东盟各国海洋合作的研究可见于中国与东盟战略对接、中国与东盟区域性海洋经济合作以及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海洋合作等方面的文献。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全球海洋支点”规划的提出，国内学者对中国与东盟海洋合作的关注不断增多，国内关于中国与东盟海洋合作的现状、前景、机遇及挑战分析的文章已不鲜见，也提出了一些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海洋合作的路径与对策，然而大多是对合作中某个方面或某个合作领域进行描述或进行简单分析，未能形成完整系统的结论，研究视角较为单一，且比较零散。本书在已有基础上，对中国与东盟深化海洋合作展开研究，全面探索中国与东盟海洋合作思路。

国内外学者们对于中国与东盟海洋相关问题有比较多的研究，为本书继续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提供了大量阅读文献。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们在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经济合作以及海洋经济合作的现状和路径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总体来看，关于不同国家或区域间总体经济合作的文献多，探讨海洋合作的文献较少，专门探讨中国与东盟国家海洋合作的文献更为鲜见。在已有的文献中，定性分析经济合作的文献较多，构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献较少，这可能与获取其他国家的经济数据难度较大有关。在寥寥无几的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海洋经济合作的文献中，研究重点往往是停留于概括性的阐述，缺乏具体的海洋经济合作模式，也较少提及主要海洋产业应该如何开展合作的问题。基于此，本书提出构建中国与东盟国家海洋经济合作框架，试着以中国与东盟海洋合作的视角去探讨解决中国与南海多国海洋争端，希望通过学术界与政府共同的努力能够实现南海海域的和平与稳定，本书能够进一步丰富海洋经济合作的理论研究文献，也希望能为中国与东盟各国深化海洋经济合作提供具体路径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