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

从修昔底德开始,历史学家一直在关注文明的兴衰和人口增减之间的关系。

——肯·戴可沃(Ken Dychtwald)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在其他全球性问题的阴影下蹒跚前行。这步伐虽然缓慢,但却从未停止,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比例居高不下[1],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数量快速增长[2],导致这一问题的产生(见焦点框1)。

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下是常见的解释。

1.生育率持续走低。这是因为生育意愿的降低,以及推迟头胎出生时间的女性,其预期寿命在不断延长。

2.死亡率的下降——特别是年轻群体的死亡率的下降(包括男性的存活率超过预期)。

3.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尤其是老年人口的数量和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提升,同时青年人口的比例下降(抚养比的变化)。

4.生命周期的延长,推动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高龄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高龄老年人口[3]的增速高于老年人增速的平均值)。

5.世界部分地区的人口迁移导致青年人口的比例显著下降。

6.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之下(新生人口数量少于死亡人口数量)。[4]

焦点框1

续表

据估计,直到17世纪时,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仅占全部人口的1%左右。而到了20世纪初,只有四分之一的老年人有望活到65岁。[5]现如今,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之中,老年人的寿命比以前长得多:预期寿命已经大幅提升至80岁左右,在最发达的地区,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83岁,男性约为79岁;而在发展中地区,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77岁,男性约为75岁。

到2020年时,最发达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有望提高到83~88岁。发达国家近七成的人口有望活到65岁,而三到四成的人口则可以活到80岁左右。[6]

目前,全世界每9人中就有1名老年人,全球人口平均年龄为37岁。到2050年时,平均年龄将上升到46岁(意大利为57岁,日本为54岁,德国西部地区为53岁)。欧洲将成为拥有最多高龄人口的地区(2008年时,欧洲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40.4岁,而到2060年则可能提升至47.9岁)。欧洲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是希腊、瑞典、比利时和意大利,而人口年龄结构最年轻的国家为爱尔兰、荷兰和芬兰。到2020年,退休年龄人口增幅最大的国家主要是德国、瑞典、日本、法国、英国和美国(按顺序排列)。[7]

全球性的人口结构发生改变,意味着不同年龄层的人口结构图由金字塔形(1900年时)逐渐向矩形转变。换言之,成长型的人口结构(细高的三角形)正转为稳健型的人口结构(警钟型),并逐渐向消退型的人口结构(骨灰坛的形状)转变。[8]

学者们认为在经历了两次人口结构转变[9]之后,第三阶段的人口转变正在到来。这种转变主要是由国际人口迁移所造成的,并改变了世界诸多地区的人口结构。今天,生育率的鸿沟正在逐渐被替代性迁移replacement migration)所填平,不过,未来人口的生育率水平依然前途未卜,特别是在低于更替水平的部分国家。这一过程是否会进一步恶化,有没有办法重新提高生育率呢?我们无法确认欧洲和亚洲发达地区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家庭规模的缩水、生育头胎年龄的延迟、某些生物方面的原因,可能导致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不过它也有可能给很多地方的社会与经济带来戏剧性的转变。[10]因此,要判断弥补劳动力不足所需的迁移人口很难——据专家估计欧洲需要2300万名[11]移民以填补人口短缺,但也有评论认为到2050年,欧洲至少需要1亿名移民才能避免人口的持续性减少,1.61亿人方能维持必要的劳动力供给,14亿人方能使抚养比维持在合理的水平之上。[12]

值得一提的是,1880年俾斯麦提出把65岁作为退休年龄,而当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低于45岁。现如今,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中,老年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生活质量越来越高,这主要得益于经济的增长、健康条件的优化、医疗水平和技术的进步。在过去50年中,人们的预期寿命平均提升了20年,无怪乎联合国的专家们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生命阶段应当这样进行划分:

1.18~24岁,青少年期;

2.25~39岁,青壮年期(比以前更长);

3.40~59岁,中年期;

4.60~79岁,“后”中年期(延迟的,推迟的);

5.80~99岁,老年期(明显地向老年期转变);

6.100岁甚至更高,“后”老年期(推迟的)。

尽管当今“不确定性”成为一种主流,而人口的变化却是可以确定的。全球人口的老龄化(特别是欧洲)的趋势不可逆转,同时也是史无前例的。现如今,人口学可以对人口结构的变化进行长期性的预测,这主要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大洪水、战争、革命、疾病等事件的影响,人口的相关指标和系数变化相当缓慢。会在50年后变老的人现已出生——在了解当前人口趋势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未来几十年老年人口内部结构的大致变化趋势做出预判。由此,社会保障系统会提前做好预案,为老年人提供适切的保障与支持服务。

尽管借助长期视角对人口进行预估并不困难,但它必须在多个短期预判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完善。人口变化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而是和多方面要素,包括生产、消费、储蓄、投资模型,以及生活模式(经济、技术发展、市场、文化改变等)有关。这些要素在构建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部分领域时将具有显著的影响力。尽管如此,提前几年或几十年时间对以上要素做出预估是相当困难的。

全球人口结构变化的幅度、深度和范围深刻揭示了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本质。[13]

全球人口老龄化迟早会引发政治、经济与社会运动,正如大多数人口老龄化都会导致经济结构的转型与政策(特别是社会政策)的转变。不久以后,这些结果将会引发文化的转变,从崇拜青年人,到经验重要性的回归,亦即象征着高龄群体的回归。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与全球老龄化有关的各种过程和现象可能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导致老人政治再度觉醒,而且必然会引起家庭结构的深度转型。一些比较极端的老年学家,在预测未来政治走向时认为,全球秩序将迎来重组。[14]

不管对人口老龄化是怎样的态度,忽视这一问题肯定是不行的,不断增长的老年群体,使周遭的人们日益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变化的、多世代的社会之中。此外,关于老年人既是这种变化的代表性群体,也是这种变化的受益者的说法被广为接受。由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不断增长的老年群体,从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果这一层面,来综合分析老年人在家庭和社区之中的角色。

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并存已成为普遍现象。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说,20世纪中出现的青年群体在人口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将一去不复返,[15]而21世纪则会开启一个新纪元:“熟年”群体(the matured)的时代。毫无疑问,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将会对社会生活各方面带来深远的影响——甚至在很多时候跨越国家、政权和文化的界限。

因此,在本书的序言中所提到的事态将必然发生,而在此之后,一切都会有所不同[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