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需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图腾族徽、祖先鬼神崇拜、宗教现象的产生，国家及官阶的出现，军事、外交、农耕、商贸等活动的频繁，促使社会需要一种公认的法权凭证和凭信法物，玺印因此而产生。正如徐畅《先秦玺印图说》言：“玺印自生发以来，在滥觞期作为一种生产工具、纹饰族徽参加物质财富的建设；玺印在成熟期以后作为权力象征、凭信和祈求物……流行于社会的方方面面。”

综上所述，可以说，有了陶拍（玺印的实物雏形），有了文字（玺印的内涵），加之社会需求（凭信及法权）的催化，促使玺印的诞生。

到了战国时期，社会交往已十分频繁，使玺印的用途日益广泛，这就催生了制玺业的发展。大量出土实物证实，当时的玺印制作已趋成熟，有的相当精美。

但任何事物不可能在历史的某一时期突然产生，且呈成熟状态，它必定有一个发生、发展、成熟的渐进过程。可以推测，传世的大量战国玺中必然有春秋甚或商周的实物混迹其中，可惜现在考古手段尚不能将其区别开来。

当然学界对玺印的起源更有印陶说、商玺说、铭文说等，即玺印产生当源于先人的劳动工具。

知识链接：商玺

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中曾著录了三枚安阳殷墟出土的铜玺，形象接近铜器图徽，后经学者董作宾、李学勤等进一步考证，认为是“商玺”。第一、第二枚徐畅等读为“瞿甲”“亚禽氏”（《先秦玺印图说》）；2001年李学勤撰《试说传出殷墟的田字格玺》一文，将第三枚玺面改变放置方向后（右侧上下二字是阳文，左侧上下二字为阴文）释为“旬抑（印）直（埴）”，“涵义就类似于旬之玺”，“玺面文字阴阳参半的布局，也是特别值得指出的。殷商金文已经有少数阳文的，说明有了阴文、阳文的概念”。

但也有学者认为，三玺出土情况不详，而且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十次对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却不曾发现玺印实物。因此此三玺很可能出自上层堆积中，为对历史负责，暂不能确认它为商玺。

2016年6月30日，陕西省渭南市文物旅游局在澄城县王庄镇柳泉村墓葬抢救性清理发掘过程中，意外发现了西周早期的龙钮形玉玺和青铜簋各一件。

玉玺印面内凹约0.2毫米，由十字界格区分。印文可能是一种表义性的文字画。同时出土的这件青铜簋，腹内底部有铭文“□□作父已尊彝”。

这是西周早期墓葬中首次出现随葬玺印，为我国印学史上的重大发现。龙钮玉玺的出土，证明商周时期玺印制作已十分精美，玺印的产生应当更早。

玺印历代名称多变，秦汉有“玺”“印”等称谓，两汉官印也称“章”“印章”“印信”等，唐武则天时期改“玺”为“宝”，此后历代帝王用玺也有称“宝”的，中宗又复称“玺”，唐宋有“朱记”之称，北宋称“图书”，南宋又称为“合同”，元有“押”印，明清更有“符”“契”“信”“关防”等称谓。现代则把先秦玺印称为“古玺”，实用印章称为“公章”“私章”“印章”或“图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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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大量竹简，这些竹简长23.1～27.8厘米，宽0.5～0.8厘米，写于战国晚期至秦统一初期，内文为民间率意手书的大篆墨迹（蕴篆向隶变的笔意）。内容主要是秦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中国书法及先秦时期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提供了实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战乱，峄山刻石原石已毁。此是宋淳化四年（993）根据原石拓本翻刻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