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陈元：家国情怀，金融帅才

承继父亲的红色情怀

1998年4月2日，农历戊寅年的春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在伦敦举行了首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他器重的干将陈元，则受命来到了国家开发银行，成为这家亟待变革的政策性银行的掌舵者。

这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亲自把陈元送到了国家开发银行。53岁的陈元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之位上已有十年之久，当天他身着笔挺的深蓝色西服，步履沉稳。与国开行领导班子短暂的交流中，他神色肃然，数语寥寥，措辞缜密。十多年后，有人这样形容他：内敛、沉稳、低调，话不多说，言简意赅，如果要给他贴上个性化标签，那一定是“大格局、家国情怀、国际视野”。

“陈行长思考问题第一个考虑的一定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其次才是开行的利益。他不仅深谋远虑，而且非常有前瞻性、创新性，这点我们这些后辈也自愧不如，感觉压力很大”。一位熟悉陈元的开行干部说。

1998年3月，陈元被任命为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这一届领导班子阵容强大，原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杨晓堂任党委副书记，原证监会副主席王益任副行长（2008年5月因涉嫌受贿被“双规”），原国开行能源水利评审局局长李昌富任纪委书记。原行长姚振炎、副行长屠由瑞去职，原副行长刘明康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陈元突出的才学品性受益于家庭的好学、严谨之风，更直接承继了父亲心系天下、慎言敏行的精神衣钵。话到此处，便无法绕开陈元特殊的身世和家庭背景了。

陈元1945年生于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是家中长子。父亲陈云是新中国的开国元老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被外界称作“共和国的红色掌柜”。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全面主持经济工作，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扭转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凋敝、物价飞涨、财经混乱的艰难局面。

陈云对子女的教育是传统而严厉的。在父亲的影响下，陈元从初中开始看《参考消息》，阅读《马克思传》，高中和大学自学哲学，通读了《资本论》，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这些青少年时期就形成的良好习惯，令他终身受益，他在后来数十年中都将读书视为一种习惯。

陈云从不代替子女做决定，所以，陈元和姐妹、弟弟成年后选择的职业大相径庭，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兴趣。这位父亲恪守纪律，从不在家讨论政事，但他胸怀天下、严谨求实、善于调查研究等作风对儿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少年陈元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工程师。1965年，陈元考入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但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临。陈元避开了残酷的派别斗争，毕业后被下放到湖南某工厂劳动锻炼三年，而后调到中国航空工业部第三研究院做了一名技术员。

技术员终究不是陈元想要的归宿，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已经做了5年技术员的陈元激动万分，立刻全力准备考试，当年即顺利考取了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再次进入清华大学。这一年，陈元33岁。

或许是受父亲的耳濡目染，或许是看到经济建设最急需的不是工程技术人员，而是精通经济的管理人才，这一次他选择了经济管理专业。一年后，他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接受系统而严格的学术训练，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在院内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后，他被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担任工程师。

在经受了下放劳动和重考深造的磨砺之后，命运给这个充满斗志和憧憬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扇门，一扇他曾试图绕过却注定要穿越的通往政界的大门。

1982年，陈元从北京市西城区委副书记的位置上，开始了他的政坛生涯。一年后，他被提升为书记，之后成为北京市委常委，后又调任北京市政府商贸部部长兼北京市体制改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他在学术领域的活跃程度和影响力亦让人刮目相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刚刚告别了思想闭锁、万马齐喑的年代，一批青年经济学者在聚会中、在报刊上掀起了一场研究经济政治运行机制、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的热潮。40岁的陈元作为意见领袖之一，把这拨热血青年召集起来，成立了北京市青年经济研究学会，担任会长，并邀请孙尚清、厉以宁、吴树青等著名经济学家担任顾问。周小川、马凯等现任经济金融界领导，当年也是其中的活跃分子。⁽²⁾研究学会逐渐在中国经济圈声名鹊起。

这一时期，陈元提出了“紧运行”理论，对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环境与条件，进行了开创性的刻画，为经济界提供了一个分析“改革初始结构”的理论框架。

1988年，陈元带着他的经济研究成果步入金融系统的领导岗位，担任央行副行长。随后10年里，他奉行父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座右铭，经常到基层去做调研，调研笔记就有厚厚几大本。

在此期间，陈元先见地提出，要发展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将商业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相分离，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市场的准入和利率市场化。这也成为他日后到国开行展开一系列变革和创新的理论基础。

陈元的使命

1998年初的一天，陈元来到朱镕基总理的办公室，接受了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朱镕基希望他到国开行去，“把国家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搞好”。⁽¹⁾

十多年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刻的复杂心情：“我感到了两个重要的担子：第一个就是必须保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得到融资支持；第二个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里是没有多少市场机制的，很多人借钱都不还，造成银行不良贷款率比较高，到国开行必须从头建立起这样一个市场机制，这对我来说可能是更重的一个担子。”

陈元接受了朱镕基的嘱托，怀揣一种使命感，从人民银行走进了国家开发银行。其实，他从心底是乐于接受这份挑战的，金融界10年的砥砺，使他积淀了丰厚的理论学素养和监管经验，正好到银行去激活和释放这些能量，开拓一份新的事业。

“当时我就树立了一个目标，到银行就要把它办好，办成世界一流的银行，按最高标准来要求。”陈元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对这次调任，陈元周边的朋友一面恭喜道贺，一面也心生好奇。他那些金融界的朋友，见面第一句话往往都问：“从中央银行到了开发银行，有什么感受？”他坦诚回应：“过去是叫别人办好银行，因为我搞了很长时间的金融监管，现在轮到自己办银行了，压力很大。”

这话一点也不矫情。因为在不少借款人的心目中，政策性银行就是政府的“第二财政”，提供的是免费午餐，可以借钱不还，明目张胆的逃废债十分盛行。陈元上任之初的1998年3月，国开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32.6%。

他坦言：“看到这个数字，我马上就头大了，要知道，如果一个银行有30%多的不良资产，就意味着难以持续下去，很快就会出现大问题。”因此，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对国开行进行重新定位，“办真正的银行”，并掀起了数轮信贷管理体制改革。