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17年5月31日,一个宁静夏日的上午,北京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四合院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兴致勃勃地拜会了陈元,向他请教开发性金融理论的由来,“芜湖模式”怎么在20年前的中国土壤上生根发芽,国开行怎么支持华为等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攻城拔寨……这些故事博尔顿也许曾在某些报道或书籍中看过,但亲耳聆听故事的主角用他自己的视角和情感,在谈笑风生中讲述出来,感觉更加的生动与真切。

这位著名的经济金融学家4月份刚在欧洲顶级经济学杂志Economic Policy(《经济政策》)上发表了一篇研究开发性金融的论文。(1)他的合作者是两位同样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拉巴·阿尔扎基(Rabah Arezki)、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这篇论文系统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的开发性理论,更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论证了这套理论对世界金融理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当帕特里克·博尔顿有机会来到中国时,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开发性金融理论的缔造者和实践者——陈元。

博尔顿说,“开发性金融”不仅是一个名称,而且是一套完整的创新做法,既不同于传统的商业银行,也不同于依靠财政支持的政策性银行,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模式将政府和银行的力量相结合,能够创造价值、产生收益,进而推进经济发展。“芜湖模式”在中国一炮打响,在全球范围内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他认为,对开发性金融的认识还需要克服一个相对固化的意识形态障碍:主流的经济学认为开发性金融并不赚钱,是赔钱的。但实际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开发性金融填补了中长期投资的空白,它的盈利性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而且开行的成功让世人瞠目结舌。“有‘芜湖模式’这样一个成功先例在前,我们还是应该学习开行的经验。”博尔顿说。

开发性金融理论在国内得到高层肯定,并在国际理论界获得高度认可,在多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段路走了足足20年。

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担负着开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历史使命,独撑起三峡工程这样的巨型项目。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企业负重改革、传统金融体制积弊以及国开行自身的经营模式等问题,使得这家银行1998年的不良贷款率高达42.65%。这一年,陈元抱着创业的心态走进国家开发银行,提出了“在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办银行的新思路。“对拖欠贷款的企业,我们绝对不能放贷,即使有六个副总理给我写纸条,我们也没放。”陈元谈起当年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

一方面要顶住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创新,用新模式、新方法去击穿一个个难题。比如,债券摊派销售难以为继,就尝试市场化发债;市场缺乏信用,就用融资撬动政府、企业等各方建立信用机制;传统贷款模式无法撬动某些战略性重大项目,就创设新的融资模式……正如陈元所讲,“开发性金融是一个创造市场的过程,面对大量的市场缺损和空白,它改变财政简单‘输血’的方式,通过建设市场和制度,培育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用‘造血’的方式从根本上消除瓶颈问题。”

盘点中国大大小小2000多家银行,恐怕没有第二家像国开行这样,唯国家利益马首是瞻,视执行国家战略为己任。成立20年来,国开行所行之事,无不围绕国家战略展开:鼎力支持南水北调等国家级大工程、倾情投入西部大开发、拯救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扶助民族品牌走向海外市场……读国开行的这段历史,犹如翻阅中国20年的经济发展史。

国开行以忠于国家使命又极具探索性、创新性的大行形象立于国际金融界。她的可贵在于,拥有国家信用,却没有躺在国家信用上安枕无忧、不思进取,反而一锄一镬不懈耕耘,突破创新;她始终坚守国家使命,为服务国家战略而竭尽所能,又努力做到将商业可持续性作为机构发展的立身之本。而今,国开行已登顶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超过1.2万亿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规模总和,同时又把不良贷款率控制在1%以下,创造了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奇迹。

陈元先生成为公认的为中国金融界做出了重大、突出贡献的开发性金融理论家与实践家。这位银行家之所以赢得尊敬,乃因他内心深处始终怀着浓浓的家国情怀,有着高屋建瓴的全局观,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皆为服务国家战略。同时,他又具有一种创业创新、一往无前的精神,一种将商业运作与使命感高度融合的智慧。这种精神和智慧,也正是开发性金融理论的精髓所在。


(1) Arezki. Rabah, Bolton. Patrick, Peters. Sanjay et al. From global savings glut to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J].Economic Policy,2017(4):221-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